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黃秋生一直是香港電影圈一個特殊的存在，不論形象還是性格。他是香港長大的混血兒，從小的偶像卻是毛澤東;他顯得霸氣個性十足，卻坦誠自己「最隨波逐流」;他對電影幾乎來者不拒，卻大聲批評別人的「爛片」;他認真學過戲劇理論，卻鮮有代表作品;他對社會怪相大聲嘲諷，卻很能接受社會和圈子的規矩。
《中國新聞週刊》刊發黃秋生特寫，原題：黃秋生，最隨波逐流的對抗者。
黃秋生老了，臉上肌肉下垂，顯出嚴肅、刻薄的樣子。為電影《葉問：終極一戰》中葉問一角，他瘦了28磅。瘦讓他更顯出老態。
為葉問，黃秋生還學習詠春，拜過師傅，比劃起招式。這個爛片起家的影帝，終於在51歲在「大片」中得到了一個像樣的主角：他不持刀，不變態，不姦殺女人。
《葉問：終極一戰》的監製冼國林說，黃秋生身上有葉問的氣質。影片中，晚年葉問親手書寫了一副對聯，「立身樹為模，本固任由枝葉動;處世錢作樣，內方還需外邊圓」，作為自己一生的寫照。
而《葉問：終極一戰》上映兩周，反響平平，觀眾把三個版本比照，「黃秋生的詠春打得完全沒有梁朝偉有氣場，拳頭也不如甄子丹硬」。
黃秋生不解地皺起眉頭，「為什麼說不好?誰說不好?哪裡不好?」
他用一種近於耍賴的態度，抗拒著有關葉問的一切批評。這個「爛片之王」，面對葉問，第一次顯示出潔癖。
4月的香港，氣溫已過25度，而黃秋生穿著黑色羽絨馬甲，人群中非常突兀。他身上也是這樣充滿矛盾。他總是在反抗，和自己，也和周圍的環境。
不合時宜的影帝
黃秋生說，自己只趕上了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尾巴，而那個年代的繁榮他並未分享到。
整個80年代裡，香港電影上承新浪潮，下啟無厘頭，題材眾多，富有娛樂性。《旺角卡門》讓人們認識了王家衛;《警察故事》成就了成龍;《鬼打鬼》讓洪金寶開創靈幻片的潮流;新藝城、嘉禾、德寶三家電影公司平分秋色，締造了一個香港電影的巔峰時期。
那時的黃秋生還只是一個剛剛出道的小演員。1985年，電影《花街時代》裡，23歲的黃秋生本色出演一個中英混血、時常被罵為「雜種」的輕佻少年Jimmy。
提起亞視訓練班畢業後簽下的第一個電影合約，黃秋生至今記憶猶新。合約上他的名頭是「特約演員」，在香港，「特約演員」意味著跑龍套，跑一天4000港幣。
「我看著『特約』兩個字心裡面很難受，想想4000塊，拿了吧」。黃秋生說當時在心裡對自己說，我會有一天成為影帝。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產口味的電影慢慢流行，各種類型片無所不有。而那時同期出來的劉德華已經是TVB力捧的偶像，《旺角卡門》讓他拿到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提名;角色多為有情有義、英氣未泯的人物。相比同時期，黃秋生出演的片子則是《神行太保》《發達秘笈》《絕橋智多星》之類，角色多為配角或客串。
1993年，和自己同齡的青年導演邱禮濤找到黃秋生，希望他出演《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裡變態殺手一角。影片充斥著血腥、暴力，氣氛凶險。可當黃秋生戴上黑框眼鏡，不帶表情的包起人肉叉燒包時，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部被他視為「爛片」的電影，竟為他拿下人生中第一個香港金像獎影帝。
而黃秋生提起叉燒包卻非常牴觸，為那個活色生香的變態羞愧不已，「神經病!」時隔20年，他大口罵道。他仍然沒法接受這個成功。
在那個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黃秋生只留下了艷情電影、三級片，數十個配角和一部《人肉叉燒包》，「我對那個時代不滿意」，黃秋生說。
欲罷不能的「爛片王」
而比獲得影帝更意外的，正是從那年開始，1993年直至2001年九年間，港產片一路低靡，票房由10億元萎縮到4.5億，產量從1993年的242部一落而至2000年的150部。這其中不乏西方電影的衝擊，加上盜版的打擊，政策的限制，香港電影一路走低。
影帝頭銜不但沒帶給他更好的機遇，反而減少了他的片約，「人家以為你是影帝，肯定會要很高的價錢，一般的片子就不會找你。」
獲獎第二年開始，為餬口計，黃秋生開始大量接爛片。最初接爛片時他已經有過死的想法，「那時候跟我媽一起住，住的地方樓層很高，有一個玻璃頂，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睜開眼睛就能看到鷹在飛。我就想：跳下去吧。可跳下去我媽怎麼辦?」為了打消這個念頭，他兩三天就給邱禮濤打個電話，電話那邊邱禮濤安慰他「你很強的，你沒事的，明天就好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情願不演戲，太離譜了。可是回家一看，小孩那麼小，房子又沒供完，然後就病，病了更慘，樣子像怪獸一樣。」1997年，黃秋生患上嚴重的甲亢，眼睛突起，整個人胖得失去輪廓。
真正到了最窘困的時候，他反而不想死了。
黃秋生決定去英國學習。課程裡，老師要求每個人扮小丑，真誠地嘲笑自己，這種訓練對黃秋生來說是第一次。他試著放低自己，嘲笑起自己生病時的樣子：「笑自己眼睛突出來，樣子長得好怪」。
「戲劇心理治療，真的有這個科目!」黃秋生感歎說，他掰著手指，「戲劇訓練」「戲劇心理研究」，他嫻熟地數起教室裡的一套體系。
病癒再演爛片時，他變得鬆弛了，甚至學著跟自己的不滿意相處。
他不承認爛片對自己的損耗，他也毫不掩飾地告訴你，他缺錢，現在也缺。爛片就是他餬口的基本。而說起別人的爛片，他卻總露出明顯的譏諷態度，「明明是一個大美女，看上去卻是一個大妓女……」
至於為什麼別人不能拍爛片，他拍卻沒問題，黃秋生自有解釋：「有人沒飯吃，撿了爛菜回來，煮出來很難吃;你是大老闆，你有很多錢，煮出來的菜和他一樣難吃，怎麼比?」
這時的梁朝偉、劉德華，甚至比他年輕的劉青雲，都已經風生水起。黃秋生心裡又很不平衡。「我只能算是不餓，那麼多人可以吃飽，吃吐!我連劉青雲都比不上!人家一部電影投資800萬到1000萬，我的電影是100萬到200萬的。人家一部戲拍兩個月，我一部戲拍3天，怎麼比?我只能非常努力的工作，保持我這個位置不死」，他清楚自己「一直跟在他們後面，從來沒有列在他們中間」。
一次香港電影回顧的影展，主辦方為每個演員都做了一個作品清單，公示在展板上，「我看到吳鎮宇，再看看劉青雲，喔，這麼好!再看看我自己……」他一邊向下看，一邊頭一直低下去抬不起來，「回去的路上，心裡真的很難受」。
黃秋生承認自己「是非常的隨波逐流」。可運氣這東西卻一直作弄他。身邊該紅不該紅都紅了，只有黃秋生，仍然溫吞吞演著他的配角。1990至1999年間他演了112部片子，《勾魂惡夢》《強姦陷阱》《猛鬼食人胎》《溶屍奇案》，沒有一部留下印象。出道30年，他共演過300多個角色，大部分都是爛片。
「我為什麼沒有機會?沒有運氣?那麼多演員根本不努力，不會演戲，就紅得那麼厲害，我拍得那麼努力，為什麼票房沒有，獎項沒有，什麼都沒有?」黃秋生對運氣充滿抱怨和不滿。
一邊是搖滾，一邊跑左派
那段時間黃秋生開始玩兒搖滾，大聲傾訴著他對大環境的不滿意。
1995年，黃秋生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支離疏》，這個頗為晦澀的名字，取自《莊子·人間世》，是個下巴低到肚臍，肩膀高過頭頂的怪人。唱片封面赫然印著一行英文：「Have a Nice Day Fuck Someone」。音樂張狂，歌詞粗野，帶著頹喪，講著他對社會的諸多不滿「我無秩序，又多飲醉，我個樣生得像火山堆」。在《完全自殺》裡，他用低沉、陰鬱的念白，喃喃說著對死亡的迷戀和嚮往，「迷上了永遠黑色，迷上了永遠空虛，迷上了血染刀鋒，迷上了斷氣之間」。
2000年後，香港電影更顯沉寂。成龍、吳宇森、周潤發都去了好萊塢，直至2003年，港片全年在影院上映的僅有77部，達到了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大量香港導演、演員，開始順應時勢北上拍片。黃秋生也開始和內地、台灣導演合作。2007年，黃秋生接拍了兩個和他以往很不一樣的片子，《老左正傳》《太陽照常升起》。
這也是黃秋生在內地銀幕的第一次亮相。也因如此，他在內地觀眾中的形象「正經」許多。
電影《老左正傳》裡，黃秋生飾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誠的左派，他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一生最大的夢想是去天安門廣場拍照。
導演趙良駿選中黃秋生，因為黃秋生本人就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從小看《紅旗》雜誌，背毛主席語錄，家裡掛著毛主席像。
事實上，左派在香港的數量不算少。香港有兩次人口調查，第一次在1970年代，那個時候全香港400萬人，左派占1/4;香港現有700萬人，左派超過40%。
在黃秋生的少年時代，1/4的左派算是小眾。黃秋生從小很叛逆，家窮的他，一直想著來一場自下而上的暴動。他甚至想了一套很完備很理想的體系。18歲的某一天，他在書店發現一本書，書上講的居然跟他想的那套東西一模一樣!他翻過書皮，上面赫然寫著《空想社會主義》。
那時左派在香港叫「跑」左派，受港英政府打壓，左派書店陸續搬入地下，得到一本毛澤東選集是很難的事，要去留歐學生開的地下書店。而他並不知道，彼時的大陸，「毛選」無處不在。
「我經常去買無政府主義的書、買像章、買五星旗」。黃秋生那時覺得無政府主義簡直酷極了，他最大的夢想是去內地參加共青團。如今提起這個曾經的夢想，黃秋生一手扶著頭，一手拍桌子，笑得不堪回首。
幾個月前，他已把毛澤東像從家裡牆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來，帶著一種放棄偶像的痛惜和改變信仰般的巨大決心，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毛澤東並不完美」，接著又有所保留地說，「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錯……」而做這個決定，他用了好幾年。
我滿意我的不滿意
2010年起，黃秋生更多和內地合作拍片，不乏大製作，《精武風雲》《四大名捕》《鴻門宴》等，他開始克制地接爛片。他說，葉問是自己迄今為止最「滿意」的角色，而這種「滿意」，在黃秋生的演藝生涯中絕少發生。
他最常提起的詞是「不滿意」。對時代不滿意，對自己不滿意，對行業不滿意。他始終對社會抱著激烈的批判態度，也不滿意任何他所處的年代，「這個時代很荒謬，如果你不開炮，你就是共犯。」
只有一件事他是滿意的：「我對我不滿意這件事兒很滿意。」
他也不掩飾，在不開炮的時候，感覺非常孤獨。
從十幾歲起，黃秋生就在一直在想改變自己，直到現在，他才大概找到自己該有的樣子。「我曾經被膚淺、簡單、原始這些東西牽著走過，就是那種一般底層會有的本能。看到人家有錢，我就想搶;看到好吃的，我就想吃;看到女孩子，我就想要。」他一點一點糾正自己，從不買彩票開始。他討厭被任何東西牽制，包括希望、僥倖。
早年的黃秋生喜歡展示傷疤。他在報紙、雜誌、電視上，反覆講起自己被脫光衣服、罰站操場受辱的經歷，幼時被罵雜種的生活，講起不清場的三級片現場。而現在，他絕少提起裸露、傷害、貧窮及孤獨。
黃秋生越來越滿意現在的狀態。「早年在片場我有什麼事情要發言，沒人聽我，我就不停地『哎!喂!這樣可以嗎?』現在我連講都不需要，我坐起來，那邊就有反應;我走過去，那邊馬上『知道!知道!知道!』」
之前有人說他威嚴，他莫名其妙：「我沒有發脾氣、沒有罵人，哪裡威嚴?」直到最近他才終於知道，這是位置、經歷、時間給他的，他開始接受並駕馭自己的氣場。
二十年餘前，黃秋生在藝術學校開課，一天，一個女孩向他走來，在黃秋生身旁坐下，因為不足上課年齡，請他通融。眼前的女孩只有十九歲半，她尖尖的鼻子，氣質清新，是他最喜歡的類型。他從自己和女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個字，寫了一首吉他曲，名為《秋甜》。
再談起這段故事，黃秋生已記得不甚清晰。女孩的形貌、年齡，也只能想起大概。在一檔訪談節目裡，他彈起《秋甜》，試了幾次找不到調子，搖頭放下吉他。
黃秋生說，現在這個年齡上他已經沒有愛情，只有多巴胺、荷爾蒙。這個東西持續六個月，上床之後就會消失。知道這個化學規律後，動心已經沒有必要。
愛、性、家庭，這三者在黃秋生這裡被分得很開。他和妻子分居，有自己的住所;他仍然很大工作量，也接爛片，為奉養母親，供房供兒子海外讀書。他逃避和柔軟有關的話題，他拒絕談起責任、柔情，彷彿那很肉麻，他小心避免把自己陷入真善美的境地。
他說不喜歡自己認真的樣子，「有幽默感」才是好的。
好友吳鎮宇把黃秋生比作黃老邪。一個用渾不吝掩飾自己的不善交際的人。你說我殺人，好我殺了，你們隨便說去;他看不起人，沒事時一個人吹著笛子想很多。
「黃老邪」喜歡這個比方，卻討厭一切引申。
說起若干年後，希望他人如何評價，黃秋生沉吟了一下，看向香港四月潮濕的雨，「我希望他們提起時會說：黃秋生，還算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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