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紅網報道，我為這個村莊積累了幾億財富，圍地三萬多畝。每年單返租一項，都是千多萬，還不斷升值。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煩事就多了，爭奪財富支配權的矛盾就激化了。
——陸漢滿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堅持「人民公社」模式的崖口村顯得特立獨行。然而，周圍的高樓越來越多，城市的味道越來越濃，這個「人民公社」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誘惑。
人心浮動。在老村支書陸漢滿漸漸遠去的背影背後，潛藏著現實與理想，集體與個人，變遷與傳統的深層博弈。
2011年12月19日上午，崖口村村委會。一村幹部快速跑進來，將一張《中山商報》擺在了村支書譚偉欽面前，標題是「南朗519畝地塊2.3億元底價成交」。
譚偉欽低頭認真看了全文，這個地塊正是2008年崖口村被政府徵用的1.17萬畝土地的一部分。他拿出計算器，啪啪啪算起來，眉毛一揚，「45萬一畝呢，我們征地時才多少?不過5萬塊一畝，一下翻了差不多10倍。」
2008年，這塊地被徵用時，還曾引起一場風波。正因為這場風波，任職37年的老村支書陸漢滿最終「下崗」，崖口的「人民公社」模式也走向了不可預測的未來。
A、最美村莊，雞犬相聞
西邊的雲梯山下、京珠高速穿行而過，輕軌可直通廣州;東邊伶仃洋莽莽蒼蒼，隱約可見香港大嶼山島，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畫;村莊裡，村舍、農田、圍田，一一排開，供自行車行駛的「綠道」穿行其中……
——這是位於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被譽為廣東「最美村莊」的崖口村。
不過，崖口村的出名，更在於它一直保留著「集體生產，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模式。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全國興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潮流時，崖口村在村支書陸漢滿的帶領下，保留了「人民公社」模式。
當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崖口村有四五百青壯勞力流失到香港、澳門，如果分田到戶，剩下的老弱勞力不能獨自耕作，無力繳納公糧。此外，村子裡一直有白泥資源(一種煉鋁的原料)出口，這可補貼集體生產的低效益。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政府並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現在，崖口村分成三級管理：村委會、生產大隊、生產隊。社員分屬各生產隊;隊長分配每日勞動項目，考核和計算工分;每年早稻和晚稻收割後，生產隊總算一次工分;生產大隊再核算整個公社的勞動成果和工分。村委會向生產隊收購糧食。生產隊再根據社員工分分配收入。
不同的是，處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崖口村，在經濟上實行「一村兩制」：在農業生產上，實行「計劃經濟」;耕地以外的灘塗、養殖場、工廠等土地，全部出租，實行「市場經濟」。出租土地的收入，一部分給全體村民分紅，一部分用來補貼低效率的農業生產。
具體的補貼是，村委會以高出市價幾倍的價格，向生產隊收購糧食;當村民購買糧食時，又以低於市價數倍的價格出售。而且，村子裡的「兩頭人」——60歲以上老人，18歲以下孩子，有免費的口糧供應。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正漢認為，崖口村的「人民公社」， 是一種抵抗外部風險的福利——它提供給了村民失業保險機制：當村民不能或者不想去市場就業，就有權利回公社勞動獲得收入。
目前，崖口村在社村民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比在工廠打工低。不過，農村生活不必像在工廠那樣緊張、急促，崖口村因此被周圍村莊羨慕，村民的公社生活還被編成順口溜，「一個月過年，八個月賭錢，三個月耕田。」
冬日的陽光照在剛翻整過的耕地上。種著馬鈴薯的田里，戴著草帽的三兩個農婦，一邊彎腰勞作，一邊大聲談笑。
傍晚時分，夕陽還未躍過西邊山頭，村民們已陸續收工。他們把鋤頭或鐵鍬綁在摩托車後面，哼著歌兒駛入雞犬聲起伏的村莊，消失在某個飯菜飄香的角落。
學者俞勝認為，崖口村 「保持著完整的擁有自然基底的農業聚落」，而另一些村莊，「景觀破碎化，變成了半城市化的地區」。
B、囤地、租地，不賣地
當高層樓盤沿著海岸線逼近時，崖口村依然保持著背山面海，春耕夏種的田園風光。不過，崖口村並沒有陷入貧窮。
陸漢滿擔任村支書三十多年來，已經為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積累了巨額財富。而財富的主要載體，是土地。
——當珠三角其他村莊幾乎都走上土地種工廠的道路後，處於黃金位置的崖口，卻反其道而行：陸漢滿不斷圍墾，「囤地」。
站在伶仃洋邊的海堤上，可以望見大片灘塗。三十多年前，剛擔任村支書的陸漢滿通過與上級部門協調，取得了對崖口村周邊伶仃洋的灘塗圍墾權。
在冬日的餘暉中，陸漢滿立於大堤，指著那些圍墾的灘塗，遙想當年情景：
上百人被組織起來，在灘塗安營紮寨，拋石種草。一個海浪打來，把剛砌好的堤壩衝垮，馬上又組織人力搶修，修了又垮。崖口初期的圍墾，投入了5萬多個勞動力和20萬資金。
按照當初的政策，海灘「誰圍墾，誰使用」。崖口村雖然集體出工圍墾灘塗，但收效不大。1990年代，崖口村開始招商引資，使用現代化的設備進行圍墾，這使得近4萬畝灘塗落入崖口村囊中。村莊的面積也由此擴大了10倍。從此，中山市28公里海岸線，崖口村就佔了1/3。而通過圍墾灘塗，陸漢滿成為大功臣，權威得以樹立。
拒絕8000萬元買斷1.5萬畝灘塗的使用權，是陸漢滿的又一大手筆。
1990年前後，珠三角地區興起了一股房地產熱。崖口村周圍很多村莊都被征地了。被征地的村民，耕地全賣，一夜暴富，住進新樓，以收租作為生計。
這個時期，崖口村也險些失去大塊土地。
1990年，崖口村向縣政府申請獲得1.5萬畝的灘塗圍墾權。翠亨鎮政府起初(當時崖口村屬翠亨鎮)不同意這個計劃，但經過權衡，還是同意了。作為條件，圍墾後，這塊地49%的使用權歸鎮政府。
不久，鎮政府與開發商合作，瞄準了這塊地，想用8000萬元買下崖口村另外51%的土地使用權。
這個方案被陸漢滿拒絕，其他村幹部也同意陸漢滿的意見。崖口村的方案是：8000萬仍然留在鎮政府手上，鎮政府每年向崖口村交租，每年租金645萬元。但附帶條件是，如果鎮政府拖欠租金3年，崖口村無條件收回這片土地的全部使用權。
當時看來，這個方案對鎮政府有利，因為8000萬存入銀行，每年利息支付租金還有餘，但崖口村也沒有風險，土地使用權仍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時的鎮政府領導同意了這個方案。但天有不測風雲，1994年，國家宏觀調控，該房地產項目剛啟動就夭折了，鎮政府交不起租金，1998年，崖口村收回了這1.5萬畝的灘塗使用權，招商引資重新發包出去建了養殖場。
這是到當時為止，崖口村收到的最大一筆租金，這筆租金除了用於補貼農業，剩下的按人頭均分。
C、商業氣息侵蝕「人民公社」
在珠三角，陸漢滿和崖口村延續「人民公社」模式的同時，並不能完全抵禦市場經濟的影響。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崖口村的生產隊一直保持著幾百人的勞動力。不過，大多數村民並不在生產隊做工。譚偉欽稱，1980年全國公社解散時，18歲的他就離開了生產隊，在村子裡一家港商開的毛織廠上班。1983年至1985年，公社勞動力年平均收入是900多元，而像譚偉欽這樣在工廠每天上班10多個小時的，年收入有2000多元。
1980年代末，當年到香港、澳門打拼的村民，有人陸續回來了。他們在村裡建了當時最漂亮的房子，有的還當了老闆，在村子裡辦了工廠。
村子周圍的高樓越來越多，城市味道越來越濃，在商業氣息中，人心浮動，這個「人民公社」時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誘惑。
當年拒絕8000萬元買斷1.5萬畝灘塗使用權事件，也引起了後遺症。
8000萬元，對當時月收入幾百元的村民，是個聞所未聞的天文數字;這麼多錢，竟然被村委會拒之門外，無論如何讓人心理難以平衡。
2001年，3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向上級投訴陸漢滿領導的村班子，頭一條就是，「村幹部貪污腐敗，8000萬不知去向。」
調查的結果，證明了陸漢滿的清白。不過，陸漢滿也認識到，擁有這麼多土地，不一定是好事。他做了一個決定：崖口村實行土地股份制。
2002年，陸漢滿把村莊發包出去的圍墾地分成兩塊：其中1萬多畝，專用來補貼公社糧食生產;另外2萬畝，分配到全村3376個村民手上，平均每人5.5畝地。這5.5畝地沒有具體分到個人，但具有典型的象徵意義，從此，村民們成為土地的股東。這些被分配的土地及其收益，由一個基金會專門管理。
D、老書記的孤獨與落寞
陸漢滿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讓村莊恢復了平靜。但這種平靜下，暗流湧動。
從1990年與當時的翠亨鎮政府租或賣的博弈開始，崖口村就形成了慣例：對任何土地投資，村裡的底線是出租。後來不少工廠進駐崖口，村裡均以出租廠房的方式合作，而且出租的土地都以「一號大米」的價格作為標準，一畝地按650斤大米價格算租金。陸漢滿覺得，這是最保險的做法。
再後來，有外面的人和村民提出賣地，陸漢滿都一口回絕。從此，幾乎無人再敢言賣地。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08年。
當年7月，上級政府希望徵收崖口村的一塊地。這塊地面積達1.17萬畝地，幾乎就是1990年被陸漢滿拒絕賣給翠亨鎮政府的那塊地。這差不多是整個村莊圍地面積的1/3，也是中山市征地史最大的一塊地。
這次，陸漢滿還想扛著，沿用村裡的慣例，只租不賣。
但很快村委會被「圍攻」了。監控資料顯示，數百村民進入村委會辦公室，有的叉腰，有的赤膊，表情激動。「我跟老書記講，村民像洪水一樣湧來，怎麼能以匹夫之力抵擋呢?」譚偉欽向記者歎氣。
「既然這樣了，那就全體表決吧，同意徵收的就在征地表決書上按個紅手印。」
這一次，陸漢滿幾乎成了孤家寡人，3376個村民中，只有28個不同意徵收。
崖口村簽字同意賣地的村民高達99.14%。「村民都同意征，意見是那麼的集中，別的村80%已是大比例。」時任中山市國土局局長何權昌說。
徵收協議簽完，村民每人可以分到14.2萬元，外加近3萬元的養老保險。一個四口之家，現金收入就達近60萬元。代價是，平均每個有土地股份的村民手上賣掉了3.3畝地。
「租地讓村民沒信心，村民個個都中意一筆錢進口袋，因為今日不知明日事。村民就中意一次分完，這樣就可以保證自己的信心。」村幹部譚錦鶤說。
陸漢滿唯一能做的，是在征地表決書中，空著他的那一欄。「這也是唯一一個村支書不參與征地的村莊。」何權昌說。
那一段時間，陸漢滿總是避免跟人在一起，很孤獨地坐著，很孤獨地走來走去。譚偉欽說他懂得老書記內心的孤獨，「他不想看到他親手弄回來的土地，在他手上又失去。」
E、「崖口模式應適時而變」
崖口村的小街很窄，兩側是村民高矮不一的房屋，不時有「嘩嘩」的麻將聲傳出。街上行人不多，一個孩子輕快地跑過，後面跟著一條黃白色的小狗……
冬日的夕陽照在這片新舊不一的房屋上，少有生機，頗顯落寞。伶仃洋的風吹過來，有些涼意。
在2011年的換屆選舉中，陸漢滿沒有被上級政府提為候選人，「不賣地的不能當村支書。」他這樣理解。從1974年開始，他擔任村支書，37年過去了，如今他72歲，「下崗」了。
陸漢滿至今沒有去領那14.2萬元，也沒有要政府所買的養老保險。他掏了積蓄自己買了養老保險，銀行卡只剩下139元。
在一個冬日的夕陽下，他站在伶仃洋邊的大堤上，呆呆地望著灘塗出神。被徵收的那片灘塗上，高樓矗立，在夕陽下有些晃眼。
「當這個地方繁華了，它也就不屬於崖口了。 」陸漢滿說。
「我為這個村莊積累了幾億財富，圍地三萬多畝。每年單返租一項，都是千多萬，還不斷升值。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煩事就多了，爭奪財富支配權的矛盾就激化了。」陸漢滿無奈地笑著說。
去年9月，中山市市委書記薛曉峰在崖口村調研時表示，在新一輪發展階段，崖口村只靠出租土地發展農業的優勢越來越弱化，村集體財力和人才實力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有了較大差距，村民的發展意識也產生了變化，「崖口模式應適時而變」。
[特寫]
「下崗」村支書陸漢滿
「下崗」的崖口村前村支書陸漢滿，坐在前村法律顧問譚順寧的豐田車上，往伶仃洋邊駛去。汽車沿著水泥「綠道」穿過村舍、農田，繞過建了寺廟的小山包，出現在一片遼闊的圍墾養殖場邊。陸漢滿有點激動了，「這都是我在的時候搞的。」
這是一個冬日的下午，夕陽落在伶仃洋面，波光粼粼。陸漢滿叉著腰，站在堤邊，久久地凝視著這一望無際的水面，沉默不語，似乎三十年前帶領村民大干快上、開疆拓土的場景，還在眼前。
多少次，他帶著客人來此考察，興致勃勃地談著人民公社;多少次，他駐足在這曾經是海洋的灘塗上，為自己遵從了《增廣賢文》裡那句「但得方寸地，留予子孫耕」而驕傲。
現在，墾地被慢慢蠶食，高樓大廈新立海邊;而他，「下崗」了。
冬日的夕陽映著他的身影，使他那瘦高的身材，顯得更加頎長。他習慣性地摸了一下眼眶，眼神裡有一絲不易覺察的黯然。
他很快又調整了自己的情緒，兩手插入夾克的口袋，大跨步地走到車前，伸出一隻粗壯的手，猛地拉開車門，上車。
來到村裡的寺廟，這是陸漢滿在任的時候建的。「滿叔，你信神嗎?」記者問。
「不信。但不能因為我不信就不搞這個呀。」他講話一字一頓，偶爾帶有點頭。
陸漢滿的房子，建於1970年代，青磚屋，帶天井。房間內的白牆已經生斑。天井左邊是書房，右邊是臥室。臥室裡，擺著一張支著蚊帳的木床。——身處這樣的環境中，讓人陡然生出一種時空穿越感。
陸漢滿只會說粵語。對記者的問題，他選擇用筆作答。院門外一棵樹下，擺著一張木凳，陸漢滿坐在上面，一筆一畫地在本子上按豎排寫著繁體字。
在過去37年村支書生活中，他每天晚上都要「閉門思過」，寫500字的日記。
他的書房，掛滿了「勤能補拙，儉以養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字幅，37年來，他為村裡打下了數億財富的基礎，卻始終生活在這種環境中，「下崗」後，他買了養老保險，銀行卡上只剩139元。
「土地到底屬於誰不是很重要」，因為「人不過是歷史的匆匆過客。」但他卻無法釋懷，「把土地當私有財產一樣表決賣掉。」在這種清幽的環境中，他用「筆」闡述這樣的觀點。
在他房間裡，最醒目的是兩個字：「制怒」，這是他請一個書法家寫的，寫了三幅。另外兩幅，一幅在村委會的辦公室，一幅在他兒子的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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