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都周刊報道，每天晚上，凱拉·拉森(Kalle Lasn)的固定活動是對每一期《廣告剋星》(Adbusters)雜誌進行整理，並將其中的每一頁裁剪下來，裝進文件夾的活頁袋內，有時候他還會將原先的文章草稿一併貼在剪報上。由於每晚忙於整理剪報，拉森根本沒有時間關注晚間新聞。所以直到今年11月15日的早間，他才得知當天凌晨1點的時候，數百名警察對「佔領華爾街」運動大本營祖科蒂公園進行了徹底清場。
如果說有人要對祖科蒂公園的示威活動負責的話，那麼這個人只能是拉森。由他創建並領導的《廣告剋星》雜誌，是整起運動的倡議發起人，佔領運動的起始時間及名稱都是由他制定的。
現年69歲的拉森與妻子住在溫哥華郊外的一座農場裡。他於22年前創立的《廣告剋星》是一本著名的反消費主義雜誌，它將發達國家的生活現狀描述成是自然環境崩潰的元兇，精神空虛的人類在滿足永無止境的消費需求時，也在不斷地向毀滅之路一步步邁進。
在祖科蒂公園被徹底清場的那個晚上，《廣告剋星》雜誌曾向9萬多名網絡用戶發送了一份最新的佔領運動簡報，提議全美的佔領運動參與者們在12月中旬舉行盛大的慶賀活動，並同時撤出露營地。而僅僅數小時之後，紐約警方便開始發佈通知，將祖科蒂公園列為危險及髒亂差地區，同時要求示威者離開此地，以方便進行清掃。拒絕離開的示威者遭到了警方的逮捕，而他們留在公園的所有物品都一併被衛生部門收走，放置在西57街的一間倉庫裡。
警方的清理引發了示威者的抗議遊行，在雙方整夜的對峙之後，示威者最終得以重新進入祖科蒂，但他們不准帶入睡袋、雨布、帳篷等物品，而且進入人員的行動也必須符合公園規定，同時警方還在公園附近設立了嚴格的媒體警戒線，並封鎖了從周邊街道進入公園的入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長達59天的無政府自由主義運動，已在大清場中宣告結束。
拉森將警方的清場稱為「一場軍事行動」，並將其與在敘利亞發生的血腥叛亂事件聯繫在一起，甚至，他還認為，這場清理對整個運動來說並非一件壞事，而是一次變革的契機。「這意味著整個運動的升級和擴大。」拉森說，「離變革又近了一步。」
拉森和自己的搭檔、《廣告剋星》的資深編輯邁卡·懷特(Micah White)很快制定出一項「後祖科蒂時期」的計劃，倡議示威者們終止第一階段主要以露營為主的示威方式，並轉向更為激烈的示威形式，針對的目標轉向更多的商業機構。
運動開始之前
長期以來，拉森與住在美國伯克利的懷特主要通過郵件交流，兩人在來往的郵件中想出了很多好點子，而「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其中一個。今年6月初，《廣告剋星》在給用戶發送的郵件中寫道：「美國需要自己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即開羅革命的地標)。」第二天，懷特在郵件裡回復拉森，稱自己「對佔領華爾街這個主意感到非常興奮」，並認為應該將這一想法轉化為現實，同時為這一活動建立一個單獨的網站。兩人經過幾番討論後，最後於6月9日註冊了OccupyWallStreet.org網站，這個網站後來成為整個運動的虛擬大本營。
現年29歲的懷特出生在一個雙種族家庭，母親是白人，父親是黑人，但他從未在任何一方的族群裡找到歸屬感。從學生時代開始，懷特就喜歡以一己之力對抗權威，常常做一些違反學校規定的事情，高中時甚至還不顧校長的反對建立了一個「無神論者俱樂部」。大學畢業後，懷特寫信給拉森毛遂自薦，兩人的忘年交及事業合作就此開始。
出生於愛沙尼亞的拉森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童年的記憶總是和德國難民營聯繫在一起。在他看來，只要時機適合，一點零星的火花也可以觸發世界大戰的發生。難民營生活結束後，拉森跟隨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亞，並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時光。大學畢業後，擁有應用數學學位的拉森，起初為澳大利亞軍方設計戰爭電腦遊戲，後來在東京開辦了一家市場研究公司。
這個工作使拉森意識到，只要有足夠的現金、名人效應，以及誘人的理念和宣傳口號，就可以很輕鬆地將自身的想法植入大眾腦中。市場研究的工作也給拉森帶來了財富，可以讓他自由自在地周遊全世界，並毫無顧慮地投入到實驗性電影製作與環境保護的工作中。1989年，在自己的電視節目遭到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拒絕後，拉森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觀點永遠無法通過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受此啟發，他決定與當時合作的攝影師比爾·施邁茨(Bill Schmalz)創辦一份屬於自己的雜誌，即《廣告剋星》。
根據拉森的說法，《廣告剋星》在全球擁有7萬份發行量，這本雜誌不刊發任何廣告，完全依賴報攤售賣以及捐款來維持生存。雜誌支持過很多反消費主義的運動，今年春天還推動過對星巴克的抵制活動，稱這間連鎖咖啡公司對很多本地小型咖啡館產生了巨大衝擊，使它們的生存環境更加困難。
今年7月初，拉森和懷特兩人一直在討論佔領運動的起始時間。起初，懷特建議應該選在2012年7月4日，以方便示威者們進行充分準備。但是拉森認為政治壞境會在這一年中發生巨變，所以提議時間應該提前到今年9月末。兩人最後決定將日期定在9月17日，這一天同時也是拉森母親的生日。《廣告剋星》隨即在7月13日向訂戶們發送了第一封關於這場佔領運動的「戰略簡報」。
這封「戰略簡報」在網絡世界得到了高度關注，佔領運動也隨著郵件的轉發和在Twitter等社交網站上的傳播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懷特說：「以往類似的活動在進行宣傳時，總是需要大量的苦工和勞作，但回應卻往往並不令人滿意，就好像從山腳往山上推雪球一樣，吃力不討好。」但是這次的活動因為使用了社交網站等宣傳形式，所以與之前往往難以推進的其他活動大不相同。這封郵件為佔領運動吸引來了一些早期參與者，住在費城的賈斯汀·塔尼便是其中一位。在拉森發送這封「戰略簡報」15分鐘後，26歲的賈斯汀·塔尼便在自己的網頁閱讀器上收到了相關消息。第二天，塔尼在OccupyWallSt.org網站上進行了註冊，並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幫助運營這一網站。
但是不同的示威者之間存在不同的理念和想法，所以矛盾與爭吵也時有發生。而在內部衝突之後，示威者們最後達成一致，同意施行「水平化」組織形式，並舉行所謂的「全體大會」來整合不同示威人士之間的分歧。大會遵循透明化原則，任何在場的人都有權參加，都有權發表意見。大會沒有領導機構，也沒有領導者，只有幾個協調者。協調者主要任務是負責召集大會下的幾個工作組開會，工作組以功能區分，例如有專門研究經濟問題或社會福利問題的工作組。每個工作組都有權力將自己的建議提交給每天晚上的大會。在大會上，任何人發言時，其他人都要表示歡迎;如果自己不贊同其言論，則需表明自己認為對方的意見需要經過進一步討論後才能執行，不得公開斥責。
在懷特看來，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將理念傳播出去，使人們走上街頭」，但是運動不會「對事態的發展進行控制」。
黑色信使包
9月17日是一個週日，早上11點，化名為P的小學老師(因為擔心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這位老師要求以其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出現在本文中)離開自己位於布魯克林的公寓，坐上一列開往曼哈頓的地鐵。他是隸屬「全體大會」下的「戰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這一下屬組織主要負責確定佔領運動的地點。
P乘坐地鐵抵達保齡球草坪，手裡拿著一個黑色信使包，臉色淡漠的他從一排身穿制服、牽著狼狗的警察身邊走過，向著公園的出口方向走去。在保齡球草坪之外，華爾街著名的公牛雕像已被路障層層圍了起來，而一條通向華爾街股票市場的道路也被封鎖起來。P老師手中的黑色信使包裡裝著一個急救箱、一個瓶裝的液體抗酸劑、一些用做治療催淚瓦斯及胡椒噴霧傷害的純淨水，以及上百張複印地圖，這些地圖主要用來告知示威者可以進行活動的7個潛在地點。
「我們認為傳統的通信方式最為有效，」P說，「如果我們使用群發短信或者Twitter等社交網站進行聯絡，警方就很容易追查到發信的源頭。」與大多數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人士一樣，P也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願意投身於消滅任何不公正以及不合法的社會系統，或至少根除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態。
在保齡球草坪，幾百名示威者已經整裝待發。「全體大會」早在一個星期之前便開始囤積食物，並制定援救計劃以及分發傳單。但是其中很多人仍然對佔領運動的影響充滿懷疑。25歲的電影製作人瑪麗莎·霍爾姆斯(Marisa Holmes)是「全體大會」的一名協調人，她說自己當時與很多朋友都認為，這場運動在幾天之內便會宣告失敗。
負責傳遞地圖的P很快在公園內發現了兩位「戰略委員會」成員。P回憶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這三名20多歲白人男子當時都十分緊張。他們經過偵查發現，地圖上標注的2號地點即祖科蒂公園，人煙稀少，附近也幾乎沒有警察進行巡查。這座公園由私人掌管，根據當地法律，當其他公園在夜間或其他宵禁時間內關閉時，祖科蒂這樣的私人公園必須24小時開放，以滿足市民的娛樂需要。
很快，地圖便被分發了出去，示威者們之間也互相通知「在三十分鐘以內去2號地點」集合。第一批抵達的示威者集結成不同的小組，吃著花生醬三明治在樹下就坐。到了午後，大約有1000多人抵達了該公園，並舉行了「全體大會」。當天晚上，當P回到自己的公寓時，已經有大約300多名示威者成功地在祖科蒂公園「安營紮寨」。
在這之後的幾周內，祖科蒂公園的示威者越來越多，除了露營的帳篷以外，示威者們的配備也更加齊全，他們不僅可以使用無線網絡，還有廚房可以做飯，以及可供借閱的大量書籍。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每天下午都有數百人集合在祖科蒂公園，每個人目的不一。一些人帶著相機試圖記錄下這一歷史事件;一些人把這裡當做庇護所，只為了尋找一些免費的食物和醫藥治療;而另一些人則對當中進行的政治對話十分感興趣，而正是這些人才是運動的核心，因為他們相信這場運動可能帶來真正的變革。
清場之後
隨著活動的深入，佔領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們發現越來越多人士的加入，也帶來了更多完全不同的政治訴求。對於這些早期參與者來說，他們所呼應的不過是當年《廣告剋星》發送的那封「戰略簡報」;而新加入運動的普通民眾們，則代表著從自由主義到暴力無政府主義等不同的政治態度。對於「全體大會」來說，在這些彼此之間甚至互為矛盾的政治訴求中，很難尋找到一個能夠得到眾人共識的結果。
霍爾姆斯說：「『全體大會』確實不錯，但它在決策方面並非有效。」她期望能夠成立一個「發言人委員會」機制，從而在示威者群體的每日活動中起到有限的管理作用。雖然表面上，整個佔領運動對於「領導」以及「權威」等詞彙有所顧忌。但事實是，一些示威者在活動中已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領導力，而霍爾姆斯就是其中一位。
當然，「發言人委員會」的提議在「全體大會」上遭到了一些示威者的激烈反對。一些大會下屬的小型組織也擔心，委員會的建立會讓整個佔領運動的發展偏離原來的初衷。但是基於對當時混亂局面的擔憂，這一提議最終還是通過了。
不過，整個佔領活動所採取的「水平化」組織形式，已經成為其他國家佔領運動的樣本，類似的「無領導」、「協調人輪換制」以及「無固定示威要求」的形式，也出現在東京、悉尼、馬德里以及倫敦的示威遊行活動中。這種「水平化」組織形式如同Linux這種開源軟件一樣，任何人都可以充當佔領運動的「工程師」，為整個活動添磚加瓦。
時至今日，佔領運動已經得到了各地人士的支持，這場運動的理念和口號既可以在建築物塗鴉上出現，也可以在阿爾·戈爾這樣的政界名流的Twitter 頁面上發現。不過終究，「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內容意義還是大於形式意義。正如運動口號所說的那樣，人們可以通過這種靜坐的方式，將自己的訴求大聲、直接地表達出來，而不是將對社會的不滿通過間接的手段傳導給政府。
而對於拉森來說，發生在祖科蒂的清場事件並不意味著整個佔領運動的失敗，而是給所有示威者帶來了一次契機，示威活動的形式和地點也由此可以變得更加多樣化。而在11月18日發生的新一輪示威活動也驗證了拉森所言非虛，示威者們再也不是安靜地坐在公園裡露營、討論，而是試圖關閉紐約股票市場，並在布魯克林大橋上發起靜坐抗議，祖科蒂公園內的示威人士還與警方發生了衝突，其中有200多名示威者被逮捕。為了響應當天紐約佔領運動，美國其他各地人士也在芝加哥、聖路易斯、底特律、休斯頓、密爾沃基、波特蘭以及費城等地的大橋上舉行示威活動。
無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場運動的中心都將從紐約蔓延開來，在其他地方扎根發芽。而對於活動最初的倡議人之一懷特來說，這一切仿若夢境一般，幾個月前還只是存留在電子郵件中的對話，現在已經成為實際發生的事實。而這一事實未來走向如何，甚至連倡議人自己也無法確知。正如拉森在祖科蒂公園清場事件之後所說的：「原來的局面已經完全被推翻，現在該輪到新一輪棋局上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