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青年參考摘編英國《金融時報》近日評論文章，指出，幾年前，人們很難想像，歐洲領導人會向中國政府托缽「化緣」，請求提供資金紓困。同樣，很少有人能夠預見到，訪問華盛頓的中國領導人會公開指責美國政策制定者對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管理不當。
在2012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歐洲恐怕還將繼續與衰退共舞。許多經濟學家稱，除非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亞洲除日本以外的國家，將繼續實現7%左右的快速增長。
命運的戲劇性轉折，使一些亞洲人產生了某種必勝的信念。「不存在什麼資本主義危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名譽教授德賽勳爵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它已經得了『老年病』。充滿能量、創新和增長渴望的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已經轉移到了東方。」
德賽勳爵表示，幾個世紀以來，亞洲國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但現在，更善於控制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力量的，總體而言是南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
然而，這種勝利感僅到此為止。至少有三個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這場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對於東方而言，同樣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韓國和少數新加坡之類的小國以外，亞洲國家仍然貧窮，或者頂多算是收入中等。許多國家計劃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資本主義」政策的未來繁榮之路，這些政策包括通過放鬆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但這樣一條繁榮之路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危險，可能被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以及金融災難所吞噬。
過去，亞洲的技術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逐步轉型，對國內更加提倡干預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聲音，通常持反對態度；如今，他們感到疑惑或失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泰國、印尼和韓國等經濟體開出了猛藥，要求這些國家削減政府開支，而不顧經濟衰退的事實；提高利率；切斷銀行與政府的聯繫；並且放鬆監管。而現在，西方經濟體卻在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它們在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並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
第二個原因是：儘管談論亞洲價值觀一度十分流行，但沒有哪個亞洲經濟體產生了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嚴密制度。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開始實行市場經濟。1991年，印度放棄了使之陷入緩慢「印度式增長」的印度式社會主義。其他國家，比如越南，也紛紛效仿，開放經濟，從而開啟了自身的快速增長。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場制度的國家，比如朝鮮、緬甸和老撾，則繼續深陷在貧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亞洲的處境而言，不能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幸災樂禍。沒有多少亞洲國家會聲稱自己不需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強勁需求。中國經濟學家、IMF副總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僅為2萬億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即使在當前拮据的情況下，每年依然要消費10萬億美元。如果西方資本主義「起火」，那麼火苗遲早會燒到亞洲的家門口。
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給亞洲國家如何恰當治理提出了許多問題。統一的主題是：政府應承擔多麼積極的角色？西方專家過去一直批評亞洲經濟體干預主義色彩過於濃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國家都計劃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場理論的失敗，以及不痛不癢監管的明顯弊端，已經使得一些亞洲政策制定者對倉促轉向自由主義更為警醒。
另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亞洲的社會不公平應該達到什麼程度。許多人——尤其以中國人和印度人為首——以「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作為增長戰略的基礎。涓滴理論認為，超級富豪階層的出現會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樣，亞洲人也在質疑這種自由放任的理論。
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的廣泛定義內，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預，也可以減少計劃。在亞洲許多國家，這些政策選擇尚有待討論。不過，在選擇的壓力猛然增大時，大多數人都信服資本主義，並且，在缺乏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國家，將只能依賴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你審視一下中國，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力量——市場機制和激勵的力量——確實得到顯現，」李昌庸表示，「一些資本主義的要素顯然是必不可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