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時報報道，西方崛起伴隨著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當時情況比中國嚴重得多，如果西方崛起很平穩、毫無障礙，我們今天可能看不到馬克思、雨果了。相比於西方的發展，中國今天的問題不足為奇。
會有社會動亂嗎?
黃靖(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革命需要具備三個社會條件：首先，人們一無所有，失無可失。有房有車的人不會上街搞革命;其次人們普遍絕望，如果看不到希望，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就容易失去理性，鋌而走險;三是政府失去管理社會的能力。這三個條件在當前中國都不存在。現在中國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財產。
大部分中國民眾並不願意看到天下大亂，因為他們能夠看到希望，並且相信照這樣發展下去，自己的生活將會進一步改善。現在基層群體性事件中，多數出於自身的利益訴求而非政治訴求，並且往往涉及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這種利益糾紛引發的群體事件雖然來得快，但如果處理得當，去得也快，不會造成大規模社會動亂。另一方面，從政府層面來說，雖然中國有很多問題，體制也需要改革，但總體上政府仍然能維持對社會的有效管理。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西方崛起伴隨著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當時情況比中國嚴重得多，如果西方崛起很平穩、毫無障礙，我們今天可能看不到馬克思、雨果了。相比於西方的發展，中國今天的問題不足為奇。
社會問題存在並爆發出來是正常且有好處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有沒有合理的解決方式。今天中國一直在談經濟結構的轉型，沒有很好的經濟結構就不會有很好的社會結構，中國今天很多社會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結構造成的，這從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也可以理解。日本、四小龍的經驗就是先經濟，再社會，再政治，再民主，先發展，再分配，再民主化，中國也得這樣一步一步來。
如何處理「內憂外患」?
馬凱碩(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中國現在面臨著內外兩方面的挑戰：對外中國需要處理作為強國所要面對的新挑戰，對內的挑戰則是如何保護中產階級。中國未來新一代的中產階級將是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而且熟知世界事務的群體，他們也很在乎中國的國際形象。如果中國在國際上扮演的是一個能承擔更多責任的大國角色，中國也就能獲得中產階級的認可。所以，中國的外在認可與內在認可並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國際形象將推動國內的國家認可。但中國現在在世界舞台上表現得過於謹慎。
鄭永年：中國當前主要矛盾還是國內問題，國外只是施加壓力，但不會直接干涉中國發展。這種國際壓力未必不是好事，現在中國減少歐美市場的依賴是正常的，也在促進內需。國內的問題也是轉型中的問題，但要處理得非常好，避免社會激進化，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一些批評者把這些變化歸納為體制問題，但中國的體制也一直在逐漸變化中。不僅中國，亞洲四小龍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慢慢變化的過程。中國現在的政治格局和毛澤東時期的政治格局相比，變化非常大。
黃靖：目前看起來，中國似乎處於外部矛盾和內部矛盾的集中爆發期。但主要問題還在內部。中國把內部問題解決了，外部問題自然也就容易處理和應對。即所謂「為大國者，不自敗，勝。」
現在從內部來看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如何確保對幹部隊伍的有效管理。二是在如何深化改革、確保社會與政治轉型。三是如何改善管理文化媒體的體制，一方面小道消息日益「精彩」，一方面八股官文盛行。這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進而為內外敵對勢力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
給中國下一步改革支招
馬凱碩：美國常常違反國際法。在這方面，中國可以超越美國，成為國際法更強有力的支持者。如此一來，世界其他國家會非常高興，現在中國在硬實力上發展很快，但在軟實力上還遠遠落後於美國，中國要在軟實力上和美國展開競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多支持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國際組織，這並不會花太多錢，但中國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重塑世界體系。這並不僅僅出於善良，更重要的是為自己將來做打算。當中國通過這樣的方式逐步擁有話語權之後，可以推動完善現有國際法。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官員可接觸到法制及更多現代治理理念，並把這些理念帶回國內。
鄭永年：當務之急就是社會改革要找到突破口，中國當前還沒有找到突破口。這個也並不奇怪，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也沒找到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直到鄧小平南巡之後才找到，改革總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試錯的過程。現在國內國際的變化太大，中國必須盡快找到這個突破口，現在是改革和變化賽跑。
黃靖：目前中國執政黨要抓緊做到兩件事：正風氣和定民心。具體而言，首先在全黨開展一次整風運動，使依法治國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為下一步政治改革奠定基礎。
其次應當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讓有關各方進行公開或非公開辯論，這樣，民怨自然就不會向整個執政體制上移動和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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