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進入深水區的改革與以往改革最大的不同是要面對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有些幹部為了不得罪人不願抓改革，這種慣性不打破很難讓改革深入一步。
張卓元
人物介紹
張卓元，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個世紀80年代曾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工作，出任第二任所長，曾受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委託成立課題組研究國家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改革綱要。1995年至1998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張卓元專注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業改革步伐、積極引進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改善產權結構等一系列主張。他還反對用通貨膨脹的政策來支撐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主張「穩中求進」的改革發展思路。
2013年是中共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開局之年，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的經濟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會議明確將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
新年需要新氣象，改革需要新動力。在世界經濟艱難復甦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呈現出增速回落但築底企穩的態勢，明年的宏觀經濟走勢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是什麼?如何才能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些都成為人們展望新年時高度關注的話題。
南方都市報時局版從今天開始推出「展望2013」系列專題報道，從改革的頂層設計、城鎮化、財稅制度、國際貿易、社會法治、食品安全、社會保障等多個領域採訪國內頂級專家。這些領域是突破未來經濟發展瓶頸的關鍵，也是改革總體規劃中的重點難點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受益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如今中央多次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問題，要從更規範的角度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開啟新一輪改革已經成為十八大後各方凝聚的共識，下一步改革的路徑和突破口將是各方探討的關鍵。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日前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走過的路徑，為下一步改革突破口提出建議。
張卓元是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親歷者。作為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他先後參與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他還參與了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這兩次全會在中國2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年近八旬的張卓元一如既往地關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問題，並不時提出真知灼見。他認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是政府改革，要轉變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正像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抓改革要得罪人，特別是得罪一些既得利益群體。」張卓元對未來改革面臨的阻力有充分的預判，他強調要重新認識改革，抓住改革的真義，要認識到形勢會逼著人改革，改革將有助於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克服既得利益阻礙要靠頂層推動
南都：2012年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二十週年，你曾多次參與中共代表大會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現在回顧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先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做出的部署，我國主要推進了哪些改革?
張卓元：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是很好的改革頂層設計。整個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快，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加入世貿組織、包括政府用間接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包括分配製度的改革等實現得比較好。2003年以後，推進的改革主要有股權分置改革、幾大商業銀行的上市、集體林權制度的改革、外資企業和中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統一合併、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
南都：20年來的改革對我們的啟發是什麼?
張卓元：我覺得最重要是，當時認真總結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經驗，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從領導到一般老百姓都有一個共識。因為80年代取得的成效讓大家感覺到市場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而且使得老百姓得到實惠。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為改革的目標，在領導的推動下，各個方面很快就達成共識，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南都：為什麼下一步的改革更強調頂層設計?進入深水區的改革與以往改革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張卓元：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現在的改革要面對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這方面在過去不是太明顯，曾經也有。比如1990年我還在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工作的時候，各方面提出要對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並軌，準備破除「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價格體制。但有些主管部門不願意放棄價格的管理權，因為有審批權就有利益，一放開就沒有利益。當時也有這種利益，但不像現在這麼明顯。
現在主要是壟斷行業的利益、政府官員審批權的利益，這些都很厲害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中央比較周密的考慮、有個好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就很難推進改革。而且還要有強力的推動，要有頂層的推動。
還有多年來形成的一個慣性就是，抓發展很重視，也很實在，但好像抓改革要得罪人，特別是得罪一些既得利益群體，所以有些幹部不太願意去得罪人。這種慣性不打破，也很難讓改革深入一步。抓發展有政績，抓改革卻容易得罪人，何苦來呢。所以我們要重新認識改革，抓住改革的真義。
地方政府公司化介入市場過深
南都：在十八大之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強調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紅利。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你認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
張卓元：從十八大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了要用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進下一步改革，顯然新的領導班子對改革更加重視。因為經濟發展到這一步，如果不深化改革，很多積累的問題和難題，包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等方面已經很難推進了，所以必須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的客觀形勢要求必須加快推進改革。
我認為改革突破口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職能的轉換。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現在要在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如果要做到這一條，政府改革很關鍵。
現在政府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介入過深，成了資源配置的主角，比如直接招商引資、直接抓項目、干預很多民營企業項目等，政府應當從介入過深的經濟領域逐步退出，不再充當資源配置主角;二是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又比較缺位;三是市場監管方面還不到位，政府很大精力都去推動經濟增長了，以至於食品安全等問題層出不窮。
南都：政府介入市場活動過多過深，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張卓元：當前較大的問題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腦充當當地經濟活動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由於我國長時期都以G D P增速作為政府官員政績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標，而政府官員實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員為了追逐自己的千秋業績，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內G D P增速最大化，往往運用手中權力搞粗放擴張、拼資源、拼環境，因為粗放擴張最能在短期內見成效出政績。
我國一些高耗能產業已經過剩，但是至今仍有一些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繼續發展這些產業，地方政府擅自降低能源價格(如電價)來鼓勵這些產業發展，形成不平等競爭格局，致使產能過剩問題加劇，而作為約束性指標的能耗降低指標則連年沒有完成計劃。因此，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政府不再以主力運動員身份參與市場競爭，不再帶頭搞粗放擴張，不顧後果地追求短期G D P最快增速。
我還要強調，政府的審批體制一定要下大決心來改革，這項改革牽涉到政府中很多有審批權力的官員，如果不動真格的話，很難推進。這種審批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要花多少錢請客送禮啊!這說明我國的商業環境仍需大力改進，政府的服務意識和職能仍需大大增強。
南都：過去十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比如國務院部門已先後六批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原有總數的約七成。這些改革成效怎麼樣?
張卓元：值得注意的是，問題不在於行政審批項目的取消上。比如有10項審批，取消了9項，剩下一項，然後把已經取消的審批項目打包到留下的那一項中去，那這種改革等於零啊!所以只說取消多少項審批是沒用的，還要看實質取消了多少。
收入分配改革關鍵要解決灰色收入
南都：如何看待收入分配改革?新時期應該如何理解效率與公平的關係?
張卓元：中國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現象，不斷做大的「蛋糕」沒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接近0.5)，已成為各界共識。由於居民消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在進入21世紀以後連年下降，從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 .9%，致使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經濟增長過分倚重投資和出口，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收入分配改革，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現在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比如人力資本投入比較大、知識水平高或技術熟練、工作經驗積累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應該是合理的。但據估算50%以上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權錢交易，有些人通過非法的不合理的灰色收入這部分是應該解決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南都：這項改革遲遲難以啟動，面臨的阻力很大。
張卓元：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很強大，若非頂層發力，則很難撼動。當然底下也得施加壓力，使自下而上的壓力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形成合力。實踐證明，光有頂層設計，沒有實際推動，這種頂層設計往往會被束之高閣。
南都：你曾說過財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務財政轉型，這是為什麼?
張卓元：財政轉型看起來屬於財政體制改革，實際上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如果政府是經濟建設型政府，那麼財政必然是經濟建設型財政，財政支出盡量用於搞經濟建設。現在政府要向服務型轉軌，財政自然要跟著向公共服務型轉軌。
我國財政用於公共服務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一直嚴重偏低，離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要求很遠。比如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4.4%，社會保障與就業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10 .9%，兩項合計為15.3%，比人均G D P為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況並未有多少好轉，當年我國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與就業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仍只佔16%。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財政轉型是政府轉型的最重要標誌。
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沒有到位
南都：對國企改革如何評價?下一步應該注意什麼問題?
張卓元：國有企業改革也有改革不夠的地方，比如國有企業特別是很多中央企業還沒有實現公司化和股份制的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還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比如金融資產怎麼管、非經營性資產怎麼管、自然資源資產怎麼管，現在這些方面的改革還沒有進行，起碼連個機構還沒有確立起來。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也還沒有到位，國有企業還是太多，而且很多國有企業還在競爭性領域，包括很多國有企業都在搞房地產，房地產不是這些企業的主業但因為賺錢就爭相進入，這不符合國有經濟本身的定位。近幾年說要房地產不是主業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要退出房地產領域，實現得並不理想，退出了一些，但後續的問題也比較多，最主要的是房地產的利益比較多。
南都：在國企改革方面，近年來出現了局部領域的「國進民退」，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如何真正打破壟斷，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發展?
張卓元：關於國進民退的問題，從整體上的統計數據看，並不支持這個說法，因為從整體上看民營經濟還是發展得快。但是在有些地區和領域，「國進民退」現象是有的。比如有個很賺錢的民營鋼鐵企業，但當地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一定要它並入國有企業，這種現象就有問題了。
另外，現在有些壟斷部門對引入新的競爭主體設置了很多障礙。儘管國務院先後兩度推出「非公36條」，但由於壟斷的高額利潤誘惑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強大，這些條款落實得並不理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條款都是由原來的壟斷部門自己設定的，而沒有很好地從民營企業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希望進入哪些領域。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不能只讓供給方來提方案，需求方也要提出希望進入哪些領域。現在放鬆的領域都是利潤很少的領域。
南都：國企利潤如何更好地實現全民共享?
張卓元：按照國際通行辦法，股份制企業一般都要拿出利潤的30%進行分紅，我們的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也應該拿出利潤分紅，最主要的方式是放到社保基金裡去。現在這方面的建議已經提出了很多。當然像石油企業要拿出部分利潤進行勘探、擴大生產投入，這也是合理的。朱鎔基當年在建立社保基金的時候就說，這是最後的救命錢，現在社保基金相對需求來說還差很遠，如果拿出國有企業利潤充實到社保基金裡，可以派上用場。
「形勢比人強，它會逼著你走」
南都：我們注意到，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出明年經濟工作主要任務時，沒有沿用過去的「平穩較快」發展，而是強調「持續健康」發展。這一變化傳遞出什麼信號?應該如何看待和應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速的回落?
張卓元：我們堅決不能再走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老路。為此，我們不能再繼續追求9%甚至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速。這樣的高速度今後已很難做到，即便短時期能夠做到，也會帶來其他嚴重問題。
我國經濟適當減速是自然的，是客觀規律決定的。我估計今後十年中國經濟實現7%左右的增長是可以的，當然一定要求8%以上也不現實。畢竟中國經濟塊頭已經很大了，基數大了再要快速的發展是不太可能的，有7%左右的增速已經不錯了，何況過去我們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速造成比例失調和不平衡的問題太突出了，經濟需要再平衡。根據國際經驗，這個再平衡的經濟增速需要降下來。
南都：你怎麼看待資源價格改革，今年是啟動這項改革的好時機嗎?
張卓元：政府應該減少對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的管制。中國粗放型增長方式之所以很難轉變，重要原因是由於我國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和一些重要資源產品價格受政府控制，長期偏低或嚴重偏低，從而鼓勵對它們的濫用和浪費，效率很低。
當前，我國物價基本穩定，C P I上漲率比較低，正是推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的好時機，希望這次不要再坐失良機，抓緊推進這一重要領域改革，從而在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效。但要注意的是，如果調整水價、電價、天然氣價格，都牽扯到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要注意穩步推進。
南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要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請問你對未來即將出台的這份改革新方案有何預期?
張卓元：我認為改革不會成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為危機會逼著你改革。形勢發展到這一步，迫於壓力，就不得不改革。形勢比人強，它會逼著你走。譬如，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不得不轉方式，而要轉方式，就必須深化改革，別無他途。
●我認為改革突破口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職能的轉換。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現在主要是壟斷行業的利益、政府官員審批權的利益，這些都很厲害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很強大，若非頂層發力，則很難撼動。
●比如有10項審批，取消了9項，剩下一項，然後把已經取消的審批項目打包到留下的那一項中去，那這種改革等於零啊!
●我認為改革不會成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為危機會逼著你改革。形勢比人強，它會逼著你走。
———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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