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羊城晚報報道，《羊城晚報》2011年12月18日的人文周刊·廣角版曾對清華大學教授格非進行專訪，並以專題報道的形式關注作家紛紛進入高校的現象。格非直言，「高校不見得比社會更純潔」。高校之弊非止一端，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長年久居高校，深諳其中之道，特撰此文，指陳其五種「重病」———
這十多年來，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學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更多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從多數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前進中也出現新的問題，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為「五病」———
「一病」： 市場化
病例：北大校園到處都是廣告橫幅，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台
病因：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
病症：大學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辦各種班「創收」
病害：賺了一些錢，風氣壞了，人心野了
這種趨向日益嚴重，對大學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對教育投入。這些年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這是關鍵問題。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只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收」(這個詞對於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現在學校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世俗、庸俗。
進北大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麼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闆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台。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於找各種賺錢門道。什麼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也受到影響。我們許多教授往往身兼數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中國有這麼多好的年輕人，為什麼培養不了?現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為什麼?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學生的程度比以前明顯降低。師資外流現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北大有些院系教師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礎學科教師的收入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容許一部分老師「先富起來」，多拿一些錢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沒有管理，否則有些教授可能就是為錢上課，而且造成校內貧富不均，兩極嚴重分化，學校成了市場，人心搞得很勢利，既不利於校風建設，也不利於學科建設。
「二病」： 「項目化生存」
病例：在山東大學給本科生上課竟成了新聞
病因：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的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
病症：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玩手段走過場，吃喝、遊玩、送禮、拉關係、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
病害：浪費人生，浪費資源，學術腐敗
所謂「項目化生存」，是對那種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著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為什麼要這樣?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其實就是奔著錢去申請項目的。這其實也是市場化的弊病。
現在學術腐敗嚴重，假成果、假學問遍地都是，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遊玩、送禮、拉關係、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現在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我近30年幾乎每隔一年就要給本科生上課，上個學期還給一年級上基礎課。這學期來山東大學，學校很照顧我，不給我什麼限制，可是我自己覺得既然當老師，上課是基本的工作，這學期就給文學院的本科生上課。本是份內的普通的事情，沒想到此間報紙還當做新聞專門報道。可見現在「項目化生存」多麼嚴重。
現在社會以實用技能為標準收羅人才，輿論更被市場的泡沫所左右。人們為謀生而學習，沒有內在的事業衝動，上大學無非是畢業後好在人才市場上找到買主，賣個好價錢。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
「三病」： 平面化
病例：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併
病因：追求大而全
病症：大學合併
病害：辦學個性與特色丟失
大學越來越失去個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質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學合併本來也有好處，對50年代以來形成的分工狹窄、體制封閉、低水平重複、小而全的高校辦學模式，尤其對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團化、沼澤化有好處，利於「清淤消腫」。但許多大學合併，就是貪大求全，原有一些傳統特點就丟失。
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併了，規模之大，令人感歎：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於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在合併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併。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 官場化
病例：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
病因：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
病症：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像在政府機關裡面一樣
病害：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
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後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院系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的也高度職業化，都是外派的，不懂業務，就很難進入狀態(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級黨政領導幾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師，不當這個「領導」了，就回去當老師)。
現在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於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於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
我到過一些學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書記的權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系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像在政府機關裡面一樣。我當中文系主任多年，系裡很少稱呼我「溫主任」的，那樣稱呼會讓我不舒服。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麼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風!
更嚴重的是許多大學書記和校長職責分不清，說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是「兩個一把手」，黨政不分，誰最終負責?往往就是誰強勢誰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還彼此矛盾爭鬥，影響工作。這個問題好像很難解決，但總要想想辦法，有所改進。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網的劣根滋長，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五病」： 「多動症」
病例：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接著又搞「元培學院」
病因：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
病症：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麼「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
病害：折騰效果值得懷疑
過去搞運動，反覆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麼「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
教育有滯後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我稱之為「無疾而終」。接著又搞「元培學院」，也是著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麼要大動干戈?即使試驗，也要有個過程，有跟蹤。我們都有點沉不住氣，老想改革，就是不願意下功夫。比如我們大學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
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制「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系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即使要變學院，那也等全國的中文系都「升級」完了我們再升格吧。現在全都「升級」了，這裡還是巋然不動。我不當系主任了，以後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級為文學院，也就不可逆料了。我們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於北大的寬容，校方沒有逼著我們「多動」。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新」前面，是想說明繼承優良學術傳統的重要性，基礎性，不贊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並且將之付諸於積極的建設。（溫儒敏 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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