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解放日報報道，近日，記者採訪了柴靜，當記者提及一些讀者稱其為「當代林徽因」時，柴靜回應稱「我真無所謂。我對於加諸我名字之上的東西，都不在意」。
20多歲時，柴靜寫了她的第一本書《用我一輩子去忘記》，字裡行間滿是文藝青年的調調。
十多年後的柴靜說，「這本書裡通篇都是『我我我』」。
在公共場合，如今的柴靜習慣以優雅示人，不見咄咄逼人的姿態，人們聽到的總是她的感悟和建議。
在電視節目中，柴靜的發問依然不失犀利，但態度更為平和，努力呈現客觀和理性。
許多人發現，從前的那個柴靜，逐漸消失了。
你不要質疑，要疑問。質疑是你質問要找出什麼，疑問是還有未解之餘地。
●媒體一聚攏，聚光燈一打開，就像發了一場高燒，很容易被裹挾其中。
●做新聞做到現在，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試圖尋找傳奇。
記者：你的新書叫《看見》，記錄了你採訪中的「看見」，聽說你剛從蘭考採訪回來，這次在蘭考你又「看見」了什麼?
柴靜：關於「看見」這個詞，我在書裡也寫過，就是要從蒙昧中睜開眼，盡可能擺脫看見之前所形成的成見和概念。
這次我們去蘭考之前，其實不論是袁厲害還是當地政府，都已經被概念化了。出發前搜索資料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很多說她牟利或者販賣孩子的材料來自於「據說」、「聽說」、「傳聞說」，都是些語焉不詳的詞彙。可能因為我是做調查記者出身，覺得還是要先求得事實的準確，放下任何預設，用親眼所見的事實盡可能地抵達真相。不要出發之前就把目的地的一切都想好了。
記者：聽崔永元說過，柴靜的一些報道雖然不是對新聞事件的最早觸及，但卻總能呈現不一樣的「看見」。
柴靜：這也是我們做袁厲害這期節目遇到的挑戰，我們到蘭考的時候，很多媒體都已經在那兒了。媒體一聚攏，聚光燈一打開，就像發了一場高燒，很容易被裹挾其中。 「我要第一個發稿」，「我要拿獨家信息」，「我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這種急切，這種發燒的心態，會影響人對於新聞事實的觀察。
不要急於跟別人不一樣。做新聞做到現在，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試圖尋找傳奇。為了尋找傳奇，你就會在無意中把袁厲害給極端化了，要麼認為她一定是個毫無瑕疵的人，要麼就認定她是個貪圖利益的人，對於當地政府也是這樣。
世間事都在情理當中，不要尋找經驗以外的刺激性的東西，而要尋找人生經驗以內的東西。但同時對每種情緒都要有所戒備。比如我第一次見袁厲害的時候，她一把抱住我。我從來沒有被採訪對像那樣抱過，有的人抱個兩三分鐘也就鬆開了，但她足足抱了我10分鐘，而且抱得很緊，就好像全部依賴著你。
記者：你未掙脫嗎?
柴靜：我沒掙脫，但我也沒安慰她。因為我剛到那裡，還不能判斷這個人。我就沒動。
記者：她知道你是誰吧?
柴靜：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是誰，也可能她只是看到一個來自外界的人。所以，一定是有種很強烈的東西在裡面，這個東西是什麼，就是我們探尋的出發點。但同時也要保持警覺，不要因為你被擁抱，就傾向了她。我依然保持了關切和疑問。
記者：疑問是有疑而問，沒有預設的立場。
柴靜：當年莊殿君主任就對我說，你不要質疑，要疑問。質疑是你質問要找出什麼，疑問是還有未解之餘地。
我怕消費別人，尤其是消費一個正處於極端身體狀況的人。她的身體是不會撒謊的，醫生告訴我之前一天晚上，袁厲害的血壓達到180(mmHg)。之前有一次接受採訪時，她受過刺激，血壓一下子就上來了，人就支撐不住了。我很擔心發生這種情況，不能因為我要拿到一期採訪，就置別人於險境，我受不了。我就告訴袁厲害，只要能通過外圍採訪回答的問題，我就不問你，我只要你回答幾個非你不可的問題，你不想回答絕不要勉強。這就是我的態度。
記者：按理說袁厲害是你們這期節目最想「看見」的人，但是你沒有像以往那樣做一對一的專訪。
柴靜：很多人看了這期節目也問我，為什麼你們用了很多調查的手段，採訪了那麼多人，你是怎麼考慮你們節目的屬性的?我說我沒考慮節目的屬性，我只考慮我對一件事情想知道的願望。如果只考慮屬性，我就一對一訪談，但一對一對我來說可能抵達不了真相。採訪多少人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實。
記者：那只是一種形式。
柴靜：當年我坐在演播室裡的時候，就特別容易受到形式的拘束。當時要做三方嘉賓的連線，欄目的屬性決定我必須要讓三個人交流起來，隔兩三分鐘就要有個互動。當你滿心想的都是欄目的屬性，就把新聞忘了，就把真忘了。一位前輩跟我說，你根本不用考慮嘉賓的感受和觀眾的感受，你就考慮你對新聞事實的追求，只要你的追求在，哪怕30分鐘你只問了一個人，只要你問的這個人能完成邏輯的拆解，其他兩個人都晾在那兒，也沒問題。
記者：跟節目的形態相比，更重要的是讓人們接觸到事實。
柴靜：陳虻當時教我們，要想認識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把他(她)放在結構中，要產生各種關係，這種關係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審度這個人物的背景，像螺絲卡螺母一樣。所以要瞭解袁厲害，就要看福利院院長跟她的關係，看孩子們、兒子、保姆、縣長、警察跟她的關係。我們找各種各樣的線索來完成這個人物，我們做的是他人，可是每個人物又都是為她服務的。人由他人構成，他人幫我們找到一種真實的方式把這個人物呈現出來。
記者：這次採訪了多少人?
柴靜：(扳起手指數)有袁厲害的親生兒子、養子，有她的保姆、母親、弟弟，還有縣長、福利院院長，這些還不包括那幾個孩子。
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著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
●我為什麼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
●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記者：《看見》這本書問世一個多月，已經賣了100多萬冊，有媒體形容你的簽售會「堪比春運火車站」。這麼多粉絲、這麼大銷量，這件事情本身讓你看見了什麼?
柴靜：我原來沒有細想過這件事。寫書的人一般都有個慣性，覺得封筆的一瞬間，這本書就和自己沒關係了，從此後你有你的路。但我很在意讀者的檢驗，最終對這本書有決定權的，不是那些因為知道我名字而買書的人，而是那些真的翻過看過這本書、對這本書有評判的人。有一個陌生人過來跟我說，我看了你的書，看到哪兒掉眼淚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寫得多麼好，而是因為你寫出了我想說但沒說出來的話。他的這番話很打動我。
當年我為什麼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即使他是百年前的人，是已經故去的人，但我覺得他是我精神上的親人。雖然我們身處不同時代，但我一直沒有點破的東西，他卻說出來了，我和他的感受是相近的。這也是寫書本身的意外之喜。
記者：也許是本來的應有之義。
柴靜：也許是，但我沒做過這樣的預設。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人來說有什麼用，但對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完成。
記者：對於很多銷量大的書，有的人看見的是銷量背後的巨額稿費。
柴靜：要是以這個為出發點的話，我就不會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簽這本書。他們來跟我談的時候肯定不是把銷量報得最高的。我最在意的也不是他們對外的聲譽，或是受人尊重的名頭，而是我喜歡他們的編輯，他們的幾位編輯對文字的認真、那種讀書人的風範，是讓我欽佩的。這本書在後期的兩三個月裡有一次比較苦的打磨，以至於我的責任編輯到現在還沒看過那本書，他甚至不願意多看一眼了。 (笑)我特別尊重他們的修改意見，但反過來這會折磨他們。這個折磨是什麼意思呢，我可能每天都改一稿發給他們看，他們說定稿了怎麼又改了。但他們非常細緻，我書裡寫的每一期節目，他們都會找出來看，時間、地點、人物，包括敘述的準確，甚至到行文和結構。
記者：之前有人調侃，說你是「央視最窮主持人」。
柴靜：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著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會永遠活在不安中。在目前的境遇裡過得還挺舒服，這就夠了。
當年在電台工作的時候，工資很低，有位聽眾給我寫了張明信片，上面寫著「有一天我們會為你發工資的」。傳媒市場很有意思，我沒有預期，但從這個事情回頭來總結的話，這個行業可以給大家一些良性的信息，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不要動不動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不讓他進，不讓他出，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人只有在狂妄的時候才把自己當回事，才會喜歡或厭惡某種名號。我現在覺得喜歡和厭惡都是虛榮本身，都沒必要。
●你要用經驗來處理人生，放下頭腦中獨斷的東西。這個急，或者不寬厚，最後會淪為一種智力上的懶惰。
記者：現在一些讀者對你有兩個稱呼，一個是「意見領袖」，一個是「當代林徽因」，這兩個稱呼你更在乎哪一個?還是兩個都在乎，或是兩個都不在乎?
柴靜：這兩個稱呼我都沒怎麼聽過，讀者和觀眾好像也都沒拿這種標籤相待。
記者：在一些人看來，所謂「意見領袖」是指你見解獨特，所謂「當代林徽因」是說你文采斐然。
柴靜：那我真無所謂。我對於加諸我名字之上的東西，都不在意。可能我二十啷當歲的時候，會把「柴靜」這倆字看得非常重要，生怕沾上泥巴，也有虛榮心。
其實，人只有在狂妄的時候才把自己當回事，才會喜歡或厭惡某種名號。我現在覺得喜歡和厭惡都是虛榮本身，都沒必要。比如我採訪袁厲害、張海超，採訪翻墜校車上生還的小孩，你看到他們，會覺得你自己算什麼，根本沒必要關注，也沒有必要辯解。
記者：《看見》製片人李倫說，這些年你變寬厚了。在你看來，什麼是寬厚?這個轉變是一種自主的剝離還是自然的生長?
柴靜：這個問題挺有意思。就像新葉的生長，就是從核心處往上長，長到強壯的時候，慢慢把老葉子頂掉了，有了自主的生長就有了對外的剝離。精神上的更新也是從核心開始的，在外面還察覺不到、還被包得密實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只要你別拿自己的虛榮去阻攔它，它總能長出來。
寬厚不是道德，也不是性格。人的天性很難改變，那天我還和我媽聊天，我覺得我的性格有點像她，有點偏急躁。她很敏感、率真，有時候有點急，一急就過了，但她會立即調整過來。我也遺傳了這種性格，多多少少。這樣性格的人其實比較難以寬厚，尤其在30歲之前，因為你對外界的反應會有一個反彈，即使你抑制住了也只是抑制而已。
當年陳虻招我的時候，就看到了這點，他當時就跟我談了這事。我回頭看當時寫的日記，都是氣急敗壞的，當年對他的很多情緒都寫在裡面，你管我呢，我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唄。他跟我說，寬厚不是道德，它是一種認識。這句話我花了很長時間去領會才明白。
你所謂的急，其實是一種想要改造什麼的願望，現實不如我的理想，我看到一個更理想的世界，我要改變，我希望能夠按更完美的方式去做，所以就急。寬厚就是要把所謂的理想主義放下。
記者：寬厚也不是鄉願。
柴靜：對。你要用經驗來處理人生，放下頭腦中獨斷的東西。我不一定是正確的，或是我不是唯一正確的，即使我是正確的，他人也有可能是正確的，世間有無數道路。想明白這一點，我竟然花了三十多年時間。
人感受到一個事情和你明白一個道理是兩回事，在你感受到之前，誰跟你說都沒用，自己知道提醒自己也沒用，感受很重要。我在書中就把自己一步步的感受，把那種血肉模糊的過程，都寫了出來。這個急，或者不寬厚，最後會淪為一種智力上的懶惰，你不願意去理解世界的複雜性，你覺得用情緒更容易解決問題。
記者：或者你認為自己就是對的。
柴靜：顧准的話對我影響很大，他說，「什麼是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批評別人前，要先捫心自問一下。
記者：光有憤慨是不行的。
柴靜：他也有憤慨，但他從這出發向更遠處走了。我們也應該向遠處走。我對曾國藩也感興趣，曾國藩和顧准一樣，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由善惡兩分這種憤青似的世界觀，轉變為只對事實和明曉事理本身特別在意。他說「不曉事，小人固謬，君子亦謬」，不管你是君子小人，不講道理都不對。曉事，比道德還重要。
記者：先有「事」，才論「道」。
柴靜：就像這次我去採訪蘭考縣長，問題問得也很直接，我問他，為什麼你們修兩千萬元的財政樓，卻不修一個福利院;為什麼要求袁厲害換個更好的環境，卻不給她提供房子，到底是錢的問題還是意識的問題。在節目播出後，觀眾覺得問得挺直接，當地的幹部也給我反饋信息，說你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要揭批誰，或是把誰變成丑角，你們問的問題真的是疑問。
我採訪翻墜校車，按理說這對當地是個負面新聞，但他們看完節目後也給我發了個短信，覺得你沒有要煽動什麼情緒，他們也承認有不作為之處，我沒有給他們粉飾，但我也看到了他們的困境。什麼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我採訪縣長，他沒迴避，說怎麼處理他都應該，那是孩子的命。他流下了眼淚，說總做惡夢睡不著，「我也有孩童時代，但他們沒有了」。
一個人的自責會在什麼時候流露出來，不是在逼問之下，也不是在壓力之下，而是給他一個機會，讓它自然地呈現出來。
記者：鬆鬆土，讓它長出來。
柴靜：芽兒已經拱出來了，你就別去拿腳踐踏它。你用敵意的方式去問，他會出於防衛把自己的立場踩得像水泥那樣硬實。不要動不動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不讓他進，不讓他出，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所以他說，我甘願接受一切處理，我跟你今天談這個，就是想將來的人怎麼能把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的出發點，我感覺到這個出發點大家都意識到了。
我覺得「文學青年」是個很好的詞。
●這就是老捨說的，文學就是尋常與親切。
●回頭一看，多少年過去了還會有共鳴，這才叫文學，消費一個故事就沒意思了。
記者：不管稱呼你什麼，很多人都感覺你有「文學青年」的氣質。
柴靜：我覺得「文學青年」是個很好的詞。我身邊的朋友，他們性格各異，如果說有什麼共性的話，就都是文學青年。我們都是在小時候喜歡閱讀，十幾歲開始寫東西，就像崔健說的，只要我有筆，誰也攔不住我。不論你是在吉林延邊的小縣城，還是山西的小縣城裡，一個小男孩或一個小女孩，在綠色格子裡開始寫文章的時候，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為了讓人傳閱，就是王小波說的，為了「自我」。就像葉子要展開一樣，就這麼簡單，生命原始的勁兒就在這，它要張開，要表達，要看見。文學也是這樣，它貌似無用，沒有什麼濟世功名、經世致用的東西，但它對人的心靈是特別重要的。
記者：無用即大用。
柴靜：對，如果我沒有保持對閱讀持續的興趣的話，我一定是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這是肯定的。
大概我四五歲的時候，就用小刀在我們家牆上刻著「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可能有的字還不太認識，刻錯了，但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裡面的意思小孩子是明白的，因為某個春天的早上起床的時候我看到了，感受到了，但還表達不出來，遙遠的古人的這幾個字就是我當時的感覺啊，音樂、韻律和色彩的美，我就把它刻下了，這是文學的共鳴。人的心靈與心靈相見了，世界突然多了一個緯度，讓人覺得很深廣。
就像我看李娟的書，她在阿勒泰的戈壁裡，年三十放兩隻煙花，沒別人看見，誰看得見啊，母女倆人在那頭過著貧苦的生活，就是白歡喜，自得一下，她能為了什麼，沒有目的。但遠在北京的我「看見」了，我心中一動，就不得不寫下來告訴她，哎，我也看見了。這就是老捨說的，文學就是尋常與親切。
記者：人們往往認為文學應該跌宕起伏。
柴靜：這可能和我的趣味有關，我的趣味是比較現實主義，托爾斯泰和曹雪芹教給我的關於人的知識和採訪的知識，多過任何教科書。
《紅樓夢》也可以拍成通俗言情劇，大家一把鼻涕一把淚，好傢伙，但真去看這本書的時候字裡行間都是尋常的人生經驗，隔了幾百年也能感覺到男和女初相識的情愫，家族裡的人都是尋常的。舉個小例子，抄檢大觀園後，薛寶釵突然說要搬出園去住了，這裡曹雪芹用了一句話，「李紈看著尤氏一笑，尤氏看著李紈也一笑」。筆墨之間如果不琢磨，就過去了。這一笑是什麼意思呢，抄檢大觀園後親戚家的姑娘為了避嫌搬走了，還得找這個借口，不能明說。我「剽竊」了這個，我的書裡老范和老郝那段，她倆的表情讓我想到了這點，你看，隔了那麼多年，人和人又相見了。這是夾縫文章，以前我看不到這些，如果我不是日積月累地看，也看不到這些。
記者：你看了多少遍《紅樓夢》?
柴靜：很難說，但我當年從湖南到北京就帶了這一本書。
記者：女孩子愛看《紅樓夢》可以理解，但你為什麼又特別喜歡看《顧准文集》?
柴靜：裡面都是人麼。我看《紅樓夢》看的也不是傳奇、言情，我看的是人性，我看的是平等，我看的是曹雪芹對於各種人物同時加以理解的深度。顧准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研究，一切都是為了人，從人出發去研究，才能不去建立天上王國，老老實實尊重規律。托爾斯泰也是這樣，所以他才能把《安娜·卡列尼娜》從通俗劇寫成文學。回頭一看，多少年過去了還會有共鳴，這才叫文學，消費一個故事就沒意思了。
你做的事情可能很重要，但你自己並不重要，不要太愛惜自己的羽毛。
●文學和新聞，都是「看見人」。
●人是需要尊嚴和空間的，當她的悲傷來得太強烈的時候，你可以陪伴，但不要侵入。
記者：對文學的理解與對新聞的認知，這兩者的相通之處是什麼?
柴靜：都是「看見人」。一切事件都是人的結果。人永遠是個尋常，一切人都在情理之中，只不過發生在身上的事情是在意料之外。
記者：以前你的採訪似乎更多關注的是事件，現在則更為關注事件中的人，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柴靜：這是我很重要的思想上的改變。
以前我認為事件影響人，所以那時我注重事件，認為事件造成了各種結果，這些結果對世界形成了影響。現在我的想法是人造就了世界，每個事件中的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他所處的位置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造成了事件，所以就回到人本身來認識事件。
其實這也是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他也是用很長時間才明白，所有事件都是人的愛恨慾念衝突交織的結果，而不是激發。拙劣的情景劇裡人都是被激發的，情節發展不下去了，女主角立刻就得了白血病，或是男主角的初戀情人就回來了，這是靠外在的戲劇性來推動情節，使人產生情緒。真正的人生是靠各種慾念不斷滾動發展衝撞來形成事件。
比如做藥家鑫案，你要從事件的結果往前推倒，一輪一輪，回到事件的初始點，若看不到這點，我們就拆解不出事件的本來面目。
記者：也就錯失了認識事件的機會。
柴靜：昨天我還在和同事討論這個事件與人的話題。我們是從袁厲害這期節目說起的，因為我們答應過身在病房裡的袁厲害，拍下孩子們的近況，讓她看看。當拍到一個聾啞小男孩的時候，他很聰明，讓我蹲下來，在我的臉頰兩邊各親了一口，然後指指自己的臉頰，讓我親他。我親了一下，以為完了，他不幹，示意我另一邊也要親。最後，我們把這個鏡頭放到節目中去了。大家都沒有異議，覺得可以這樣用。這個細節暗含著孩子在過去幾年裡的處境，他是如何被對待的，有價值。
也有同事問我，當採訪對像和記者有情感交流的時候，應該怎麼拿捏分寸。我覺得記者如果是被動的，當對方把情感施加在你身上的時候，只要以正常的人性承接就可以了，但不要主動施加什麼，那樣就逾越了分寸。他們就說，主動施加也沒什麼啊，會顯得更有人情味啊。我覺得一個節目有它成熟的人格，我現在是完完全全的成年人，覺得自己在情感表達上應該是相對克制的，沉著的。
我舉了我採訪張妙母親時手搭她肩上安慰她的那個例子。如果20多歲時去採訪，我還是會進屋，當我發現攝像師要掀簾子進來的時候，我很可能不會去阻攔。但當我到了現在這個年齡，用餘光看到攝像師要掀簾子進來時，我會衝他擺下手，示意他停在簾子外，讓他別拍，別直接拍採訪對象的悲傷。人是需要尊嚴和空間的，當她的悲傷來得太強烈的時候，你可以陪伴，但不要侵入。
記者：人與人之間應當有恰當的距離。
柴靜：對，你要意識到你是個陌生人，別以為自己是記者就跟誰都「自來熟」，別覺得自己問什麼做什麼，都是理所當然的。關切過頭了，就是冒犯。
我曾經採訪過一名遭受性侵的女孩，她因為殺死施暴者而被判刑。在看守所進行採訪的時候，她提出不希望現場有男性，可攝像師和法警法官都是男的，而他們又必須在場。我告訴攝像師，就遠遠地拍女孩的剪影。然後我和她緊挨著用耳語完成了採訪。在採訪時，有些事我知道我可以問，但我沒有。這事無關案情，有關人性，但這部分太私密，是人家與媽媽姐姐才能分擔的部分，不要冒犯。
記者：可在很多人看來，「追問」是記者的職責。
柴靜：當一個人說「我追問某人」的時候，重點往往不在追問這個動詞本身，也不在賓語上，而是在隱含未見的主語上，是「我」在追問，這個「我」顯得很牛哦，雖然「我」沒有出現，他要的是這種感覺。而現在對我來說，賓語最重要，對方最重要。我要感受他，我並沒有之前就想好要怎麼去處理各種突發情況，我不知道張妙家有沒有簾子，我也不知道那個女孩會說什麼話，我就尊重我當時的感受，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覺得這樣做更合適。
記者：你曾說過，真相是無底洞的底，作為記者難道不該去追尋真相嗎?
柴靜：當然，但不必掛個幌子叫嚷。這種叫嚷本身就很虛弱，還有就是特把自己當回事。我們每天去一個煎餅鋪買煎餅，煎餅做得挺好的，可人家也沒有掛過「德藝雙馨煎餅鋪」的牌子吧，把煎餅做好了，不賣臭雞蛋，就這麼簡單。
我們不要把身份看得那麼神聖，弄得那麼明晃晃，我們可以保持疑問。 「追問」是一個什麼樣的詞，好像對方在前面，後面有一種緊張感。其實沒有必要有那種緊張感，就像我們坐在一起，一問一答，一來一往，挺好。
很多時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很重要，但你自己並不重要，不要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應該為了事情本身，去做那些對的、應該做的事情。
記者：做對的事情，是為了什麼?
柴靜：就是為了「對」。
認識事理越深，就越不能抱怨什麼。
●每一個障礙都是你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你自己的機會。
●我現在越來越感到，要向後看歷史、向前看大勢。
記者：早年你在電台工作，後來到《東方時空》的「時空連線」、《新聞調查》，到現在的《看見》，這幾個不同的崗位有沒有讓你感覺「不對勁」的?
柴靜：做「時空連線」時我身上散發出一種失敗的氣息，主要還是不懂，沒有經驗。沒經驗時人就沒自信，就容易顯得虛張聲勢，一虛張聲勢就顯得更加虛弱，就是一個惡性循環。但也確實下了苦功夫，自己做策劃、自己剪片子，每天報選題，讓自己的肌肉變得強壯起來。葉子往外長碰到了石頭，但它還要長，還是會長出來。
記者：這也說明，做「對」是需要積累的。每個人可能都想做「對」的事情，但往往會遭遇到「不對」的環境、「不對」的條件，這時候怎麼辦?
柴靜：當年為什麼我做《新聞調查》感到特別過癮，調查是什麼，就是不斷碰到障礙又不斷突破的過程。生而為人的很多樂趣都在這。人生如果沒有障礙，還有什麼樂趣可言?每一個障礙都是你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你自己的機會。認識事理越深，就越不能抱怨什麼。
記者：關鍵在於怎麼作出判斷。
柴靜：這個判斷要準確，判斷來自於你看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流變，而且它們會在什麼地方遇合，相互激盪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其實歷史當中已經出現過了。對歷史瞭解越多，對現實的觀察越敏銳，判斷力也會越精確。判斷精確了，在契機來的時候，你所受到的阻礙也越少。所以要很敏感，像釘子一樣毫不猶豫地嵌進縫裡，那一瞬間要非常準確，不能猶豫。我現在越來越感到，要向後看歷史、向前看大勢，如果能讓這兩種視野縱深延展的話，那麼我們對於現實的判斷就會更準確一點。
記者：你是通過什麼方式向歷史學習的?
柴靜：主要還是閱讀吧，歷史類的書在我的書架上大約佔到一半。
記者：每天會花多少時間來讀書?
柴靜：我基本屬於只要能騰出手就會看，沒有固定的閱讀時間，隨時隨地都會看，要專門有個閱讀時間也挺麻煩的。我的包裡總裝著書。
記者：即使化妝品不帶，也會帶書。
柴靜：化妝品倒經常忘帶。 (笑)這兩天我在看《憂鬱的熱帶》，也覺得很好，我對社會學、人類學的內容都很感興趣。我們要向西方新聞寫作學習，我說我看托爾斯泰什麼的，但你要知道其間的差距太大了，要把這些台階一步步走實，你要先知道好的東西在哪，要避免從較差的開始，要從比較好的一步一步踐行之。
「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中太重了，我覺得我配不上。
●人生的閱讀總是充滿驚喜，好比你認識了一個親人，他又給你介紹了另一個親戚。親切的人總會相遇。
●真正的作家是什麼人?我想應該是「年輕人」，他們在精神上永遠不衰老。
記者：有沒有想過以後不當記者不做主持人，純粹當個作家?
柴靜：不會吧，「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中太重了，我覺得我配不上。
記者：現在有的人業餘畫了幾幅畫就敢稱自己是畫家，有的人匆匆出了一本書就敢說自己是作家。
柴靜：有的人自稱作家，我不管，但我心中有我對作家的標準。
記者：在你心中哪些人可以稱為真正的作家?
柴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比爾、曹雪芹，還有好多。我有自己喜愛的人，這個群體的人都有相近處。像我最近剛讀完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我非常喜歡，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他寫的是十九世紀的文學，聽上去多枯燥啊，講的都是拜倫、雪萊這些人，我連他們的詩都沒怎麼看過，但我卻被這套書完全迷住了，以至於讀到精彩的段落時，會忍不住站起來，在我們家屋子裡走上兩圈。
真正的作家是什麼人?我想應該是「年輕人」，他們在精神上永遠不衰老，即使隔了一百年、兩百年，永遠不老，永遠年輕。就像勃蘭兌斯，我是看了他對歌德的評價，才去買了歌德的書看，後來又看了朱光潛寫的《歌德回憶錄》。人生的閱讀總是充滿驚喜，好比你有一個親人，他又給你介紹了另一個親戚，親切的人總會相遇。
他們這類人精神比較雄壯，就像大橡樹，不會在貧瘠的土地裡成長，因為在那裡它長不高，它也不會跟其他樹擠在一起，因為那樣會長得很細。橡樹總是獨自在山崖上，在沙土層裡，經歷了跟風雨的搏鬥後，才長成蒼天大樹，展現出特別雄壯搖曳的姿態。我欣賞的有文學氣息的人，就是這樣一類人。
記者：所以對於「作家」二字，你雖心嚮往之，但還沒有實現。
柴靜：也不可能實現。我只是一個博客愛好者。 (笑)我很瞭解自己的才幹，我對自己的角色認定很清楚。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做記者的原因就是，對世界瞭解越深，對自己的瞭解就越深。不要說我沒有第一流的才能，我連第二流、第三流的才能都沒有，但我可能有第四流的才能，只要不自甘下流，仍可以有所作為，我可以把第一流、第二流人的精神呈現出來。比如像盧安克這樣的人，我把他呈現出來了，雖然呈現得還不夠，但我盡力了，並將它傳播出去。這就是做對的事情。
記者：所謂做對的事，就是看見人的尋常、親切，這也是你的出發點和歸宿?
柴靜：對，是出發點也是歸宿，但不是目的。如果看見人是為了目的，就把人當成了為了論證你的觀點正確而使用的工具。
我個人也很少用「目的」、「意義」這兩個詞，如果你總是抱著盲目的樂觀主義，給世界設計一個模式，並堅信世界會按你的設計發展，那太狂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