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海外版8月17日報道，2011年到2012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態而言，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間段，其間，一場工程浩大、組織綿密的換屆行動從鄉、縣、市、省、中央五級黨委自下而上漸次推進。隨著2012年7月3日北京市選舉產生新一屆市委常委，持續了9個月的省區市黨委領導班子換屆工作圓滿結束，31位省級黨委書記也順利產生。
省級黨委班子在中國政治生態中處於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相對中央來說，它是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者；相對市縣鄉來說，它又常常是決策者。各省區市黨委—把手更被視為「封疆大吏」，其中不乏未來領導中國的中堅，向來引人關注。因為即將召開中共十八大，剛剛結束的本次省級黨委換屆被專家解讀成「為十八大做組織準備和人事鋪墊」，新一屆省級領導集體也被視為「影響地方乃至全國的政治力量」。
兩個階段，五個批次
按照黨章規定，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由同級黨委召集，每屆任期5年。省級黨委班子的調整是融政治性與科學性於一體的高難度動作，政治性體現在新班子要具備貫徹中央決策的能力，同時要考慮民意以及省與省之間的平衡；科學性則要滿足各種合理搭配，包括年齡梯隊、性別組合、知識結構等。因此，每次換屆一般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這次省級黨委班子換屆時間跨度達9個月，分為兩個階段：2011年10月13日到11月29日，14個省區先後完成換屆；2012年4月19日到2012年7月3日，17個省區市完成換屆。
2011年10月13日，遼寧省第十一次黨代會選舉出新一屆省委領導班子，省委書記王鈱獲得連任。省級黨委班子換屆大幕也由此拉開，第—批次從2011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除遼寧外，安徽、河南、江西、新疆、山西5省區相繼完成換屆，張寶順、盧展工、蘇榮、張春賢、袁純清連任省區黨委書記。第二批次從2011年11月10日到11月29日，江蘇、內蒙古、廣西、西藏、福建、河北、湖南、雲南8個省區完成換屆，羅志軍、胡春華、郭聲琨、陳全國、孫春蘭、張慶黎、周強、秦光榮分別當選省區黨委書記。第三批次從2012年4月19日到4月2日，貴州、黑龍江、甘肅、海南4省相繼完成換屆，栗戰書、吉炳軒、王三運、羅保銘分別當選省委書記。第四批次從2012年5月6日到5月28日，吉林、陝西、廣東、四川、青海、上海、天津、山東8個省市完成換屆，孫政才、趙樂際、汪洋、劉奇葆、強衛、俞正聲、張高麗、姜異康先後當選省市黨委一把手。第五批次從2012年6月9日到7月3日，寧夏、浙江、湖北、重慶、北京共5個省區市也完成了換屆，張毅、趙洪祝、李鴻忠、張德江、郭金龍當選省區市黨委書記。至此，31位主政一方的省級黨委一把手全部到位。
可以遵循的規律
9個多月的時間裡，遼寧打頭，北京殿後，31個省區市黨委緊鑼密鼓地開會選舉，這背後，在時間和地域分佈上有沒有規律可循？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省級換屆地理、時間順序並沒有制度劃定，往往遵循「成熟一個就換一個」的慣例。
一位長期研究黨建工作的人士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地方換屆時間的敲定和地域的分佈，看似無章，實則有序，有一定的歷史慣例，背後的規律是按照西北、華北、東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六大區分別抽出省份，形成先後批次。大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在一些地區設立的派出機關，後經過合併重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華北、東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六大局。
這位研究人士說，換屆過程中遵循一定的地理順序，其實也和中紀委、中組部等幹部監督、考核、任免部門的機構設置特點符合。如：中紀委，五室負責聯繫西南、西北地區10個省區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紀檢工作；六室即華北東北室，七室是華東室，八室則負責中南六省區，等等。中組部也是實行分片管理幹部。「如果一個大區的所有省份同時進行換屆，那我們根本忙不過來，中央的精神就不能很好地貫徹到位。」一位中紀委人士曾透露說。
從2004年開始，中央對地方黨委進行「減副」，每省的省委副書記減少到二人。本次換屆中，省級黨委書記一正二副（1個書記，2個副書記）的權力架構得以延續，只有西藏為一正四副，新疆為一正三副。省委常委組成人員名額一般固定為13人，除西藏、新疆常委為15人，青海為14人，海南、上海、陝西為12人（缺額軍隊幹部）。當然，選人用人的一些硬性條件也可以看作「規律」，黨委一把手需要有總攬全局的能力，因此，一般要經歷多個副省級崗位的歷練，積累如組織幹部、綜合經濟、區域經濟、政法等崗位的領導工作經驗，一般要有10年，至少5年以上副省級崗位任職經歷。
新領導群體的六大特點
經過9個月細緻工作，一大批官員通過選舉跨入省級黨委班子，與以往相比，本屆省級黨委一把手呈現如下特點。
年齡結構優化，3位「60後」成為省區黨委書記。從31位省區市黨委書記的年齡來看，年富力強是一大特點。他們的出生年代橫跨上世紀40、50、60三個年代，平均年齡為59.9歲。主體是「50後」，有22位。「40後」有6位，他們是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60後」有3位，他們是1960年出生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同為1963年出生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和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竹立家稱，這是「一個重大的代際轉換」，說明新中國成立以前出生的幹部正逐漸退出政治舞台。「六十一甲子，共和國成立60多年，進入第二個生命段，未來的發展也步入新階段，需要在戰略上進行新謀劃，對於一把手的選擇也是一個戰略謀劃。」
值得注意的是，從省委常委這支隊伍來看，平均年齡比較年輕的省份大多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其中以民族自治地區為主。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認為，民族自治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條件艱苦，更需要敢於創新、有闖勁的年輕人來闖出一番事業。
高知化成趨勢，出現4位博士書記。本屆省區市黨委書記的學歷普遍較高，4人有博士學位，17人有碩士學位，占總人數的67.7％。4位博士書記包括：遼寧省委書記王鈱是南京航空學院機械製造專業博士研究生；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聲琨均為管理學博士；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則是作物栽培與耕作學專業的農學博士。
「官員學歷越來越高是近些年的趨勢。」竹立家說，「目前省部級幹部多是1955年至1965年出生，有機會參加恢復後的高考，出現本科甚至研究生學歷不足為奇。」事實上，31位一把手中不乏上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後的77、78級大學生。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聲琨、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是1977年考上大學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是1978年考上大學的。
不過，汪玉凱也認為，不少地方官員碩士、博士頭銜的含金量值得商榷，很多人的文憑是工作後補上的。他強調，幹部選任應以實踐能力與經驗為主，一味追求高學歷、高學位是「本末倒置」。
文史專業出身的官員增多。「此次省級黨委換屆與之前相比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從技術官員（理工科背景）向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官員過渡。」汪玉凱說。統計顯示，從31位一把手第一專業來看，文史類專業出身的多於理工科背景，比例大致為3︰1。其中，大學第一專業為中文和經濟類的人數最多。比如，胡春華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吉炳軒畢業於鄭州大學中文系，張高麗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張寶順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等等。
「過去向蘇聯學習，把發展工業放在第一位，所以，從工廠裡提拔了一些技術幹部，這是與那個時代的要求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的。」竹立家告訴記者，現在，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風險社會階段，隨著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需要幹部在社會治理方面具有相關的知識儲備，於是，就需要更多法律、政治、經濟和管理類的人才來治國理政。
「治理天下就要有關於人類發展和人類文明的知識。現在的發展『不光是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線』，在這裡，線就是戰略方向、價值觀等。我們要搞的是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要搞的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而不是階層固化的社會。」竹立家說。
下過鄉，扛過槍，進過廠。此次選出的省區市一把手，不少人來自基層，他們或當過工人，或當過兵，或做過知青，對於基層情況有著深刻的瞭解與體驗。其中，當過一線工人和士兵的最多，超過一半人數。如，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毅曾經是黑龍江省呼瑪縣林場工人，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曾是山東省東平化肥廠工人。唯一的女書記、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曾是鞍山鐘錶總廠一名工人。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16歲起在新疆軍區某部隊服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17歲起在武漢軍區當了5年通信團戰士，等等。
尤其引人關注的是，31位一把手中有近三成人當過知青。如，遼寧省委書記王鈱、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以及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等。基層艱苦的經歷培養了他們堅忍不拔、謙虛謹慎、適應性強的品質。正如盧展工曾說：「我只是成千上萬個下鄉青年中的一員，我和我的知青夥伴之間沒有什麼區別。唯一的區別是我足夠幸運，抓住了給予我的機會。」
「出身基層的幹部進入領導層，將有助於完善施政理念，推動政策更加貼近民意，他們可能會帶來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汪玉凱對記者說。
「五湖四海」特徵明顯。近些年，中央一直強調「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選人用人思想。從現有31位一把手出身看，多數屬於非本地籍貫任職，這有利於省級領導幹部在政治上具備全國視野，與中央保持一致，也有利於防止地域性腐敗的發生。幹部異地任職，貫徹了中組部此前出台的幹部交流迴避制度。不過也有例外，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籍貫就為山東招遠。
竹立家認為，「五湖四海」能夠打破地區界限和權力界限，執行的唯一標準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幹部之間機會均等。當然，如果在德才上比較突出的話，也可以不拘一格。
探索新的選舉途徑。這次31位一把手產生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特點，那就是郭金龍在北京市黨代會上以市長身份當選為市委書記，豐富了省級黨委書記的產生途徑。
以往，如果黨委書記在換屆中需要調整，中央通常在省級黨代會召開前，作出黨委書記任免決定。比如，2011年8月，中央先任命張慶黎、秦光榮、陳全國為河北、雲南、西藏三省區黨委書記，當年11月份，三省區分別召開黨代會，3人自然當選。竹立家表示，在省級黨代會召開前將一把手調整到位是慣常做法，因為一把手的任命畢竟關係到一個地方的人事佈局和穩定。
對於北京市委書記產生的新途徑，以及江蘇、福建、廣東等省份省委常委差額選舉，竹立家認為，這都是擴大黨內民主的路徑探索，符合黨章規定的民主程序。規範化、民主化、程序化選人是未來的趨勢，「因為書記應該是黨代會來選舉，不能老是任命。」竹立家判斷，從省委整體換屆的趨勢看，十八大以後的政治形成期的改革走向，就是全面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方式和對公權力進行制約的機制。
為未來發展「有備而來」
由於省級黨委換屆是地方四級黨委換屆中的最後一環，也是層級最高、最重要的一環，因此，省區市黨委一把手的選擇及班子建構，體現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和諸多考量。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表示，這次省委換屆出現的不少特點，一方面表明高層對於人事佈局的戰略思維；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可以說，這次省委換屆為十八大做了準備，並將為以後各項工作打下基礎，做好鋪墊。」
在汪玉凱看來，換屆後省委班子成員的素質將決定未來5年、1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高度，一些人可能在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以後，成為管理國家的主要人才，他們的能力將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對中國能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有著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到了關鍵階段，將會遇到更多困難和阻力，如改革從哪裡突破，收入分配製度能不能推進，腐敗能不能得到根除，整體利益格局能不能改變，弱勢群體利益能不能得到關注，公權力能不能得到限制……這些阻力、困難如何化解，化解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未來整個國家的發展。從這次選拔省級黨委一把手來看，整體來說是『有備而來』的，也就是說，中央是按照能否應對當前的複雜局面、能否解決改革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這個大方向來選拔幹部的，選出來的人也必須要有肩負起這個重任的能力和責任。」汪玉凱如是說。（摘自《環球人物》2012年第1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