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時報報道，遍佈世界的美軍為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提供支撐，王小東認為：只要干涉得好，干涉得有道理，干涉得給世界人民帶來福利，當然要干涉。特別是往西的那條線，一直走到非洲，我們將來肯定是要「干涉」的。
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外交要轉型，大體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國家利益變了。過去講國家利益，指的是在國界線之內的本土利益，現在的國家利益拓展到海洋、海外、太空、網絡，傳統的外交方式已經不足以保護這些利益。第二是國家的身份變了，過去中國是國際體系外的弱國，今天成為了體制內的強國，所承擔的責任和享有的權利等都會發生變化。第三是國際環境變化了，國際政治社會化趨勢使中國外交的對象不僅包括他國政府，也包括各種政治勢力組成的「世界社會」。每個國家的老百姓都在批評自己的政府，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微博抗爭。面對新社會生態，片面強調國土利益、僅僅依靠官方渠道去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傳統方式已經捉襟見肘。中國的外交可能會進入繼毛澤東「1.0時代」，鄧小平「2.0時代」進入所謂的「3.0時代」，特徵是強調做負責任大國，在外交姿態、心態和理念上更加開放包容，與各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發展外交關係，推進立體外交。
達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外交轉型有一個核心驅動因素，那就是中國自己變了。這一兩年外交手段明顯豐富，不僅有外交交涉，還有軍事力量的非戰爭形態、執法力量、對外經濟手段中強硬一面的運用。中國外交「2.0時代」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維穩導向」，就是我們的外交更願意維持現狀，而不願見到改變，我們喜歡和熟悉的面孔打交道，哪怕這個人的政策未必對華友好。這導致我們的外交變成危機驅動型。二是我們不談價值，只談利益，至少是講價值觀時不夠理直氣壯，更不夠讓人信服。比如在公共外交當中，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傳播的途徑、媒介，而是傳播的內容，我們沒有內容給人家。中國外交的轉型實際上在最近兩三年已經開始了，今後，我們外交的手段會越來越豐富，會越來越願意提出中國版普世價值觀，外交的協調機制會越來越好。
王莉麗(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所研究員)：要全面提高中國的軟實力，一個關鍵途徑是推進公眾外交。而現在中國的公共外交存在著「逆差」。首先是機制的問題，現在國務院新聞辦、國家漢辦、外交部，都在推進公共外交，但沒有統一的戰略，就像九龍治水，資源分散。另外，人家西方的公共外交，有多元化的行政主體，而我們是鐵板一塊，只有政府。西方的外交智庫是國家的智囊團，是政策研究的中心，同時還是公共外交中重要的行動主體，同時還在全世界構建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和輿論傳播的網絡。中國公共外交領域思想庫的建設，近些年發展得非常迅速，但是離真正發揮作用還遠遠不夠。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從經濟層面說，中國外交也需要轉型。對於對外貿易非常少的國家來說，它的外交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是這類情況。當一個國家的外貿已經發展到非常大的規模、對外直接投資或者說海外資產有相當高的增長，那麼保證外貿商路的暢通和海外資產的安全和增值就將非常重要。另外，在下一個十年裡，中國會從強調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更多地轉向推動建立國際經貿新規以適應我們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十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繁榮與初級產品市場密不可分。但現在初級產品的超級週期已經結束，向熊市的方向走去。這對許多新興國家將產生劇烈的負面影響，也勢必影響我們未來的外交戰略。
中國外交需要怎樣的大戰略
王小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
剛剛大家講到中國外交的1.0、2.0、3.0時代，說明一些重大因素發生了變化，即力量對比。中國的經濟力量發展太快，而我們的思想跟不上。就好比肌肉長得太快了，腦瓜跟不上。現在中國的問題就是腦瓜適應不了力量。
坦率地說，我們以前國力很弱時候的一些口號應該淡化了。比如像「不干涉內政」，現在肯定要干涉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美國干涉咱們內政多了!我們只要干涉得好，干涉得有道理，干涉得給世界人民帶來福利，當然要干涉。特別是往西的那條線，一直走到非洲，我們將來肯定是要「干涉」的。
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外交問題是在國內，民族主義者示威是次要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很多精英人士在政治上不喜歡我們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連內部都團結不起來，你的軟實力就是負的，這種情況還說要在外部世界發揮軟實力，那就是瞎扯。如果高層精英都不一致，我們在海外怎麼弄?
楊恕(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我覺得這些年中國外交有幾個重要的變化，已經可以稱之為轉型層次上的變化。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過去的原則是安全重於領土主權，現在是領土主權重於安全，特別是領海問題上。前些時候有些人在日本使館前遊行，打出毛澤東像，意思是毛澤東硬，現在軟，這完全是錯誤的想法。毛澤東當時的主導理念是安全重於領土主權。上世紀60年代我們和周邊多個國家簽了陸地邊界條約，基礎是傳統習慣線。為什麼要做這些讓步?為什麼中印邊界戰爭打贏了之後又撤回來?因為那時的國內外條件和現在有很大不同，那時的原則是周邊關係重於領土主權。現在這個原則顯然已經開始變化。
在改革開放前，我們的外交基本原則有兩條，一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另外一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我們有沒有一個主導理念?和諧世界算不算?思想、原則、方針、政策、措施，需要有一個整體的設計，否則，老是被動。大國外交不能以實用主義為原則。
潘志平(新疆社科院中亞研究所所長)：我們有外交大戰略嗎?我覺得沒有。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還是有一事應一事，只是應對。一個國家的大戰略是什麼?首先要有理念，要有觀念，還要有戰略構想以及實施這個構想的平台和手段。現在我們喊一些口號，比如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人家會說中國人沒有利益嗎?我們在國外、在周邊，為什麼不能講權益?我們應該有公正的權益，應該理直氣壯地說。為什麼要羞羞答答，躲躲閃閃，讓人家覺得你中國人特別虛偽。所以我認為現在不是轉型，而是構建我們的外交大戰略。比如我們應該明確，什麼是極其重要的利益，什麼是重要利益，什麼是一般利益。咱們下個十年，和平崛起也好，和平發展也好，現在是時候該有一個大戰略的構想了。
吐爾文江·吐爾遜(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員)：民族問題和我們的外交多多少少有一些關係。在這方面我覺得一是要在民族問題上做好工作，第二點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自信：民族問題畢竟是我們的內政問題，所以外國人頒什麼獎我們根本不該拿它當回事。新疆現在的暴力恐怖活動，仍處於一個初級階段，跟「基地」組織相比的話還是小兒科。但如果我們的措施不當，它就會逐步向高處發展，所以今後面臨這個方面的風險恐怕會增加，但是新疆從中國分裂根本不可能。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實力最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氣勢最盛之時新疆都沒有分裂，現在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新疆想要分裂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新疆有可能出現一種心理上的巴勒斯坦傾向，不同民族間有可能出現心理文化的隔離牆。像前不久發生的切糕事件就很明顯。
未來外交的立足點在哪?
倪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在應對周邊問題上，現在有兩種邏輯在起作用。一種邏輯叫做「謀勢」，營造對我有利的周邊環境，從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們基本上採取這種政策，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營造一種有利的周邊環境，而且確實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近些年來我們的應對策略，越來越傾向於「謀利」。最近我們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不少，且處在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尤其是近期釣魚島問題還在往上走，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這種謀利和謀勢的關係，是一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兩個方面應該是兼顧的。
賀文萍(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對非政策是中國整體外交政策的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中國外交面臨的主要問題。現在我們的實力增長了，中國越來越厲害，環顧左右，惟有自己獨高，別人都小了一點，其實完全是自大主義的傾向，如果到國外走走，會感到民族素養和有序化是我們不知道還要發展多少年內功才能趕得上的，而不是說簡單的GDP增長，誰有錢買東西。所以中國外交需要調適的第一個方向，就是源於實力增長與我們國際形象之間沒有同步增長。現在我們被叫做崛起中的孤獨大國，孤獨這個詞，指的是實力越來越強，但是朋友越來越少。現在提出的公共外交，就是怎麼樣把自己的朋友找回來。不能因為自己富了，就瞧不起非洲人。如果老朋友都沒有了，新朋友又沒能結交來，就會變成孤獨的國家。
何茂春(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談到我們未來外交的立足點，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毫無疑問是不得不面對的重點，但我們今後的真正舞台，能夠徵得人心的空間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現在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夢」心存疑慮。很多發展中國家並不認為我們的崛起和他們的夢能夠一致，認為這是又一個新的大國甚至是殖民主義國家和霸權國家的崛起。以經濟為例，我們考慮到和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的時候，忽略了和發展中國家的順差。某些發展中國家敢怒不敢言，就等著美國折騰我們，他們跟著附議。所以我們今天的外交立足點應該是縱橫並舉，橫是和強者結盟，縱是和弱者結盟。我們在經濟外交上和發達國家協調的同時，也要格外注重和發展中國家的結盟，如果我們失信的話，會在將來的世界舞台上越走越狹窄。▲(2012年12月22日「環球時報年會2013：未來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在北京舉行，夜話二「未來十年的中國外交轉型」由何申權主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