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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聞周刊201143期封面 【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她們越過一條線，從中學生變成「援交妹」。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穿上校服，她們被認作是稚氣未脫的孩子；脫去校服，她們就變成陌生男人懷中的「伴侶」。她們脫去那件標識身份的衣服，只為了滿足虛榮，甚至只為一點零花錢和零食。
她們在很多城市的夜幕中暗自轉換角色。她們身邊，盛行著攀比之風，充滿了叛逆與獵奇，被消費主義浸染得她們為此行走在邊緣地帶。
管理缺失、教育失敗、恥感淪落，這些高懸在空中的感慨之外，一定還有什麼仍然被我們忽視。
無須辯白，我們幾乎生活在一個肆無忌憚的年代。「擁有金錢就能擁有一切」成為社會默認的潛代碼。成年人用資本運作的術語談論尊嚴、靈魂和自由，似乎這一切都可以折價變現。而另一面，這些成年人用自己平日裡嘲諷的標準答案和灌輸說教教導孩子。道德與現實的鴻溝讓青年人的價值觀與判斷力愈發分裂，懸在一念之間。
在「一切為了孩子」的口號之下，有誰能夠反問內心？
這些被稱為「援交妹」的年輕人是成年人世界的一面鏡子。所以，我們不應指責孩子們的道德淪喪，而應該「審判」自己的行為與生活。《中國新聞周刊》獨家獲得的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撰寫的《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報告》顯示，正是成人社會的不良影響，使部分青春期的孩子迷失了方向。而從援交女生到日本「現役」AV女星蒼井空在中國的「非正常」風靡，同樣顯示出中國主流社會精英層中部分人的道德意識下滑到了需要人們警醒的地步。
只有成年人建立起美好的公共生活、樹立起有尊嚴的價值標準，並且以此垂范，未成年人的世界才會變得清澈。
上海少女「援交」風波
「援交」現象幾年前就已在中國大陸出現，但現行的法律體系中，至今沒有援交二字。
同樣，由「援交」引發的討論中，相關部門及市民的曖昧態度同樣耐人尋味。
2006年，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裡在她的自傳《我的十六歲援交手記》中寫道：在東京的繁華商圈，我開著令人矚目的紅色跑車，住著達官顯貴群聚的豪宅。打開房門，寬敞無比的柔軟名床，翻滾蕩漾在令人心蕩神馳的亞麻床罩之上……現在卻已毫無蹤影，只留下一片回憶，靜靜浮蕩在空氣之中。
這是援交女郎回憶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她希望告訴後人，援交時留在自己心裡的過去，會在以後慢慢發酵，直到追悔莫及。
她的話並沒有警醒世人。
2011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裡，上海檢方披露一起20多名女中學生集體「援交」的案子，在這起案件中，這些女中學生大都未滿18歲，最小的不到14歲。
一石激起千層浪，儘管在全國各地公眾對此事的評論沸沸揚揚，但在上海，關於援交的話題顯得曖昧難言。
「援交」案始末
上海虹口區，密密麻麻地散坐著數十家大中小學校，各個品牌的連鎖快捷酒店，也在這個圈子裡扎根營業，關於學校、酒店的各種「愛情買賣」鏈條，在這裡交織。
11月7日的新聞中，廣靈路附近的一家莫泰168連鎖酒店成了頭條圖片。
在與圖片相關的新聞中稱，上海20多名稚氣未脫的女中學生，因為零花錢不夠，又不願意通過工作賺錢，走進連鎖酒店，成為賣淫女，其中2人未滿十四歲。
上海閘北檢察院本月5日公開的一份資料顯示，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關係錯綜複雜，其中多數為在校中學生，涉及上海市某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學校。
據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從事賣淫時，均未滿十八歲，其中小文和娜娜是發小，娜娜由於家庭變故，輟學後一直在社會上遊蕩，而萍萍是小文同學。從2009年始，她們通過互聯網和電話等方式，相互介紹或介紹其他少女與嫖客發生性關係，並收取嫖資和介紹費。
2010年初，萍萍兩次介紹小文和她的好友進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紹費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為上家，介紹另外的少女賣淫，並收取介紹費。
上海閘北檢察院在當地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時稱，上海女高中這些女生「介紹賣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會的所謂『援助交際，」。
這個說法出現以後，上海市司法系統的一位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什麼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賣淫。並且在我國的各項法律中，均沒有「援交」一詞。
對此，同樣來自司法系統的另一名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一案件的披露過程有悖常理。「公安進行刑偵的過程中，曾想向社會公佈進展，但覺得這件事並不複雜，而且又涉及到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所以結案以後移交了檢察院。沒想到檢察院把此事公開了，還稱其為『援交』，引起廣泛關注以後，我們沒法解釋，檢察院也失聲了。」
而這一定性，讓普通民眾和法律界人士紛紛側目，並且開始預想本案會如何宣判。
但據《中國新聞周刊》瞭解，實際上早在本案公開以前，案子已經判決。11月10日，閘北區法院辦公室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少女援交案件已經在前兩天宣判了，但涉案人員各領何種刑期實在不能透露，因為這個案子畢竟牽涉到不少未成年人，院長已經吩咐大家不能向媒體透露具體情況。
上述消息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在此案公開揭露以後，後繼消息戛然而止的原因。
主動召嫖背後
「不少涉案女生為零花錢主動賣淫、介紹賣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會的所謂『援助交際』」，閘北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將這一案件形象表述為「援交」。
該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科長韓孔林說，這些女孩對於錢色交易沒有羞恥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並不差，出賣青春只是因為愛慕虛榮，喜歡購物、享樂，而手頭缺少零花錢。
經檢察機關調查，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條件都不錯，但出於對金錢的貪慾，這些女孩一缺錢就主動「約會」嫖客。
韓孔林認為，孩子參與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學校和社會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監護人和子女缺乏溝通，過分溺愛或粗暴對待，導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而誤入歧途。」
據《中國新聞周刊》瞭解，涉案學生中有1人父母離異，1人為領養子女，3人的父母對她們經常謾罵或過分溺愛。而在2007年末網絡上廣泛流傳的關於上海中學生進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稱「中學生」的網友羨慕地說：「有個女的17開始賣淫，7年後才24歲，你知道賺了多少錢，240萬那(哪)」。
這種風氣在如今也沒有消失。
在本次「援交」案中，檢查官在詢問小文的家庭狀況時，小文回答：父母是國有企業的員工，雖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穩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錢。但她覺得，這樣來錢太慢，既不實惠也不現實，加之學習成績不好，讀的是職業高中，因此對未來並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況她說「我吃不了這個苦」。
而一旦這個群體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過度消費的慾望，在性交易這個行業中，供方就開始逐漸形成了，「我們在外面玩，買衣服、首飾、吃喝玩樂、尋求刺激都需要錢，久而久之，父母給的零用錢根本不夠開銷，大家都有賣淫的想法。」小文說，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這並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體賺取金錢，已經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普通公眾眼裡，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對於西洋文化和消費觀念，也兼收並蓄。鄺麗莎所著《上海女孩》一書中，曾總結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幹和喜歡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們，對於這一點並不排斥。儘管沒有指出她們出賣身體所賺金錢的最終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體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種類繁多，作為上海女孩，擁有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數人的目標。
曖昧的面子
女中學生援交事件，讓上海人有些措手不及，很丟面子。在《中國新聞周刊》採訪過程中，無論普通市民還是專家，對此掛在嘴邊的回應是「這個只是個案，上海本地人很少這樣子的」。
在靜安區的某職校，一位《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中學生肯定地說，這些援交妹一定不是上海人，應該是外地人。中學生的話並非毫無所指，《新民晚報》在對援交事件的報道中特意強調「涉案學生中4人母親為『外來媳』」。
一位受訪但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甚至拿出了2007年的一個官方數據，當年上海閔行區人民法院在對過去十年以來刑事審判庭以及少年庭審結的外來人口犯罪案件信息進行梳理後發現，早在2000年以前，該區外來人口犯罪基本穩定在600人以內，從2001到2002年增至697人，增長率為18.92，到2004年外來人口犯罪人數突破1000人，2006年達到1971人。非本地人犯罪的比例都在7成以上。
這導致上述學者更願意相信本次的「援交」案，「即使是有本地學生，那也是被外來的不良學生帶壞的。」
除此以外，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楊雄說，「其實越是大城市，未成年學生發生性行為的比例反而越低。」
楊雄曾對全國從北到南5大城市和部分鄉村的未成年性行為進行過15年研究，他說，援交案報道後，外界認為上海中學生的早戀、性行為已非常活躍，問題非常嚴重，這種判斷缺乏依據。
相反，楊雄更願意相信的是，由於升學壓力，初三、高三青少年的性行為呈現明顯的「低谷」。作為獨生子女，學生進入青春期後會受到父母的很大關注，這也減少了很多越軌行為的發生。但是早戀和發生性行為的現象在「三校生」中的比例可能會高一些「畢竟三校生是應試教育的失敗者」。
但在上海，媒體的報道被簡單地解釋為家庭、社會和學校的三方因素，而有關這三方的官方消息，各部門均緘口不提，任憑媒體如何叩門。
一位媒體評論者認為，雖然「援交」事件有損上海人的「面子」，但披露有助於預防。
事實上，《中國新聞周刊》在靜安、虹口、閘北、楊浦等幾個區的部分職業學校和中小學校走訪時發現，不僅參與巡邏的警力明顯增加，部分學校已緊急通知教師加強對學生思想品德教育。
調查稱消費觀及性觀念等成少女援交發生直接動因
走在「邊緣」的女生
當滿街都是酒吧、桑拿、成人用品店，網絡充斥著色情網站，電視上二奶出軌輪番上演，這些連成人都不一定能經受住誘惑，更何況是孩子
11月12日午夜，夜色籠罩著上海，位於金陵中路的Richbaby酒吧霓虹閃爍，露天停車場上停著一排豪車。搖搖晃晃的青年男女從酒吧出來，另一群打扮時髦的人又魚貫而入。
酒吧的舞池裡擁擠著年輕的男女，鉚釘、臍環、文身，與前衛有關的元素充斥其中，緊身裙勾勒出女人玲瓏的身段，高跟鞋托著魚肚白的小腿。音樂轟鳴，五彩斑斕的光影從牆上溢出，眼前的世界被塗上了迷幻般的色彩。
人與人之間擠得不剩一絲空間，陌生的彼此距離卻是那麼的近。穿著小馬甲的服務員高舉插著煙花棒的香檳，穿梭其中，紳士而又禮貌地說著「對不起」。燈光閃爍不定，煙花棒就像是雜技隊表演的舞龍。煙花劃過時，依稀看到的臉，美麗精緻並陶醉。
夾在這群人中間，三個把書包背在胸前的小姑娘被保安攔下，被請出了酒吧。保安說，他們未滿十八歲。這三個孩子很不服氣，憑啥不讓進？
彪悍的保安沒有理她們。在上海警方破獲這一起未成年少女「援助交際」案後，夜店、快捷酒店等場所都相應的加強了管理。
夢繁華，性搖擺
百年上海，這座位於中國東部的經濟重鎮一直是時尚與情調的代名詞。淮海中路上奢侈品專賣店琳琅滿目，中西融合的新天地商圈遍佈消費不菲的酒吧，各種膚色的人群，身著高檔的時裝漫步其中。上海女子的生活精緻聞名中國。電影《花樣年華》中身著旗袍的張曼玉，穿梭在裡弄的身影，一度成為上海女人優雅知性、美麗從容的完美詮釋。
來自大西北的小雲(化名)，今年20歲，剛剛到上海兩個月時間，她一臉憧憬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是一個充滿新鮮的地方，在這裡可以得到很多以前無法想像的東西。」
小雲喜歡高跟鞋，因為高跟鞋和名牌手袋是成熟女人的符號。在小雲的鞋櫃裡擺滿了各式的高跟鞋和長短靴。她說，「女孩子的鞋是一定要穿得好一點的。」就在前幾天，她剛剛從商場買了一雙1千多塊錢的長筒靴。
世間萬物都存在兩面性。彰顯財富的繁華背後，卻隱藏著一把「雙刃劍」。在「援交少女」題材的電影《囡囡》中，中學女生因為一個GUCCI牌限量版手袋而成為了「援交女」。日本得《我的十六歲援交手記》中也說到，「援交」賺來的錢大多變成了「堆積如山的衣服，20多雙Prada、Chanel等名牌的鞋子，以及無以計數的各款式皮包。」
「錢」是很多少女走上「援交」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份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撰寫的《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報告》中，一位叫小L的女生就是因為自己的生日聚會需要用錢。她說，「那段時間比較窮，過生日的時候，想請一下同學，但是在家裡又不可能要很多錢。我又是比較貪玩的那種。」
在上述報告的主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童小軍教授看來，援助交際現象，更多是出現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援交的事情一般是發生在城鎮，不會發生在農村，因為農村的物慾需求沒有那麼強烈。」
依據《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報告》的結論，個人在人際交往中的行為、狀況，自身的消費觀念和經濟現狀以及對愛情、友情或性的觀念，正成為青少年援助交際發生的直接動因。
2008年11月，上海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女孩教育熱線對上海5所學校1700名初高中學生開展了一項「中學生青春期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中學生對異性親密交往表示「順其自然」，其中高中女生比例為89.32%。調查顯示，近七成的中學生通過網聊，與異性親密交往。初中生發生肢體接觸的比例不足3%，而高中階段則超過10%，其中不少已經發生性行為。個別學生甚至認為，有男女朋友而不發生性行為就是「無能」。
對於更多的青少年來說，「性」是一種朦朧的誘惑。小雲跟《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在她看來，發生性關係並不是非常排斥的事情。感情發展到了那一步，就順其自然好了。」
然而在做過「援交」的16位受訪女學生中，對於「性」、對於自己的「第一次」，給出的回應都很複雜。
19歲的斯斯受訪時是一名大專學生，她說，在經歷了一番掙扎之後，她保留了十多年的處女之身非常不情願地「奉獻」給了一個素昧平生的男人。那個夜晚，這一輩子她都無法忘記和釋懷。斯斯說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字——「痛」，一種撕心裂肺的痛，從毛髮到骨髓，五臟六腑都在翻湧。
在這些女孩中，有9人在從事此類「兼職」後，自己的交友觀念和對異性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有6人覺得異性都不可靠，很虛假，甚至都對異性產生了厭煩的情緒。有3人不考慮交男朋友或害怕交男朋友，對婚姻失去了憧憬，甚至產生埋怨社會不公等情緒，負面影響很大。
隱蔽的群體，無碼的青春
在上海，找到「援交」少女同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多年混跡夜總會、會所的商務人士說，「這麼年也沒遇到過上海本地的中學生援交小妹。」
在上海案發後的一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童小軍和她的科研團隊開始分頭尋找遠在重慶的女孩。2010年1月，童小軍作關於「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調研時，與她們有過短暫的接觸。童小軍說，那時的接觸比想像中艱難。
彼時，一則「拍賣初夜」的新聞正被香港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一名自稱只有10多歲的香港女網友，聲稱願意以底價1萬元拍賣初夜。與此同時，香港的一個專業團隊調查了約3000名平均年齡15歲的學生，32%的人坦言會同陌生人發生性行為以換取報酬，甚至有137人承認自己曾參與援交活動，其中近半來自名牌學校。
在中國大陸地區，「援助交際」現象與相關研究卻明顯不成比例。當童小軍的研究團隊在國內最大的論文搜索平台中國知網上輸入「援助交際」進行主題詞搜索，卻發現搜索結果為零——對於「援助交際」現象的研究，在大陸幾近空白。
然而，當童小軍在某知名搜索網站上輸入「援交」一詞，卻出現了約860000個相關網頁，其主要為關於尋求援助交際的相關網站。
研究團隊開始註冊不同的網名，試圖通過網絡走進援交學生的群體，然而，現實比想像的艱難，兩個月的努力幾乎沒有效果。經常是他們剛剛暴露身份、表明意圖，立刻就會遭到對方的拒絕。
終於，網絡上一個自稱「王先生」的重慶人成為研究團隊的希望。多次遊說之下，這名「援交中介人」答應「幫忙找人」，他向童小軍透露，他認識一些當地女孩，不少還是在校學生。
在「王先生」的介紹之下，童小軍的團隊先後訪談了16名援交女學生，其中14個都是中學生，因為「大學生比較『難搞』，中學生『乖一些』」。
當一個個看起來極其樸素、天真的女孩坐在童小軍和她的研究團隊面前時，他們猛的發現，這些女孩子並非他們想像的那樣花枝招展，而是和普通的學生沒有區別。「你絕對想像不到她會做這樣的事情。這也是『援交』的隱蔽性，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來。」童小軍說。
只不過在這些學生的內心中，隱含著一種情緒。她們抗拒現狀，期待成長，對學校外的花花世界充滿著嚮往。在上海一所職校一年級的一位學生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好玩，每天還要很早就上課。」
《中國中學生報》高級編輯吳若梅長期主持學生情感專欄和廣播節目，她發現，「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徵首先是『閉鎖性心理』，不理父母，遇到麻煩了交流的對象就是同伴，所以相互彼此介紹『援交』，就變得非常的容易。」(內容來自「我國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的真實案例)
「援交」源於日本 低齡化趨勢蔓延高中女生加入
「援交」源於日本
早在上世紀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際」一詞已經出現。當時戰後日本的一些貧苦女性和寡婦，以與男性交往為代價，獲取對方的經濟幫助。最開始，這種「交往」並不一定伴有性行為，最單純的只陪對方聊天、吃飯，然後各自回家。
隨著日本戰後的經濟飛躍，經歷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際」得以蔓延，並開始越來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現了「愛人銀行」風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額中介費用，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頒布《賣春防止法》取締這類公司，然而這卻並未阻止援交現象的蔓延，「援助交際」反而向著「低齡化」的趨勢蔓延，許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隊伍。
與此同時，援交文化業開始在亞洲其他地區蔓延。2001年，台灣勵馨基金會進行了一次全台灣最大規模調查，調查顯示，援助交際在台灣有年輕化、普及化和大眾化的趨勢，甚至出現了由男性學生提供的援交服務。2004年，台灣犯罪學學會甚至專門為此主辦了「青少年援助交際問題與防治對策研討會」，對「援助交際」問題展開討論。
然而就在一年後，令家長和老師備感頭痛的援交現象卻悄然出現在大陸。這一年，《遼沈晚報》發表了題為《瀋陽出現「援助交際」女大學生羞答答賣身賺錢》的「臥底」紀實報道，第一次公開報道大陸地區的少女援助交際現象。
援交少女兩面青春：父母的乖女 陌生男的援交妹
少女小芭：兩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讓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個才是偽裝，哪個才是真實
個頭不高、皮膚白皙、紮著馬尾辮……看著眼前這個樸素、青澀的重慶女孩，童小軍怎麼都不願意將她與「援助交際」聯繫在一起。
童小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從2010年至今，童小軍帶著一個6人的課題組，在重慶開展一項「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軍的第8個訪談對象，調研團隊給她起了個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康家庭，父親是名警察，母親是位醫生。在重慶，她的家庭條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2010年，她在一所中學讀到了高二，雖然成績不好，在家裡卻足夠聽話。不過，一旦到了外面，這個「乖乖女」立刻會展現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社會上那種『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訪談的過程中，這個女孩的眼睛不時盯著桌上的零食」，童小年發現，眼前的女孩對零食幾近癡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對她有著非凡的誘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絕了我遞過去的零食，卻又讓我把它們藏起來，因為『一看到嘴就癢癢』」。
事實上，小芭對零食的嗜好與她的援交經歷息息相關，用她的話說：「男娃兒好吃要欠賬，女娃兒好吃要上當。」
「零食」竟像毒癮一樣
談到「零食」，小芭話匣子開始打開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績在班裡處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後，成績便一落千里，甚至還讓她降了一級。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兩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給了那個男孩——她至今記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號」。
她告訴童小軍，如果沒有那天與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後來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做那個」。此前她從未想過把自己的第一次給一個陌生人：「處女的話，據說一般都是8000(塊錢)，但是我不願意。」
除了對於零食的癡迷，她還喜歡上網，熱衷於網絡遊戲。「每天父母睡著後，我會把門反鎖，偷偷跑到網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裡。」小芭說，這樣的生活持續了至少2年，卻從未引起身為警察的父親和身為醫生的母親的注意。
用小芭的話說，為了買零食和上網，她每天大約要花100元左右，而家裡一個星期只給她二十幾元。起初她盡量節省上網的錢，但買零食的錢卻無論如何也省不下來，這讓她苦惱萬分。
高二那年，17歲的小芭第一次「逃學」了，那時候十分厭學，索性跑出去玩，並因此結交了一個做「那一行」的朋友——那個女孩比她小幾個月，正是這個朋友介紹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為了買零食。」童小軍說，但她笑不出來。
出於謹慎，童小軍試探性問起眼前這個女孩「第一次援交時的感覺」。坐在對面的小芭身子不經意顫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復了鎮定。她說久了就有點習慣了，慢慢就好了，回學校後就當這種事情從沒發生過一樣。
據小芭介紹，她的「客戶」通常都是三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來自各行各業，她遇見過官員，也遇見過律師。她一直試圖避免和他們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純粹的金錢交易。有人後來還想和她聯繫，都被她一口回絕。
每個星期，她都會出去一兩次，一次自己能拿到兩百塊錢，夠她花上兩三天，等到錢花光了，就再打電話「約客戶」……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癮一樣讓她再也難以擺脫。小芭說，每次總是告誡自己：「這是最後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會糾結：「嘖，錢啊，沒錢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沒錢，整個人就崩潰了，想想還是做吧！」
小芭說，這樣的生活讓她換來了一些「自在」：不缺錢花，對學習也「沒有什麼負面影響」——「反正自己成績本來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爛』」。
「不做了，就把電話卡一扔」
童小軍發現，對於這個17歲的小芭來說，人生的這段經歷，似乎只需要換個手機號碼，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過程，小芭的自我保護和防範意識也遠遠超乎她的想像。
幾次經歷之後，小芭開始學著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自己。比如，客戶家裡她是絕對不去的，她只去賓館，因為賓館要身份證登記，如果「出事」的話可以找到對方，「在『家裡』出事卻一點辦法也沒有，一個男的我一個小女生怎麼鬥得過他。」
她覺得「這種事」並不光彩，於是瞞著家裡，瞞著男朋友，除了介紹她做援交的女孩，從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單兵作戰」，賺的錢也都不敢告訴別人，只有在媽媽不在家時，才會跑到超市，買上一大袋零食，然後往家裡拎：「我媽要是知道了肯定會問我錢從哪裡來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軍不敢想像，僅僅因為嘴饞，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問小芭：「如果還能回到過去，一切還可以重來。如果有人像今天我這樣問你，早一點告訴你做這個是不好的話，是否還會繼續去做？」
小芭搖搖頭，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她對這樣問題有點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會怎麼樣沒人會知道。」女孩說，她也想過高中畢業後開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學一門技術，美容、足療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簡單」，童小軍說，「最後，她看著我說『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電話卡一扔，別人就找不到我了。』(內容來自「我國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的真實案例)
專家稱中國對「少女援交」現象預防機制仍處空白
童小軍：為青少年建好「防火牆」
「不能有效對女孩子的不正當行為設置防火牆，『援交』現象就會不斷發生。」
「援助交際」的出現，令家庭和學校的教育雙雙失守。但在學者看來，援交行為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而中國目前對於「少女援交」類似現象的預防機制，仍處於一片空白。
中國新聞周刊：「少女援交案」為何會發生在上海？主要誘因是什麼？
童小軍：這種現象並非只發生在上海，其他城市也有。國內最早的有關報道是2005年6月關於瀋陽在校女大學生的，我本人2010年在另一個城市也訪談過在校中學生和大學生。這些少女援交不是為了生計，也不是被迫，往往是為了滿足超出自己日常生活之外奢侈或者虛榮物慾。這種物慾是現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與農村或者偏遠貧困地區絕緣，這成為少女援交的主要誘因。
中國新聞周刊：造成這些中學女生「援助交際」的深層原因什麼？
童小軍：家庭對孩子的監管不力顯然是個原因。深層次原因也有幾個方面，首先是腐朽的性文化傳統，一些成年男性對處女或少女性事的偏好，為這些少女的偏差行為提供了「市場」；其次是我們的社會缺乏行之有效的兒童青少年監測機制，不能有效預防或者及時發現、阻止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最後，援交中沒有強迫，取而代之的「主導和自決」，甚至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成年異性的假象，有助於少女們克服「恥感」，偏差行為得不到及時的矯治。這些都是促成少女援交發生和持續的深層次原因。
此外我們還發現，家庭貧困、父母離異、外來人口等這些常見的導致兒童青少年心理人格障礙的原因，往往不是援助交際現象的直接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援助交際」在中國的發展呈現什麼樣的趨勢？
童小軍：要對此進行預測，似乎不太可能。不過，我和我的研究生2010年初在大學生中做過一個關於「援助交際」認知狀況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1800份有效問卷中，72%認為援助交際與賣淫不同。這反映出人們對援助交際行為有一定程度的「認可」，也就是說社會環境對此有較高的容忍度。同時，中國大陸也難以控制英、美、日及台灣地區等青少年文化，包括援助交際文化的進入，因此我認為它在中國不會消失。如果能建立較好的兒童保護機制，或許能夠將其控制住。
中國新聞周刊：對於社會和家庭來講，如何應對這些新問題？
童小軍：建立專門的和專業的兒童青少年服務人員隊伍，採取預防為主的策略，以社區為依托，聯閤家庭和學校開展引導教育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援助交際」現象更早出現在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地區，他們的對策是什麼？
童小軍：日本從1999年就出台了的《少兒賣春禁止法》，禁止未滿18歲的少兒賣春，並取締少兒色情作品。隨後又出台了多部法律，對於未成年人進行保護。台灣則在1995年頒布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當時主要是針對「雛妓」現象制定的。
在學校方面，台灣地區和日本都有加強學生的學校教育這一條。學校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和兩性知識；幫助青少年男女樹立正確的性觀念及相關知識；增強其對外部誘惑的判斷能力。
我們的問題在於，沒有一種有效的機制去為那些女孩子們的不正當行為設置障礙，因此「援助交際」現象才會不斷發生。只有做好防火牆，行為偏差越少，最後走上這條路的可能性才越小。比如在美國，兒童保護有很詳細的規定：出台的各種政策法規是薄薄的一本，但通常配套的卻是厚厚的解釋。這個解釋細化到所有可能涉及到的行為，比如「父母的不當監護」就包括了各種各樣所有我們能想到的行為。美國這方面的法律都是以預防為主，我們現在缺的就是這個，出現了問題才去堵，是絕對堵不了的。
中國新聞周刊：從社會層面上如何加強社區干預？
童小軍：我們必須要知道每一個做「援交」的孩子是怎麼想的，為什麼不愁吃穿，還要去做這個事情？這些孩子在三億五千萬的孩子中絕對是少數，只要有機制去預防和發現，我們可以做得很好。從實際操作的角度，要有一群專門的、做社區家庭兒童工作的工作者，這個隊伍要從各個角度去保護兒童、指導兒童。畢竟，青少年身上出現問題，把責任都推給父母其實並不合適，家庭教育需要專業人員去彌補。
專業的社區工作者應該對於孩子除了學業之外的情緒變化、行為變化、甚至著裝變化，有一定的瞭解。不僅要建立一個學校、家庭、社區間的溝通網絡，還應當是整個干預過程的領導者或資源協調者，承擔個案管理和資源整合的任務，還承擔主動接觸受害青少年和參與治療的任務。當然，這一過程的實施就需要國家給予社會工作專業準確的定位以及各方面的資源配套支持，使得社區干預真正發揮作用。(內容來自「我國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的真實案例)
中學生賣淫刺痛社會神經 功利追求致幸福被扭曲
除了物質我們還能追求什麼
在校中學生參與賣淫和介紹賣淫，刺痛了社會的神經。涉案的女孩並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單純用「寡廉鮮恥」來理解她們的行為。從某種角度看，她們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著什麼——或許是她們心目中的「幸福」，或許是比她們所付出的更有價值的某種「奮鬥目標」。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裡，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墮落和進步，或只在一念之間。
青少年在追求什麼
青少年的幸福觀出現危機，奮鬥目標發生扭曲，並不是今天才發生在這些援交少女身上。兩年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了一項主題為「你正在為什麼而奮鬥」的在線調查，9844名參與者中，84.3%的人確認自己「正在奮鬥」。而人們眼中的奮鬥目標排名比較靠前的依次為「房子和車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為有錢人(43.70%)」「找個好工作(23.9%)」。顯然，金錢和物質在當今社會中已成為最重要的成功標誌，而任何一種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掙錢，都被功利地認為追求個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當」手段。
在倫理哲學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這個概念來表述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種進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種以德行為目的的行為。「那最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樂等同，因此，他們以生活享受為滿足。」「很明顯是一種奴性的生活，然而卻顯得蠻有道理」。在他看來，享樂生活是最低層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靜觀的生活」。
對於今天大多數追求幸福的中國青少年來說，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兩種更高的幸福是他們想都沒有想過的。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認真思考「享樂生活是最低層次的幸福」這句話，因為援交少女讓人們看到，最低層次竟然可以低到什麼程度。在這個極低的層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慾望支配，變得完全不受羞恥和其他道德觀念的約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錢和自然慾望支配的世界裡，人們往往對幸福不能形成正確的觀念。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能感覺到某種幸福，而是說他們的幸福感會被極度扭曲。這種扭曲被認為幸福是基於達到個人「需要」的某種滿足程度。滿足了就「快樂」，反之則「痛苦」。
但是，社會價值和倫理的「幸福」並不僅僅是以上的感覺，而是一種意義。著名猶太心理學家弗蘭克在總結人生時說：對人來說，最要緊的「不是趨樂避苦，而是在樂或苦中看到價值意義」。「羞恥」便是一種被人類普遍認為重要的價值意義，這又恰恰與性直接聯繫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個有約束的世界裡，不能百無禁忌，習俗道德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大多數成年人自覺地遵守它，而這對青少年有好的示範作用。但在一個失去了禁忌約束的社會裡，習俗的道德與個人的羞恥都失去了依據，
當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於物質享受和聲色之樂，這種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經常被誤讀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國人「幸福指數」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實映照。當許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會中被視為「成功」的人士們——官員、企業家、專家、學者、知名人士——的行為嚴重違背習俗道德規範的時候，青少年的「墮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實上，正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的：在這個世界中，成人已經不能扮演年輕人的導師的角色……現在長輩對年輕人的經歷，沒能比年輕人自己有更多的瞭解。」
在中國，長期的長官命令和填鴨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為缺乏獨立價值選擇能力的一代。面對女青年援交，他們最有可能持這樣兩種態度，一種是對她們作居高臨下的譴責，另一種是將援交視為一種與其他國家、地區可以類比的「現代青少年現象」。
兩種態度都不可取。我們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會成為一個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青少年新趨勢」。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對價值意義的追求中實現自己幸福生活，脫離了價值，便無「幸福」或「好」可言。由於價值的存在，人不僅能在快樂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義。
對援交少女來講，比法律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價值觀教育。這種教育要放置在全社會的價值討論之中進行。個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於公共社會中就有了共同認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討論好生活時，需要區別對個人來說的「好生活」和對群體來說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由個人決定，而後一個則需要由公民群體共同確立和維持，在中國，迫切需要這樣一個公共討論的議題。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價值意義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兩種不同性質的來源。前者往往以國家、民族、革命事業為中心，它要求犧牲個體，因而也忽視了個體。基於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穩定的，時過境遷後甚至會被發現是荒謬的。
後者往往基於宗教信仰、傳統文化或人本價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嚴、真實、誠信等，這不僅是幸福的來源，也提供獲得幸福的途徑。同樣，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會而不是靠國家權力維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種能夠持續有效的幸福觀和好生活觀，恐怕還要從培養公民社會，建立好的公共生活價值觀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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