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的進程，各種議論聲也不絕於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國模式」的讚揚聲，也有一輪又一輪驅之不去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發展環境，但同時也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動力。面對「中國威脅論」日益成為一些國家慣用政治手段的現狀，我們應該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採取多種方法應對它。
「中國威脅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其實，「中國威脅論」的說法由來已久，總的來看，它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基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需要，開始了最早的「中國威脅論」宣揚。
「中國威脅論」根源於19世紀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當時，已完成工業革命的英美等國家，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開始瘋狂海外殖民，與此同時製造出「西優東劣」的觀念為殖民行為辯護。
在此過程中，基於13世紀蒙古人西進歐洲以來形成的「黃禍」歷史記憶，有關中國具有一種東方式的「威脅」和「內在的殘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國眾多主題中頗為顯著的一條。
「黃禍」威脅的緣由五花八門，他們或擔心中國的強大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或恐懼中國人可能的「種族仇恨」，或憂慮中國人可能的「覺醒」，或擔心中國對西方商業上的可能衝擊等等。對來自中國「黃禍」的恐懼，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第二階段：20世紀中期至90年代。這一階段，中華民族歷經百年抗爭，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外部壓迫，贏得了民族解放與獨立並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西方世界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從冷戰需要出發，極端仇視紅色政權，對新生政權全力封堵包圍。朝鮮戰爭爆發後幾個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與「聯合國軍」展開殊死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國威脅論」，大談中國軍事威脅，並認為中國革命勝利會在東南亞引發多米諾牌效應。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對紅色中國進行了瘋狂的「妖魔化」宣傳，中國被歪曲為大多數西方人心中的「專制、好戰的紅色惡魔」。
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至今。這一階段，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經受住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巨大衝擊，並走向發展崛起的道路，在此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產生了矛盾衝突，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中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此後經濟高速發展，政治影響力大大上升，軍事力量持續增強。面臨中國力量不斷上升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
與此相呼應，西方學者發佈相關理論，從文明、意識形態等角度進一步論證「中國威脅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對西方文明提出挑戰並引發戰爭。
另一重要理論就是「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更不容易發生戰爭，而中國之類的「專制」國家則制度性地蘊含著更多的戰爭可能性。這一期間，美、日等國報刊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如《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鼠年》、《紅龍躍起》、《美國太平洋海洋統治遭遇中國挑戰》、《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等，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
與前兩輪「中國威脅論」相比，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表現出多元複雜的特徵。就其宣揚主體而言，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周邊相關國家。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既包括「軍事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又包括「經濟威脅論」、「文明威脅論」、「生態威脅論」等。
利益衝突是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原因
在國際關係中，威脅總是客觀存在的。在相互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圖，就會對另一方產生威脅。因此，「××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常態現象。如在長期相互敵視的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之間，針對彼此的「威脅論」可謂根深蒂固。
但縱觀全世界，唯有「中國威脅論」近20多年來長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大規模認同，原因究竟何在？細細究之，這與中國的崛起發展密切相關。概言之，「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自身危機意識，緣於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發展的一種政治手段，是冷戰時期「零和」思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體現和反映。
探尋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緣由，必須從發展層面入手。「中國威脅論」，說到底是由於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快速發展引起的，是國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隨品。
中國的發展具有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歷史、在世界發展史上曾長期佔據領先地位的文明古國，在經歷19世紀中期以來的殖民入侵、民族抗爭與長期探索，而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終於找到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並不斷加快國家崛起的步伐。
中國的發展，有著曾經遭受西方侵略掠奪的歷史記憶，有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特色，有著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13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保持9%以上的驚人經濟發展速度。這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中國發展特質。
與中國的崛起發展相一致，印度近年來的發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為「金磚五國」之一。但與中國相比，印度是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具有一致性。從發展質量與規模來看，印度尚不足以對西方國家構成重大挑戰。真正對美國的霸權及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的，在當今世界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其主導下的傳統國際秩序及地緣政治格局的挑戰。從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經驗看，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強權與戰爭，都是以運用武力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國的崛起，無不是遵循著富國-強兵-戰爭擴張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西方權力轉移理論或霸權轉移理論，都認為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必然會使得國家間的關係發生權力轉移，中國將挑戰現有的國際結構，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乃至爆發戰爭。
為此，害怕中國的發展強大將挑戰其既有的國際地位，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擔憂；借「中國威脅論」來制約中國的崛起發展，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動機所在。
在一些周邊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領土資源現狀的可能改變及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可能衝擊。「中國威脅論」，成為這些國家攫取形形色色國家利益的一種政治手段。這包括：
其一，為領土資源之爭提供依據。中國是世界上邊界最為漫長、與鄰國存有領土領海爭議最多的國家之一。隨著中國力量的強大，與我國存有爭議的國家日趨憂慮，唯恐在領土資源之爭中落敗。
其二，為維護經濟利益提供理由。在有些國家看來，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對其經濟利益造成衝擊。尤其是日本，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長期經濟衰退，而中國則保持高速增長並在經濟總量上超過它，這種失衡的心理尤為強烈。
其三，為擴張軍力提供借口。近年來，一些國家借口中國對本國帶來軍事與安全威脅，投入巨額軍費大力發展本國軍事力量。
其四，為爭奪地區主導權提供工具。某些國家為奪取地區事務主導權，往往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以挑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自己則從中漁利。
「中國威脅論」具有遏制和刺激雙重效應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是為了遏制與干擾中國的發展。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幾十年來，西方及周邊一些國家極力渲染的「中國威脅論」，實際上產生了遏制與刺激的雙重效應。
一方面，「中國威脅論」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雜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形象，阻遏了中國的發展步伐。
在政治層面，「中國威脅論」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敵意，增加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不信任感，阻礙了我國與之開展國際合作的步伐。
在軍事層面，「中國威脅論」加大了地區軍備競賽的可能性。近年來，周邊一些國家花費重金購買先進武器裝備，客觀上增加了地區不穩定性。
在經濟層面，「中國威脅論」增加了我們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摩擦。近年來我國同一些國家的經濟摩擦事件不斷增多，不能說與廣泛散佈的「中國威脅論」沒有關係。
在外交層面，「中國威脅論」為某些大國人為地阻遏我國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借口，成為西方國家制約我們發展慣用的一張牌。如在近年來我海外經濟活動中，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產的多起商業行為，都因某些國家以危害本國經濟安全等借口橫加干涉而終致流產。
總的來看，「中國威脅論」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使我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作為外部強加的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中國自身的危機意識，刺激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依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理論，有機體在遇到挑戰時，會本能地產生一系列有效反應，從而最終促進有機體的發展。
「中國威脅論」在帶來一定程度負面效應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外部動力。中國古代就有「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緣於外部力量逐漸強大而產生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在被反覆強調的同時，也反過來成為促使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實際上，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際，中國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並日益穩健。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客觀上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強愈強、愈挫愈勇。在「中國威脅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在親身感受到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也逐漸適應與接受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生存環境，這無疑有利於培育大國心態，有利於下一步中國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國。
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應對「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治中的慣用工具，成了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話語現象。每當某些國家遭遇國內相關政治議題時，往往搬出「中國威脅論」應急。如在當前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國大選中，「中國威脅論」就是奧巴馬政府屢屢使用的一張牌。面臨「中國威脅論」的這種現狀，我們要淡定從容，又要主動作為，採取以下方法有效應對。
第一，培育與大國相適應的從容心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中國衰亡論」等種種論調，勢必層出不窮。要培育沉著、從容的大國心態，冷靜理性地看待來自國際社會的讚譽與詆毀，不為外界的種種鼓噪所動，不被「棒殺」、不被「唱衰」，展示給世人泱泱大國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
第二，繼續推進並大力加強國際合作。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創造與強化互利互惠的「共贏」關係，是消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途徑。要堅持睦鄰友好的原則，加強政治、軍事層面的互信，進一步拓寬在反恐、軍演等國際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敵意。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繼續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經濟關係。要在加強國際合作中，使世界各國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實惠與利益，而決不是所謂的「威脅」。
第三，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們應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重視並發揮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塑造並掌控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話語權。除了積極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通過釋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來主動回擊「中國威肋論」的惡意攻擊，打破當前我面臨的被動局面。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縱觀「中國威脅論」的三個發展階段，在國力最為孱弱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論工具；當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封殺新生政權的政治借口；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國威脅論」成為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遏制中國的政治手段。可見，「中國威脅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中國，取決於中國自身國力的發展狀況。
為此，應對「中國威脅論」、抵消其負面效應的根本之道，在於大力發展中國的國力。要增強定力，以「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聚精會神地幹好自己的事情，確保安然度過當前的發展關鍵期。屆時，「中國威脅論」作為中國發展崛起過程中的特殊歷史符號，自然就會消退了。(釋清仁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