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62歲的鄧國英本來很不情願去簽《征地拆遷補償協議》，但是2012年5月10日以前不簽字的話，「房子一樣要拆，劃撥的安置地塊也沒你的份了。」她抱著1歲零兩個月的小外孫，紅著眼對《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說。
5月7日開了動員會，8日宣佈開始簽拆遷協議書，10日是簽約的最後一天。按原計劃，當月15日就要開始宅基地的拆遷。
雲南省巧家縣白鶴灘鎮迤博村的拆遷沒有安置房，每個人都得拿著補償的錢，自己去劃撥的安置地上重新蓋房子，而鄧國英所在的村民小組6組具體會安置在哪裡，還沒個具體的說法。這就意味著，她可能也得像前一個拆遷批次---5組的許多人一樣，在廢墟裡或者半山腰的臨時安置地搭個簡易棚子「過渡」。
5月10日，還只是上午9點，金沙江乾熱河谷的太陽已經開始烤人。
鄧國英背著外孫，陪家人一起在白鶴灘鎮花橋社區便民服務中心排隊。她家負責簽字的是25歲的女婿唐天榮，排在她後面的是她弟媳婦，30歲的冉。
冉玩了一點小心思，說：「姐，你看咱都是一家人，你讓我先簽吧?」
排名在前面先簽的，根據縣政府的規定，按照一定的比例會有所「獎勵」。
鄧國英沒有計較，就讓她走到3個工作人員面前的桌子旁邊先簽了，女婿唐天榮緊隨其後。彼時的鄧國英心情沮喪，根本無心計較，迷迷糊糊地完全不知道也無法預料，在那一刻之後，她和她的家庭將迎來什麼樣的命運?
第四次征地
雖然才簽協議，早在2011年9月，鄧國英就已經成為了實質性的「失地農民」。
那時候，她家的4分耕地上，已經結起了黃豆，眼看著就要成熟。她的大孫子也開學上高一了，大孫子的父親早亡，母親多年前已經改嫁，十幾年來全靠鄧國英種田、給人帶小孩賺點錢來養活。大孫子第一學期的學費是1400元，還差300塊沒湊夠，鄧國英巴望著地裡的黃豆快些熟了，賣了錢給孫子交學費。
2011年9月22日，幾百名鄧國英口中的「警察」，帶著5台挖掘機，一鼓作氣把她家的地，連同其他村民的大約幾百畝地，全給挖掉了。
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原本僻靜的山裡小縣城，多年來從未出現過如此大陣仗。
相對而言，鄧國英比7組的鄭永江要幸運一點。
9月23日，挖掘機開到了7組的農地上，衝動的鄭永江裝了一礦泉水瓶的汽油，潑在自己身上，並且衝進挖掘機的駕駛室，叫嚷著要跟駕駛員同歸於盡。
結果，他家的兩畝多地沒保住，自己也被行政拘留5日，緊接著因「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三緩四，在看守所裡呆了近7個月才被取保出來。
根據巧家縣公安局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所述，當日鄭永江試圖阻止的，是巧家縣城區規劃征地補償指揮部的「現場施工」。
「我當然不服，我還要上訴。」鄭永江對記者說，「我從來就沒有簽過任何協議，我家的地甚至都沒有丈量，就直接被挖了，我種的芒果也直接被挖了。」
鄭永江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迤博村7組和8組的地，是為了瑞鑫地產公司的白鶴花園房地產項目而征。
實際上，瑞鑫為了這個項目，早就已經進入巧家，幾年前就建好了售樓中心，但是地一直沒有征下來。
「我們村這裡已經是第四次征地了，」鄭永江說，「90年代修過境公路(雲南303省道)，征過一次，因為是公共建設，大家都支持了;第二次是說修客運站，結果征來荒了7年沒修，最後建了堂琅鑫苑小區;第三次是說修人民醫院，又荒了四五年才動工。」
「這一次，我們都不同意了，我們都知道是商業性的房地產開發，但是政府官員後來卻解釋說這個征地是為了城市的重新規劃，為了白鶴灘水電站的移民安置。」
迤博村的多位村民都向記者表示，他們不相信「征地是為了移民安置」的說法。那些按捺不住的房地產商們，早都已經在各自的「勢力範圍」架起了廣告牌，甚至建起了售樓中心。
更為關鍵的是，如果征地是和白鶴灘水電站工程的移民安置相關，這個舊城規劃和改建的項目就應該由三峽集團公司來埋單，顯然不能再讓地產商來經營。
被政府征去的地，除了用於白鶴花園等樓盤，其他還有些規劃地塊可以再買回來，只不過，以6.5萬~8.5萬/畝價格征出去的地，再買回來就得80多萬一畝。迤博村7組和8組的村民告訴，這是想繼續在規劃區內經營汽車修理店的村民詢問所得的回復。
「開發商就要死了」
「這一輪征地，迤博村涉及7個村民小組，共被征了2200畝土地，其中1600多畝是農田。」迤博村4組的前任生產隊長，70歲的鄧崇林對記者說，「7組8組是為了瑞鑫的白鶴花園，1組4組是為了江源地產的城市花園小區，還有幾個地產公司分了其他幾個組的地?」
面對記者，巧家縣國土局數位官員回答不出來巧家縣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標，也說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畝地，只是否認村民說法的「客觀性」，並特別強調巧家縣的征地補償標準已經是全昭通市最高。據稱清楚具體情況的分管副局長陳澤榮，婉拒了記者的採訪。
巧家縣城鄉規劃與建設局規劃所長楊力宏向表示：迤博村的征地，跟白鶴灘水電站的移民安置沒有關係。巧家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潘勇亦證實了這一說法。
楊力宏說：「全國早就搞得轟轟烈烈，但是實際上巧家成規模的房地產開發才剛剛起步。白鶴花園這些項目，開發商已經來了七八年了，土地征不下來，縣委縣政府可以說是傷盡了腦筋，為這些征地拆遷的事情。」
「土地本來應該是公有的嘛，應該是人人都有一份，為啥現在掌握在農民手頭?並且他這個土地是共產黨拿給他的，不是像舊社會那樣一點點積累下來的。」楊力宏對征地拆遷政策的寬鬆度持保留意見。
他認為，城市規劃區內的農民，比較起沒有土地的城鎮居民而言，算是「貴族階層」，城市裡面的人什麼都沒有，還不是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計。失地農民能獲得一大筆錢，卻為什麼得「包抬包埋」，什麼都要政府來做，這樣豈不是「養懶漢」?總有一些漫天要價「敲詐勒索」的人，他們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得通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哪裡有那麼多錢來處理這些事情?比如在某些地方，修一條路，釘子戶就在路中間堅決不搬，政府竟然就沒辦法把他搬走，那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形象在哪裡?」
楊力宏告訴記者：「縣委政府被逼得沒辦法了。再不推進，巧家來的房地產開發商就只有死掉了。城市化進程也沒辦法推進了。」
城市化「大躍進」
多位巧家的官員向記者表示，他們對白鶴灘水電站充滿期望，因為這個國家級的大型工程將前所未有地拉動地方的發展。
巧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亦無支柱產業，長期以來以農業為主。如果不是建白鶴灘，難以有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而現在，不僅公路通暢了，白鶴灘一旦蓄水，巧家就成了一座湖光山色的水岸城市，正好打造「西部三亞」。
按照巧家縣2010年制定的總體規劃，巧家將打造「湖濱生態旅遊城市」。規劃區範圍是62.2平方公里。原來2平方公里的縣城，到規劃期末也就是2030年，要達到11.1平方公里，現在5萬左右的人口要增加到12.5萬。
白鶴灘水電站開建之後，海拔825米以下的淹沒區涉及移民人口約5.5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要安置在縣城規劃區範圍內。
而按照昭通市給巧家下達的「城鎮化」任務，在「十二五」期間之內，巧家的城市化水平要由目前的14%達到30%。
在這樣的壓力下，巧家縣一位官員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該縣的戰略是每年以0.5平方公里(即750畝)的速度推進城市化進程。在他看來，這「大躍進」一樣不切合實際。他認為，一個城市要發展，要有基本人口，也要有產業支撐，現在巧家沒有什麼產業，無非就是等著一個白鶴灘水電站今後帶來的一些水產和旅遊業。
房地產項目的大舉進入，基於這樣一個判斷---幾大水電站淹沒區以下的人，偏好到巧家來置業。因為巧家的基礎建設、居住環境相對而言更好些。
巧家縣本身是一個生存空間有限的山地縣城，再發展和擴展，就是不斷地往山上開發。
因此，面對幾大水電站未來數十萬移民，以及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增長，生存空間成了競爭性資源。同時，水電移民、城鎮拆遷等新矛盾，也成為擺在地方政府面前一個巨大的課題。
2012年3月底，當記者第一次路經巧家時，白鶴灘水電站的移民實物指標調查剛剛展開。在白鶴灘壩址附近的山坡上，巧家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潘勇告訴記者，在與三峽公司會談時，地方黨委政府提出，「希望企業能最大限度照顧老百姓的利益。」
潘勇說：「當地縣委政府，這個觀點很明確，不能犧牲老百姓利益。我們的口號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國家建設，千方百計維護移民的利益，縣委政府一直都是這麼強調的，並且也一直是這麼做的。」
多重世界
當下，不僅迤博村的村民面臨著顛覆性的改變，七里村等淹沒區的准移民亦聞訊而來，向記者講述在過去幾年來，他們的土地大量被征或者以租代征的故事。
在如今的巧家縣城裡，工程車揚起的塵土隨時拂面而來，整片整片的荒地和新小區、低矮的土牆老房屋交相雜陳。街頭巷尾，各種「槍支、炸藥、迷藥、手機竊聽、辦證、K粉、黑車、貸款」的「牛皮癬」廣告隨處可見。
記者與一位國土局官員笑談：國土局的大門口竟然噴著「槍支、炸藥」的廣告，這位官員嘿嘿笑著說：「這算什麼，你去看公安局、派出所的牆上都噴著呢!??」
在最繁華的303省道上，路的一邊有新評級的星級賓館，另一邊是正待拆遷的古早民居。俯臨大路，不通水不通電的半山坡上，李登珍的「家」是另一個世界的建築物。
穿著重疊補丁的上衣，褲子破了一個洞，草鞋連同腳滿是灰土，今年74歲的李登珍是迤博村5組的村民。2012年4月22日，她家和同村的六七十戶人家一樣，摧枯拉朽的，房子被拆掉了。當然，他們都簽了「同意」。
此後，她和老伴在半山坡的「臨時安置點」搭起了簡易棚，四面透光又透風，沒有門，甚至連門簾都沒有。同村的楊順芳等人，則就地在被拆掉的廢墟上搭了棚子住著，離他們很遠。
4月23日晚上，一隻流浪的小白狗悄悄來到他們的窩棚裡，挨著李登珍和她老伴兒一起睡，大家從此相依為命。春天的荒山上還不算太熱，到了五月中下旬，氣溫逐漸升到40攝氏度左右，晚上蚊子更是黑壓壓的攻擊人。
「頭這邊，腳那邊，點兩排蚊香都不頂事。」李登珍對記者說，「這裡大概還能再讓住一個月，但是一個月後再去哪兒，還不知道。兩爺子才四分地，也賠不了幾萬塊錢，修不起房子嘛。」
「巧家這些年來已經變得不一樣。」迤博村的老生產隊長鄧崇林說，「最好的年代就是農田包產到戶以後。那時候，我們打通的山泉還沒有變成自來水廠和礦泉水公司，千畝良田都是最好的水田。那都是基本農田。種『算優』稻，畝產大約1300多斤。後來水沒有了，變成旱地，種麥子、花生、苞谷、甘蔗、四季豆、紅苕，還有各種蔬菜，也是產量很高，因為這裡的土質相當好，挖下去七八米才見硬土。」
猛然間，失去了土地或者即將失去土地，農民面臨著生活環境的變遷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縣城的色調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變得多彩而具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