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時代週報報道，高曉松現在的個人事業實在五花八門。他熱熱鬧鬧地當選秀評委，被形容成「萬能膠」。他在微博上什麼都扯，還整出個「高曉松體」。最近的動作則是在優酷錄製每週20分鐘的脫口秀節目《曉說》。節目人氣不錯，網絡點擊率節節高昇，他又順勢精選節目內容，印成文字，推出新書《曉說》。
《曉說》就是高曉松對著鏡頭，手托著下巴，自說自話，點評當下熱點。有人說高曉松不務正業，高曉松卻說這是自己從前就有的理想：「我其實最夢想的職業就是當門客。」現在再出了本書，他說是給所有人當「門客」。
高氏說書
高曉松沒說謊。早在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書，叫《寫在牆上的臉》，在序言裡提到自己的「理想職業」：「無限嚮往三千門客吃閒飯，最好公子還有三千姬妾其中有個把多情烈女的年代。沒戲了，公子早沒了就剩兒子了。」
同理，他想當門客，但社會早就沒有那個需求了。今年3月，高曉松的網絡脫口秀節目《曉說》正式在優酷上線，名字是韓寒幫著取的，宣傳文案裡寫著：「一不當公敵，二不當公知，一切只因閒來無事小聊怡情。上說星辰滿月，下說凡夫走卒，動機絕不無恥，觀點絕不中立。」
第一期節目，揭秘奧斯卡有個怎樣的「圈子」和美國的「遊說」制度;接下來聊音樂，說「漢人無音樂都怪老祖宗」—因為「絕不中立」，所以說出來的聽起來的確足夠「偏激」，一時引起轟動。隨後，《曉說》捷報頻傳，每期都有驚人的點擊率，成了網站的一大品牌。
高曉松自認，這就是在實現自己久遠的「門客」理想：網友們變成了他的「公子」，而他只管給眾多的「網友公子」們扯淡。他自稱做節目的時候沒有撰稿，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一直跟節目組建議開放拍攝區，開放給觀眾看。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有人給我撰稿，說我在念稿。你要是在那，就知道我沒有稿子。」
他太喜歡現在這狀態了，甚至拒絕再找一個搭檔一塊兒說：「兩個人就壞了。我在這說，他再說的話，我就忘了。說到這裡，我就岔到那裡了，又漫談到其他地方去了。」
高曉松在《曉說》裡講的歷史，幾乎都是「野史」，他甚至把杜十娘這樣杜撰的人物拿出來說事兒，因為他對「正史」有懷疑：「真正的正史例如二十四史倒不一定是真的，那都是根據統治者的口徑寫的。所以，歷史除了人名、地名、時間是對的，事倒不一定是對的。但你看小說，裡面除了人名不對，其他都有可能是對的。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看歷史，就不但要看正史，而且要把正史裡面、因為修史人的觀念以及當朝人的想法帶來的所有的杜撰都拿掉，再看一定數量的小說、詩文、樂府，才能明確真相。」
高曉松甚至有意拿掉了關於歷史的「精確性內容」：「真的歷史學家來了，會把我罵死，因為我總是偷各種巧。」一個20分鐘的節目，他選擇講出「大部分」的全貌，捨出小部分的細節。「反而我這樣講，大家對某些時間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如果按學術上的講法，把一些東西分成碎片，清朝還要分成康乾時期和什麼時期，最後你對清朝就沒有印象，還不如我這樣說，清朝是個什麼樣。」
獄中的「唐宋生活」
從前的高曉松很輕狂，他自己都承認，曾經穿著睡衣接受電視台採訪。他也有理由輕狂，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受到過良好教育。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背古文，記住的全是發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課的時候就坐在講桌一側：老師忘記了哪句，他負責提醒，像個「書記員」。在中學是校刊主編、詩社社長，還組樂隊。當詩社社長的時候，社員都是語文老師，每期他出韻，老師們負責往裡填字。
後來超過分數線20多分考進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學」對於他來講，只是走五分鐘的路，把被子從家裡拿到宿舍。因為不喜歡這樣被家人監視的大學生活，也不喜歡家人為自己挑選的專業，最終高曉松從清華退學，直接去了北京電影學院讀導演系。
沒能如願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後，上世紀90年代初，高曉松闖進了剛剛起步的中國廣告圈。當1993年，大地唱片的黃小茂經沈慶介紹找到高曉松時，他已然是個成功的年輕商人。
順風順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為醉駕入獄而終止。現在，高曉松絲毫不介意談論這段經歷，他說自己甚至感激這段經歷。「我出獄已經一年多了，那個(入獄)應該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為沒有手機捆綁，這個東西太討厭了。我覺得那個是老天安排的。」高曉松說。
入獄前，高曉松已經有「電話恐懼症」：「誰給我打電話我恨誰，你憑什麼給我打電話?我讓你給我打電話了嗎?憑什麼要你選擇打電話時間?我覺得特別不自由。」因為醉駕入獄半年，被他形容為像綁在一個車上往前衝，最終強制下車。
「那半年也沒有網，也沒有手機。只有特別高的房頂，有六七米高，那個燈，永遠24小時不關—因為怕黑了以後出現惡性事件。處在一個連時間流動都感覺不到的地方，就特別好。」高曉松剛進去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幾點，很慌張，就用水瓶做了一個滴水的計時工具。看《新聞聯播》的時候，量好半小時的水量，自己數著水滴過日子。
「後來大家說你幹嗎要知道兩點一刻?三點五十?我說我剛進來不習慣，我總覺得時光荏苒，一會兒就出去了。獄友說早著呢。後來就不著急了，感覺很自由。」
高曉鬆開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奮鬥」的事情了。原來在生活中看點金庸都覺得自責，結果在獄中成了「隨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還自責什麼呢?」
除了看金庸，他還看了大英百科全書，自己試著翻譯了一本書。「特別自由，看書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師的想法。讀書也特別愉快。跟人談事也是一樣，各種各樣的人，文盲、孤兒，而且也不著急，談話也沒有限定時間。那真是特別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會為吃什麼發愁，在獄中，高曉松只要等兩個饅頭：「一開門兩個饅頭，明天肯定也是兩個饅頭，唯一就是一個禮拜有一個雞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樂趣就是這個。推飯的車來，有雞蛋的時候就是一臉盆，那個雞蛋互相碰撞，發出聲音，大家聽到有雞蛋的聲音，就特別幸福。」
高曉松在獄中認識了各色各樣的人，但他從中學會的是「信心」：「沒有坐牢之前，我對人特別擔心。我杞人憂天，覺得人會淪喪，人會絕望，人會異化。但是在裡面，我沒有看到絕望、崩潰，我是半年，那裡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們都很樂觀，沒有崩潰的。所以我特別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時候管教說晚上可能下雨，我們看不見天，但是可以聽見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別晚，下雨了，非常高興。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歡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麼事情都很慢。」高曉松至今堅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來最快樂的時光。
還想繼續讀書
時代週報：你在《曉說》裡說不當「公共知識分子」，可大家覺得你還是關心很多熱門話題。
高曉松：公共知識分子和門客不一樣，公共知識分子是有巨大責任感的。其實公共知識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應該養一個門客。今天中國的這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連「屌絲學匠」算不上。我算了，他們的平均學歷是高二，而且沒有名校生，基本上屬於廣場派。
這些廣場派，善於以煽動性的語言，挑逗民眾情緒，對抗他們所痛恨的某些東西。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缺乏見識，他們也沒有見過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什麼樣的。
時代週報：前一階段你關於移民的言論引來不少非議?
高曉松：我說移民這個事與強大無關，與自由有關。然後就有人罵我，說沒有強大哪來的自由?好多人說還沒買房子怎麼寫詩呢?現在有的年輕人居然被洗腦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幹沒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寫詩?是月供還完了才能寫詩?還是付了首付就能寫詩?特別可笑，非說強大了才能自由，說自由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環境條件下的東西。自由排在了環境和條件下的第三位，愛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罵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曉說》。啟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礎的小小推動力也好。現在的一個現象是整天說你叛國、你漢奸;另外一個現象是倒過來了：一切都怪體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體制。其實大量的問題是可以剝離出來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聯網上，所有的都混淆起來一股腦地扣在一些人腦袋上，這不公平。
時代週報：接下來還有什麼個人規劃藍圖?
高曉松：賣藝這麼多年，我沒覺得被掏空過。《曉說》這一年可有點要掏空的意思，覺得東西快不夠用了。後年開始我就想讀書，讀個歷史什麼的。我妹妹今年四十歲了，兩個孩子從德國回來考上博士又讀了書，這個強烈震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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