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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俱樂部 【文匯網訊】有人說，會所是富人的後花園。也有人說，它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在現下「節儉之風」和「空盤」運動前，它卻成了「奢華」、「腐敗」的代名詞。於是，有人甚至從「和諧社會」的角度呼籲監管，而更多的經營者則依舊在自己的陣地上默默堅守與探索。
長安俱樂部：長安街上最神秘會所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如果不是光明正大地矗立在北京寬廣的長安街上、如果不是「京城最豪華的私人會所」的名號，相信沒有誰會留意到它：簡約甚至有些陳舊的樓體，跟對面雄偉的「北京飯店」形成鮮明對比，門前車輛擁擠，空間逼仄。
但過往的行人依舊時不時舉起相機，對樓頂「長安俱樂部」幾個大字拍了又拍，擁擠在門口路邊的豪車，比如「寶馬」依舊若隱若顯地搖曳著人們窺探的好奇心。
附近開高檔餐飲的老闆常會聽客人津津樂道這個「神秘」的地方，以致也忍不住好奇想方設法來這裡參觀，但按長安俱樂部的規定：非會員，謝絕參觀。
於是，沒有機會窺其全貌的人們對其有各種誇張的猜測：在外界，它的入會費被哄抬到「100萬」，它的內部格局經常被冠以「奢華」「富麗堂皇」等字眼。但事實並非如此。
即便樓頂的「長安俱樂部」幾個大字覆蓋了整座大樓，但實際上，這整棟樓只有5個樓層被「長安俱樂部」所用，其他則是寫字樓性質，對外出租。
一進門，首先映入滿眼的是便是「屏風·寶座」，通體金箔，甚是奪目。據稱，它由中國紫檀博物館出品，按故宮乾清宮龍椅比例製作。旁側的「紫檀如意」，與其相呼應。
穿過左側木質拱形門，乘電梯上至9層，餐飲式的佈局清新典雅，暖黃的燈光輝映著或紅或黑的傢俱主色調，顯得靜謐溫馨。此外，還有還有圖書室、雪茄室等。
據長安俱樂部副總經理姚積伶介紹，自2006年至今，長安俱樂部已經經歷過2次裝修，追求的目標並不是奢華，而是強調精緻、溫馨，就像一個家庭一樣。即便是門口「寶座」，想要傳遞的也不是奢華，而是一種尊貴，「帶有文化氣息的貴氣。」
此外，他還強調，長安俱樂部的個人會籍會費目前是16.8萬，每年的年費是1.6萬，以延續會籍的有效性，即便是終身會籍，會費也只有48萬，而並不是傳說中的100萬。
另外，姚積伶還詳細介紹了長安俱樂部的會員甄選規則：一是會員推薦；二是審核，而並非是只要有錢就能進入。
「最關鍵的是俱樂部的這個平台適不適合你來使用，這是最關鍵的。」姚積伶說，會所是集商務、社交、休閒等為一體的綜合性平台，是一個家的延伸，想要加入的會員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目的，而且能經常使用會所，並且能夠跟其他會員順暢交流，如果說你單純地想社交，或是鍛煉，那麼你的目的就不是很完整。
隱蔽式私人會所與協會式組織
除卻長安俱樂部、北京香港馬會、中國會、京城俱樂部以及美洲俱樂部等公開經營的會所，在京城的某些角落，還蝸居著各類企業家的私人會所，而且大多比較隱蔽。
宋文洲在文章《企業有必要搞私人會所嗎？》中曾這樣描述他所光顧的隱蔽式私人會所：
「那是東單附近老胡同裡的一個大四合院，門外道路窄狹，院內的空間還頗寬敞。建築主體怕是有上百年的歷史，保持原貌，且收拾得乾淨得體。為我們服務的也都是朋友公司職員。飯後，我們還被請去欣賞古琴彈奏，演奏者竟然也是公司職員，琴韻繚繞，極為專業。
那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古琴姑娘竟然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除了兼職彈琴、擔任公司收藏古琴的維護業務外，其主要業務是藝術品投資市場的研究，而她手中那把價近百萬的名琴就是她自己的收藏。」
此外，除了擁有實體、通過會所聚合人脈圈子的形式之外，還有一類協會式組織，只有人群，沒有固定場地，這其中最著名的國內組織是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成立於2006年，由國內著名商界人士為主體創立，很多著名企業家都是它的理事。據《三聯生活週刊》報道，1月11日是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行一年一度「道農會」的日子，「道農會」被外界稱為商界春晚，是國內著名企業家的聯歡會，形式輕鬆。圈子裡的人把這場活動稱為「大象們的聚會」，一位熟悉這個圈子的人士告訴本刊：「這群大佬們並不是每天都板著臉，一本正經的，他們還有另一面，是無法在普通老百姓面前釋放的。"道農會"是讓"大象們"放鬆下來的活動，活動內容是企業家上台表演，你很難想像李書福上台彈古箏、朱新禮扮演朱元璋的樣子。企業家可以放心，它是完全封閉的，每次只有200個嘉賓，都是企業家。沒有記者能夠進去，所有的媒體報道全都是他們想放出的新聞，第一屆的消息是參加活動的人發微博放出來的。」
會所中國式發展：「灰色」濃重
據《小康》雜誌報道，會所起源於歐洲，有著300多年的發展歷史，除卻高昂的入會費、裝修奢華的房子、昂貴的陳設品、盛裝的男女和觥籌交錯的場面等各種想像之外，會所還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內涵。
十五世紀初葉前後，英國詩人托馬斯·霍克利夫曾提及一個有類似「同樂會」之意法文名字的組織，以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組成，他本人就是會員。這被認為是英國較早的關於會所的文獻記錄。十七世紀中葉，隨著「到咖啡館喝咖啡」的文化傳入英國，在英格蘭各郡的咖啡館中，因共同的興趣(以文學最為多見)而組成的非官方、閒散式的小圈子如雨後春筍般萌生，「同樂會」因有了「固定活動場所」而進入了更穩定的發展階段。會員們形成了定期聚會、並共同支付聚會費用的固定模式。
隨後，原本單純具有「同樂」或「以文會友」性質的團體開始逐漸出現政治及商業色彩，如英國的政商會所，雖然聚會、消遣、交流是會所存在的主要目的，但是一些匯聚政界和商界人士的會所，在其所關注的社會發展和國際關係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比如The 48 Group俱樂部，它是一家以工商界人士為成員的會所，以倫敦西區為「基地」。自1954年建立以來，The 48 Group致力於與中國的經貿和文化交往近60年。作為第一家開啟和新中國貿易的西方集團，The 48 Group和其會員一道，為中英商務往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稱自己是中英關係的「破冰者」。
2009年1月，溫家寶總理在倫敦會見The 48 Group管理委員會時讚賞其「具有政治遠見和開拓奮進、團結協作的品格」，並表示「如果沒有The 48 Group打下的基礎，中英經貿合作不會結出今天這樣豐碩的成果」。
而且，目前，與國內會所動輒大興土木、張燈結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外的會所大多「很難找到」，私密性是其最大特點。此外，他們一般以所在地的生活圈為基礎建立，會員來自同一文化和生活環境，會所自然而然帶有了小區域地緣文化的品格，並將這種品格作為區別於別家的符號，並且特別強調「家」歸屬感。
但顯然，在我國當下，如此之成成熟的會所文化還遠未出現。相比之下，國內的會所更多的是過於注重建築和裝修的奢華，卻風格形式雷同，服務理念並未滿足會員「由家到家」的需求，只是將吃飯、品酒、娛樂等內容從公共場所搬到稍小的私密空間。
此外，虧損式經營、違法腐敗、甚至整個社會觀念負面給私人會所事業蒙上了一抹濃重的灰色。
據《小康》雜誌報道，據某咨詢公司調查數據，目前廣州會所中約90%虧損，北京會所約60%虧損。而且，一些被查處過的會所，在官方通報中，大多有所謂「偷稅漏稅」之嫌。至於隱蔽的故事，可謂應有盡有。諸如某些行業的企業家進行壟斷經營，抑或擴大經營、尋求合作、進行投資開發、海外擴張等等，至於官商勾結，甚至從事其他的非法活動等亦不可避免。會所的隱患已經顯現。如有些會所涉及洗錢、吸毒販毒、賭博等，有些成為權錢交易、色情交易的場所，拒絕檢查。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符啟林則在《豪華私人會所的灰色生存》中總結了私人會所的三大弊病：一、無證經營。大部分私人會所都沒有辦理工商註冊登記，沒有衛生許可證和稅務登記證明。這些會所一般是由某個公司開辦的，來這裡消費的客人如需開發票只能以公司的名義開，這就會涉及到偷稅漏稅的問題。二、高額會費背後的金融監管。會所發行的會員卡及收取的高額會費還涉及金融監管和金融犯罪問題。早在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工商管理總局聯合頒發的《會員卡管理試行辦法(摘要)》第一條與第四條就規定，中國人民銀行負責審批會員卡的發行，會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對會員卡發行、轉讓及相關活動進行管理。由於《中國人民銀行法》的修改和中國人民銀行職能的調整，該《辦法》已於2007年被宣佈廢止，我國目前對會員卡的監管處於法律上的真空地帶。三、涉嫌色情、權錢交易等。私人會所為一些人的交往提供了隱蔽性的空間，但同時也為色情、賭博、吸毒以及權錢交易等犯罪行為提供了場所。
作者甚至在文章中指出，原博宥集團的董事長丁書苗就是一個利用會所進行權錢交易、拉攏收買政府官員的極端例子。丁書苗花重金打造的英才會所，通過邀請一些政要及個別政府部門高官作為高級理事，將他們拉攏進自己的圈子作為靠山，從而在工程的投標和建設中謀取利益。
此外，甚至還有人認為「會所」存在與和諧社會的建設相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在接受《小康》採訪時認為，會所，這種所謂的「貴族文化形態」，是有悖和諧社會建設的。在中國宏觀社會分化加劇的視野下，會所社會文化價值目標，會給相當多的人帶來相對的剝奪感。夏學鑾同時強調，他不主張政府公務員介入商務會所，政府是為所有納稅人服務的，公務員應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服務上。
守護會所業：貴族的社會責任
不過，在會所亂象背後，也有一些人站在行業前頭進行守護與探索。
比如，長安俱樂部在會所「家庭化」服務方面深耕細作，從關心會員到關心會員孩子的教育等。用姚積伶的話來講，就是「會所所提供的所有活動都是圍繞著會員進行」。
而且，在姚積伶看來，經營會所需要強烈的創新意識，「你不能等社會上有什麼了你再有什麼，你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因為同高檔餐廳不同，會所的會員每天都會來，所以，在裝修、傢俱的擺設調整以及餐飲等各個方面，你都要不斷地推新。」
「如果你不去思考，不讓會員感覺到變化的話，你就等於落後的。」 姚積伶說。
再比如，有人正探索著新成功人士的定義，未來會所門檻不應完全以金錢作為評判標準。因為在很多人眼中，會所是為「成功人士」準備的。但一會所經營者在接受《華夏時報》採訪時表示，除了金錢之外，「還應有其他標準，譬如社會貢獻率，對某個行業的貢獻，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以前成功的標準太單一化了，現在不是了。第一批"英雄"是張瑞敏、柳傳志他們，是財富的成功。第二批是馬雲、李彥宏他們，是整個產業的成功。那接下來是什麼，或許是人格的成功。他的絕對資產可能也就中等偏下，但他提供給你的精神財富無法衡量。所以說，整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都在改變，對會所也應有寬容的心態。當然，我們做會所的也該爭口氣，不要去沾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越是急功近利，會所越做不好。」
與之相應，還有人甚至提出了更高層面的話題，比如貴族的責任。《小康》雜誌報道引用編製富豪榜聞名的英國人胡潤的話說：「會所中的富人圈是一個類似於英國新貴的群體。英國女王賜予某人最高的榮譽，也意味著他要承擔國家的責任。這群"貴族"聚集在一起的時候，要考慮如何表達他們對社會的責任。這才是應該被還原的高端會所真面目。」
不過，回到我國歷史本身，王羲之《蘭亭集序》記下的曲水流觴，或可視作文人雅士的「類會所」活動，而這與歐美會所的鼻祖幾乎異曲同工。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的意境也著實讓人嚮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