【文匯網訊】據新華網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刊載11月號文章，題為《「美國例外論」的錯覺》，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治學院國際問題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文章認為，美國人津津樂道的「美國例外論」基本上是一種錯覺。關於美國道義地位優越的大多數說法都失實，美國人過多地攬下全球進步的功勞，卻極力粉飾其不那麼光鮮的一面。美國遠非一個所作所為與其他大國迥異的獨一無二的國家，它首先追求的是自身利益。內容摘要如下：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名人們稱美國是「自由帝國」，是「山巔閃耀之城」，是「地球上最後最美好的希望」，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是「不可或缺的國家」。大多數「美國例外論」言論認為，美國的價值觀念、政治體制和歷史是無與倫比的，值得全世界景仰。它們還暗示，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發揮獨特和積極的作用是命中注定的，它有這個權利。
對美國全球角色的這種沾沾自喜的描述只有一點是錯誤的，即：它基本上是一種錯覺。毫無異議地信奉「美國例外論」使美國人更加難以理解為什麼其他人對美國的主導地位興味索然，往往對美國的政策感到擔憂，並且經常對他們眼裡的美國虛偽表現感到憤怒，無論所涉及的話題是關於擁有核武器和遵守國際法，還是關於美國總是譴責其他國家的行為卻無視自身的缺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國人不那麼堅信自己無可匹敵的德行，並且不那麼急切地予以宣揚，那麼美國的外交政策大概會更有成效。
總之，我們要更加切合實際、更加審慎嚴謹地評估美國的真實特性與貢獻。本著這種精神，我在這裡談一談關於「美國例外論」的五大錯覺。
錯覺一：「美國例外論」確有非凡之處
每當美國領導人提及美國的「獨特」責任時，他們的言下之意就是，美國有別於其他國家，這些差別要求他們肩負起特殊的重擔。
但這種誇誇其談沒什麼不同尋常的，說這些話的人其實是在走一條老路。大多數大國都自視高人一等，在把它們的喜好強加給他國時認定自己是在行善。英國人認為自己挑起了「白人的重擔」，法國殖民主義者用「教化義務」來為他們的帝國辯護。帝國擴張活動乏善可陳的葡萄牙認定自己是在從事某種教化事業。就連許多前蘇聯官員也發自內心地認為他們正引領世界朝著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前進。
因此，美國人宣稱他們不同尋常和不可或缺不過是在老調重彈罷了。在大國當中，認為自己具有特殊性是常態，不是例外現象。
錯覺二：美國比其他國家表現得要好
「美國例外論」基於這樣一種信念：美國是一個無比正直善良的國家，它愛好和平、崇尚自由、尊重人權、施行法治。美國人喜歡認為他們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做得好得多，當然也就比其他大國做得要好。
要真是這樣就好了。但公正冷靜地回顧一下歷史會發現，關於美國道義優越地位的大多數說法都失實。
首先，美國是現代史上最具有擴張主義色彩的一個大國。它剛開始只有東海岸的13塊小殖民地，但在1846年從墨西哥手中奪取了得克薩斯、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最終將版圖擴大到北美西海岸。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消滅了大多數土著人，並將倖存者驅趕到荒涼貧瘠的保留地。到19世紀中葉，美國已經確立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權。
從那以來，美國打了無數場仗———有不少是它挑起的，它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根本稱不上是克制忍讓的楷模。1899-1902年征伐菲律賓行動導致了20萬到40萬菲律賓人喪生，其中大多數是平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國毫不猶豫地在空襲中炸死30.5萬德國平民和33萬日本平民。難怪指揮對日轟炸的李梅將軍告訴助手：「假如美國戰敗，我們都將成為戰犯遭到起訴。」美國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投下了超過600萬噸的炸彈，其中包括成噸的凝固汽油彈和致命的脫葉劑如橙劑。那場戰爭中約有100萬平民喪生，美國對其中許多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
再往後，得到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反對派發動內戰導致了約3萬尼加拉瓜人喪生，按人口比例計算相當於死去200萬美國人。過去30年間，美國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25萬穆斯林死亡，其中超過10萬人死於2003年攻佔伊拉克以後。美國無人機和特種部隊目前在至少5個國家追殺恐怖分子嫌疑人，在這個過程中不知道已經置多少無辜平民於死地。然而，如果有外國對美國做出這種舉動，美國人肯定會認為其不可原諒，可是幾乎沒有哪個美國政治家質疑過這些政策。美國人反而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恨我們？」
美國在人權和國際法問題上說得天花亂墜，卻拒絕簽署大多數人權條約，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締約國，而且特別喜歡討好人權記錄劣跡斑斑的獨裁者———還記得我國的老朋友胡斯尼·穆巴拉克嗎？假如這還不夠，那麼，阿布格裡卜虐囚、小布什政府對水刑的濫用、非常規引渡和預防性拘留當能動搖美國關於其所作所為始終具有道義優越性的信念。奧巴馬決定保留其中的許多政策，說明這些政策絕非暫時的偏差。
史實是清清楚楚的：在遇到外部危險時，美國領導人做了他們覺得自己必須做的事，極少關注道義原則。美國無比善良正直的看法或許能讓美國人感到欣慰，可惜並不屬實。
錯覺三：美國的成功得益於其特殊天賦
美國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美國人往往認為他們崛起為世界強國是開國元勳們的政治遠見、美國憲法的優點、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美國人民的創造力和辛勤勞動直接造就的。按照這種說法，美國如今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是因為美國的確特殊。
這個版本的美國歷史不乏真實之處。移民蜂擁來到美國尋求經濟機遇絕非偶然，「熔爐論」促進了一波又一波新美國人的同化。美國的科學技術成就完全值得稱頌，而且多多少少應歸功於美國政治秩序的開放性和活力。
但是美國以往的成就既得益於美國無與倫比的優點，也得益於美國的好運。這個國家剛建立時的好運在於這片大陸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通航的河流縱橫交錯。它的好運還在於它與其他大國相隔甚遠，更幸運的是，土著人不那麼發達，還特別容易感染歐洲疾病。美國建國之初的大部分時間裡，歐洲列強相互廝殺，大大方便了美國在北美大陸進行擴張。在其他列強打了兩場極具破壞性的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牢牢佔據了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美國崛起之路的這一回顧並不否認美國做過許多正確的事情，但也承認美國的現有地位既要歸功於所謂特殊天賦或者說「天定命運」，也要歸功於好運。
錯覺四：世界上的好事大多源自美國
美國人喜歡把國際社會積極動向的功勞記在自己頭上。比爾·克林頓總統認為美國「對於促成穩定的政治關係不可或缺」，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美國的至高無上地位對於「世界上自由、民主、開放經濟體和國際秩序的未來」至關重要。記者米高·赫什說得更為露骨，他在《與自己交戰》一書中寫道，美國的全球作用「是千百年來、也許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這個世界收到的最好禮物」。鑒於美國領導人極盡自誇之能事，大多數美國人把自己國家視為國際事務中一支絕對的積極力量實在不足為奇。
跟前面所說的一樣，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談不上完全準確。美國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了無可否認的貢獻，包括馬歇爾計劃、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創建與管理、對民主和人權核心原則的聲援以及在歐洲和遠東地區大體上起著維持穩定作用的駐軍。但是認為一切好事都源自華盛頓的智慧則過分誇大了美國的貢獻。
首先，雖然看過《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頓將軍》的美國人也許會以為美國在打敗納粹德國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但實際上對德作戰主要在東歐展開，粉碎希特勒戰爭機器的主要任務是由蘇聯承擔的。同樣地，儘管馬歇爾計劃和北約對歐洲在二戰結束後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歐洲人在重建國家經濟、構建新型的經濟和政治聯盟、超越長達四個世紀的敵對方面至少有同樣大的功勞。
此外，戈弗雷·霍奇森最近在他充滿同情卻客觀公正的《「美國例外論」的錯覺》一書中指出，自由理想的傳播是一個全球現象，其根源在於啟蒙運動，歐洲哲學家和政治領導人為推廣民主理想做了大量工作。同樣地，就廢除奴隸制和提高婦女地位的長期努力而言，英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功勞比美國更大，美國在這兩方面的進展都落後於其他許多國家。如今美國在同性戀權利、刑事公正和經濟平等方面也算不上居於世界領先地位———歐洲已經著手處理這些領域的問題。
最後，只要是對過去半個世紀的誠實描述就必須承認美國至高無上地位的不好的一面。美國在過去100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都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因此是全球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根源。美國曾站在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長期鬥爭的錯誤一方，曾經為了短期內戰略利益的需要而支持眾多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包括薩達姆·侯賽因政權。美國人也許有理由為他們在創建和捍衛以色列以及打擊全球反猶主義方面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但其一邊倒的政策也造成了巴勒斯坦遲遲不能建國和以色列持續實施殘暴的佔領。
總之，美國人過多地攬下全球進步的功勞，而在美國政策事實上適得其反的領域受到太少的指責。美國人對自己的弱點視而不見，在某些方面，這帶來現實世界的後果。還記得五角大樓裡那些運籌帷幄的人原以為美軍會在巴格達受到鮮花和人群夾道歡迎嗎？結果他們得到的主要是火箭彈和簡易爆炸裝置。
錯覺五：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
「美國例外論」的一個關鍵內容是相信美國命中注定要領導世界上其他國家。羅納德·裡根在演講時宣稱「某種天意」給了美國現有地位，還曾經引用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的話說：「上帝把受苦受難的人類的命運交到了美國手裡。」小布什在2004年提出類似看法，他說：「我們接到來自九天之外的感召要伸張自由。」奧托·馮·俾斯麥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儘管不那麼冠冕堂皇，他嘲諷道：「上帝特別眷顧傻瓜、醉漢和美國。」
自信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寶貴的財富。但是當一個國家開始覺得自己蒙受天恩，認定自己決不會失敗，也不會被宵小之徒或無能之輩帶入歧途，那麼，現實可能就會給予當頭棒喝。古雅典、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大日本帝國以及其他無數國家都曾深受這種狂妄自大之害，結局幾乎總是很慘。
儘管美國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它恐怕不能完全與挫折、罪惡以及愚蠢的錯誤絕緣。如若對此懷有質疑，那麼不妨想想10年來輕率的減稅、兩場代價高昂卻打不贏的戰爭以及基本由貪婪與腐敗造成的金融崩潰是如何揮霍掉美國在20世紀末曾經享有的優勢地位的。也許美國人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而應該聽聽亞伯拉罕·林肯的訓誡，即：我們最關注的應該是「我們是否站在上帝這一邊」。
鑒於現在美國面臨從失業率居高不下到兩場損失巨大的戰爭難以收場的諸多挑戰，美國人從自身例外論中找到慰藉———而且各位躊躇滿志的政治領導人越來越熱衷於宣揚「美國例外論」———絲毫不令人驚訝。
和世界上所有國家一樣，美國有其特殊的品質，但它仍是一個競爭性全球體系中的一員。它比大多數國家都要強大和富有，地緣政治地位極為有利。這些優勢使得美國在處理外交事務時有廣泛的選擇餘地，但是並不能保證它的選擇是正確的。美國遠非一個所作所為與其他大國迥異的獨一無二的國家，它的行為與其他大國一樣，首先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謀求逐步改善自己的相對地位，對純屬理想主義的追求付出的人力物力相對而言微不足道。然而，正如過去的其他大國，美國認定自己與眾不同且比其他所有國家都要優秀。
國際政治就像有身體接觸的體育項目，即便是實力雄厚的國家也必須為了安全與繁榮而犧牲政治原則。民族主義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難免要強調本國的優點而粉飾不那麼光鮮的一面。但假如美國人想真正顯得例外，那他們也許可以從以懷疑的眼光審視整個「美國例外論」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