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報道，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他離開這個世界將近37年，對他的功過已有評說，但對作為文章家的他還研究不夠，這筆財富有待挖掘。毛澤東說，革命奪權靠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拿過槍桿子，筆桿子倒是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氣派，是浸到骨子裡，溢於字表、穿透紙背的，只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佳作迭出。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競秀。毛澤東算一個，是歷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與氣勢
毛文的特點首在磅礡凌厲的氣勢。
陸遊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見識。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純文人之文情勝於理，政治家之文理勝於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雲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於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志，成其業，然後發而為文。文章只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文的氣勢：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五四」時期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顯看出，這裡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於對時代的把握。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鬥於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鬥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佔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鬥，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致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後美國搞核訛詐，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貫長虹、力透紙背。唐朝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要恢復漢朝文章的質樸之氣。他每為文前要先讀一些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後，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後又推崇蘇東坡文，認為韓文蘇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為什麼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化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他也論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到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志要超過古人的，也的確超過了古人。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湧，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濤了。
說理與用典
毛文的第二個特點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我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小孩子從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後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青少年時正當五四前後、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麼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中國。要讓廣大民眾和黨員幹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註解，這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種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需要對中國的典籍爛熟於心，還能結合當前實際翻新改造。在毛澤東的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這有三種情況。
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在一個戰士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子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
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澤東對它們給予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作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寫給中國的老百姓或黨的中基層幹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簡短得只有千餘字，而且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將《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進了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這裡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裡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毛澤東的用典是出於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弔書袋。他是認真研究並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了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同志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人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後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後，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這裡引出一個問題：領袖應當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只是一方面的專家不行;只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鬥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歷史案例、鬥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只有到歷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學科中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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