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華網援引《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雙月刊第5期文章，題：未來國際秩序的輪廓：期待與現實（作者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歷史學博士馬拉特·沙伊赫丁諾夫），文章摘錄如下：
如今的世界已徹底改變，我們進入的不僅是一個變革的時代，而且是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時期。人類發展現階段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一系列世界大趨勢彼此疊加。力量中心的轉換，全球金融危機，非傳統威脅的出現，能源、生態和糧食安全問題加劇，國際法危機，所有這一切導致世界形勢變得極其錯綜複雜。
中東動盪的大背景
針對中東和北非的劇變，世界媒體不斷傳播這樣一種思想，即「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因為中東和北非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久拖不決。但當前的事件興許值得放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下仔細探討。
蘇聯解體和「沙漠風暴」行動開啟了現代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形進程的大幕。緊接著是巴爾幹半島風雲突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崩離析，北約和歐盟快速向東擴張。2001年的9·11事件成為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動的起點，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存在擴大，出現了「大中東」和「大中亞」的概念。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基地首次出現在中亞，緊挨著中國和俄羅斯。還應提到地區和局部衝突的加劇，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毒品走私、販賣人口以及海盜的猖獗。對2008年圍繞科索沃、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所發生的事件電應給予足夠重視。
即便如此短暫的歷史回顧已能讓人不禁想到，「阿拉伯之春」只是事實上重新劃分世界這一更廣泛進程的一部分。我相信，西方國家領導人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是知悉的，他們不僅努力控制革命進程，還借助各種手段為自身的利益調整這種進程。
確實，伊斯蘭世界的劇變與小布什當政時就已公佈的美國「大中東」戰略十分符合。而美國迫切希望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也不是秘密。
華盛頓關於支持民主及中東政治精英必須更新的講話也經不起推敲。例如，為什麼是共和制政權，而非政治發展已停滯的中東君主制國家遭遇民主化問題？不是因為那裡有美國軍事基地嗎？西方是需要中東真正的民主，還是意在使更親西方的精英上台？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是需要阿拉伯世界改革，還是願意容忍新的伊斯蘭政權的出現？
但西方讓伊斯蘭世界「革命化」的企圖可能導致並非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所希望的後果。尚未擺脫危機的西方有可能再次走入死胡同。例如，黎巴嫩和敘利亞形勢緊張加劇，伊朗的命運與此有很大關係。專家警告說，阿薩德政權的垮臺將導致敘利亞解體和地區混亂。但西方對阿薩德政權的壓力正在急劇增加。啟動單方面經濟制裁，不排除未來採取利比亞式軍事干預的可能。
在「阿拉伯之春』劇變的背景下，與阿富汗相關的形勢也出現了戲劇性發展。喀布爾官方沒有能力對國家的命運負起全部責任。國家軍隊和警力還過於弱小，且腐敗嚴重。與塔利班建立對話的嘗試也遭遇挫折，前總統拉巴尼的被害實際上已令對話毫無希望。對民主化的幻想正在消散，安全問題上升到首位。很少有人會相信西方盟軍會真的撤出阿富汗—一它們已在這塊重要的戰略地區押了太多的寶。如果西方盟軍撤離阿富汗，那麼地區新的力量對比對中國、俄羅斯、上合組織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將是—種重大挑戰，同時也是一個歷史性機遇。
目前中俄兩國在伊斯蘭社會變革背景中的地位還相當脆弱。北京和莫斯科正逐漸喪失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為什麼這兩個核大國如此消極地坐視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原因有不少，既有主觀上的，也有客觀上的。
中國由於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關係不希望過早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軍力在迅速增強，但仍無法同美國軍力抗衡。俄則不想使俄美關係的重啟、反導系統問題的談判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遇到麻煩。俄羅斯的軍事實力自蘇聯時期已受到很大削弱，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暫時還稱不上是一個卓有成效的軍事政治聯盟。
這是否意味著中俄未來仍不會阻撓世界政治版圖按西方模式重組？短期來看，是這樣，但從中長期看，不會如此，因為兩國都有各自的地緣政治雄心。莫斯科和北京現在已在成功打造世界強國所特有的各種機制和方式方法。
重新劃分勢力範圍
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重組實質上是一種新型的重新劃分世界的形式，這種形式具有自身的一系列顯著特點。一個重要特徵為不再是殖民帝國式的貪婪攫取和吸納土地，而是建立對國家、地區和世界交通要道的長期控制。居於首位的不是直接隸屬關係，而是確立附庸關係，依靠的不是哪個具體的領導者，而是培植一批馴順的精英。為了自身利益，這一世界中的列強不會僅限於利用各種確鑿或臆造的理由用暴力推翻不合心意的政權。因此，一些國家得出結論：免遭外部干涉的最好保障是擁有核武器。
世界級參與者非常重視公共外交方式，例如成立非政府組織，推動當地反抗力量的發展，為反對派提供資助等等。
挑起部族、教派和民族之間的矛盾以及各種分離主義運動在大國「武器庫」中佔有重要地位。使國家和地區「巴爾幹化」是大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哥中有效手段。
現代化的信息技術也具有特殊地位，借助這種技術可以操縱國際輿論。但正如英國騷亂所表明的，信息技術是—把雙刃劍，也會造成西方世界自身的穩定受到破壞。
大國對小的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爭奪加劇，這值得關注。對南、北極和北方航道控制權的競爭也趨於激烈。目前競爭主要是通過經濟和政治外交手段，但可能的軍事衝突已為期不遠。
新—輪瓜分世界還有一個特點是有選擇地解讀國際法原則與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大國經常利用聯合國安理會講台使自己在世界上某一地區的行動合法化。大國毫無理智地對一些國家過度使用非建設性的單邊經濟和政治制裁，這也令人擔憂。受制裁之苦的往往並不是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和執政精英，而是兒童、老人、婦女和病人。
在超級大國獨斷專行的背景下，聯合國的作用被削弱，其公認的國際權力中心的地位正在喪失。聯合國安理會的公正性也越來越受到質疑。國際關係的參與者一律平等的原則正在失效。中小國家的票數變成了可以「批發或零售的商品」。聯合國本可以在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國際法準則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遺憾的是，多極世界的形成步履維艱，而全面動盪卻正在成為一種常態。
然而，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最終將不僅由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因素所決定。經濟和金融實力也將起到決定性作用。許多東西將取決於世界大國何時和以怎樣的方式擺脫金融和經濟危機。但現在仍然是問題多於答案。
遭遇全球管理危機
金融經濟危機成為檢驗所有政治精英強度韌性的試金石。實際上，我們遭遇的是包羅萬象的全球管理體系危機。
應當指出，在危機的最初階段，二十國集團(G20)發揮了積極作用，給市場以信心，採取緊急措施穩定形勢。但最近，G20行動的缺陷越發明顯，包括其採取的措施流於形式，缺少落實措施的明確機制。其結果是貨幣戰爭不斷上演，貿易保護主義死灰復燃。
如今的西方領導人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也不敢做出一些可能導致在下次選舉中失勢的決定。富國的選民在長期的繁榮中驕奢成性、目前還不願接受生活質量下降不可避免的想法。選民的幼稚無知與精英的不負責任以及大商人的狂妄自大疊加在一起。
美國就屬於上述類型。美國經濟迫切需要的結構性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紙上談兵。經濟政策成為兩黨爭鬥的犧牲品，兩黨關心的不是尋找對應的解決之道，而是2012年的總統大選結果。圍繞債務危機造成的危險局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國統治階層思維的狹隘。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只能將自己的問題轉嫁給其他國家。但一個入不敷出的國家既無道義權利，也無政治權利來引領國際社會。
遭遇史上最嚴重危機的歐盟情況也不容樂觀。歐洲領導人既無政治意願，又缺乏對歐盟遠景的統一認識。對歐元未來的擔憂不斷增加。不能保證歐洲不出現新的動盪。
新興強國走上前台
總體上，世界經濟由西方主導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終結。我們所熟知的西方模式的存在本身也面臨著風險。而東方逐漸走上全球舞台的前沿，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金磚國家的份量與日俱增。恰恰是那些經常被指責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以及民主不發達的國家承擔起了世界經濟體系未來的重任。
30年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如今發展迅速的中國已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
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的表現是其在G20和IMF地位的加強。此外，中國還扮演了美國主要債權人和歐洲經濟拯救者的角色。如今，華盛頓和北京的歷史角色已經發生巨大轉換。歷史的循環是冷酷的，中國重新登上全球頭號經濟強國寶座的日子已為時不遠
對俄羅斯等其他金磚國家口益增長的實力也不可低估。儘管存在眾多國內問題，俄羅斯仍然在全球經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活水平也是金磚國家中最高的。
莫斯科利用市場手段、貿易戰和地緣政治壓力，竭力加強對獨聯體國家的影響力。俄羅斯的重要成果是建立關稅同盟，使其成為聚集其他後蘇聯國家的核心。俄羅斯與中國和歐盟一樣，以此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大型經濟區。未來，關稅同盟、統一經濟空間、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邊界將幾乎重合，這並非偶然。在這種情況下，關於政治體化和組成超國家機構的問題將以新的方式提出。
此外，印度憑借其經濟、科技和人口潛力，可能成為另—個有前途的全球參與者。該國成功克服了全球危機帶來的損害，並期望在世界新秩序中佔據應有的位置。作為航天和核大國，印度仍在執著地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一些專家認為，未來新德里可能在爭奪世界領導權上與北京一爭高低。
資本主義能否自救
可見，世界經濟危機大力推動了全球力量和影響力重新分配的進程。新興強國走上前台，展示著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選擇。但西方和東方都無力掙脫危機前經濟模式的桎梏。因此，最近三四年可能成為對世界金融結構進行重大改革的時期。不過．全球玩家——無論是過去的，還是正在形成的——所作出的改變僅限於表面修補，當代生活中主要問題的解決也被無限期推遲。如果不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市場經濟準則，那麼任何全球和地區級別的協定都無法保證國際社會免遭新的危機。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等待我們的是一系列重大挑戰和抉擇，沒有相應的解決方案就難以實現世界經濟的穩定。
資本主義遇到了自兩極體系時代以來最尖銳的意識形態危機。「資本主義是否會拯救我們？」這一說法應換成「資本主義能否自救？」英國《泰晤士報》評論員阿納托爾·卡列茨基指出，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任務是，改良典型的凱恩斯和撒切爾裡根經濟模式使其符合21世紀現實，並在取其精華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的第四種版本—一即能與中國抗衡的新「西方」資本主義。但是，建立新資本主義已然不可能——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會允許西方將資本主義造成的代價再次轉嫁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更加關注非西方的經濟模式是有意義的。必須走不同文明及文化環境下形成的不同市場經濟殊途同歸這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