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因為一個名字，她一生被迫與政治牽扯不清。在中國大陸、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在資本主義心臟的美國，無論在哪裡她都注定無法逃脫那個身份的牢籠。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67歲的藝術家江青已經習慣於向每一個人解釋，自己不是「那個江青」。8歲那年，為了積極響應國家實現共產、摒棄個人主義的號召，母親把她的原名「江獨青」中的獨字去掉了。59年來，這名字沒讓她消停過。
她一生經歷的傳奇並不亞於人們所熟知的那一個江青。她成長在新中國，10歲開始在北京舞蹈學校學習中國古典舞、接受教育，卻機緣巧合地去了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香港、台灣，在台灣，她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
她與毛澤東夫人江青在經歷上有很多奇妙的契合點，比如兩個人都與電影和舞蹈有關。1964年，政治人物江青第一次把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讓全國人民熟知她時，藝術家江青開始在港台走紅;前者風風火火地推行樣板戲時，後者獲得金馬獎影后;文革如火如荼之際，藝術家江青放棄在台灣的一切，前往美國從事現代舞創作。
江青特殊的名字和經歷讓她的一生緊緊跟政治聯繫在一起——與「那個江青」主動介入政治不同——這種聯繫一直是被動的。今年4月，她於22年前創作的回憶錄《往時往事往思》終於在中國大陸出版，她傳奇命運終於被簡體字書寫。
「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
每天早上必須喝咖啡，晚上則愛喝紅酒，因為已經去了西方太久時間。在北京舞蹈學院旁的一個咖啡館裡，江青這樣慢條斯理地介紹自己。她正發愁怎麼把這次在國內找到的一堆樣板戲資料弄回紐約的家——有一個外國朋友有興趣做一個關於江青的劇本，「當然，我是指毛澤東的夫人，」她笑著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2008年，她曾跟音樂家劉索拉在德國一起合作過一個關於江青的舞台戲，名叫《紅都女皇》，表現「江青年輕時候不顧一切往上爬」的故事。創作這樣一個跟自己同名同姓、在幾十年裡一直被迫扯上莫名關係的人，她倒挺輕鬆「就是一個名字唄」。
然而生活遠沒有那麼輕鬆。1960年代中期，已成為台灣著名影星的江青才知道，原來大陸還有另外一個江青。台灣媒體為了區分，經常加上定語：「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還好，那個江青在政治版，而她在影劇版。文革結束後，身在美國的江青想回大陸探親，可因為這個敏感的名字，她申請了十幾個月都拿不到簽證。
1978年，香港亞洲藝術節邀請江青在美國創辦的舞蹈團到香港演出，但香港方面對舞蹈團的名字審了又審，無法通過。「四人幫剛倒，這名字尤其敏感，不能用，」香港方面對江青說，最後舞團改名為「紐約江上數峰青舞蹈團」才得以演出。
那一年，四人幫被審判，而江青也終於可以回國——她為此匆匆跟男朋友結了婚，以隨行家屬「青·彭貝克」的名字成功拿到簽證。回到老家上海，她發現家裡親戚在文革時成為重點批鬥對象，外婆精神失常半癱在床;二姨常年被監督勞動拉人力大板車;更有三位親人不忍屈辱自殺——一項重要的罪名便是，親屬江青叛國投敵，還竟然故意與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同志、愛人江青同名。
1979年，北京舞蹈學院院長陳錦清對江青說：「你不知道文革時因為你的名字我吃了多少苦——我竟然培養出了一個又敢叫江青、又敢叛逃到台灣的學生。」1980年，在陳錦清的安排下，江青改名為「江菁」在中國做了第一場演出。後來，《舞蹈》雜誌為江青做封面報道，沒想到陳錦清突然出現，堅持江青的名字和歷史背景風險太大，請他們無論如何把報道拿下來。
那段時間，國內有人會對江青說：「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你就不能稍微改一改嗎?」「一想到她心裡就彆扭。」直到1987年，才有人覺得「江青」一名「大家過目不忘，有利於宣傳」，江青的舞團才第一次用本名在全國八個城市巡演。她回憶，這是她這輩子因為這名字「第一次佔了一點點便宜，揚眉吐氣」。
1991年，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一書快要寫完，傳來另一個江青自殺身亡的消息。可江青沒有想到，一直到十幾二十年後，自己的名字在大陸還會繼續保持敏感。
2008年北京奧運年，由她擔任編舞、導演、舞美，譚盾擔任作曲的歌劇《茶》在國家大劇院上演，但最後她卻發現海報上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文「CHIANG CHING」。她十分生氣，歌劇上演結束時甚至不肯上台謝幕。
直到如今，名字的故事也還沒有結束。今年清明前，為了《往時往事往思》一書的出版，她正準備前往北京，忽然接到出版社的電話：「您先別買機票，可能有問題。」江青覺得，自己的名字就是一個測量中國政治氣候的測溫器。
「賊的兒子必須是賊」
1990年代以後，江青開始探索更廣闊的藝術領域。1992年，她「突發奇想」想做導演，便把自傳中「上海童年舊事」一章寫成了電影劇本《童年》，並一舉獲得1993年台灣優秀電影劇本獎。
江青童年的故事始於1954年。那一年，在8歲的江青面前，外公因為「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戴上手銬帶走。之後，舅舅被南開大學物理系開除，所有親戚的子女都因為家庭成分問題不能報考大學;媽媽也被隔離審查。江青在《童年》劇情大綱裡這樣描述當時的政治環境：「賊的兒子必須是賊」。
江青一生幾乎都在與政治進行心理角力。外公被捕後兩年，小江青一邊在學校裡唱「鎮壓反革命」歌曲，一邊抬不起頭來。10歲時，她考上北京舞蹈學校，家裡人不願她那麼小就離開家，但她為了「甩掉污點」，態度堅決地「逃離」了上海。在《往時往事往思》中，她寫道：「在一個新環境中,我將又是乾淨清白的。」
《童年》獲劇本獎後，曾支持《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等影片拍攝的台灣人邱復生本有心投資這部電影，可由於劇本沒有「光明的結尾」，江青又拒絕修改親身經歷，拍攝一事不了了之。
童年的遭遇對江青產生了很大影響。即使10歲後到了北京，她還是小心翼翼，對家庭話題諱莫如深。不但謹言，她還懂得慎行。回上海時去監獄裡探視外公，她特意沒戴紅領巾——一個少先隊隊員去探「反革命」的監，她感到言行上「太不相襯」，又生怕鮮紅色太扎眼。她渴望見到外公，在親人和「政治正確」之間深深糾結。
儘管有如此遭遇，但那個火熱的時代仍然灌輸給小江青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國小主人翁」。她曾得到機會去機場隨周總理向國外領導人獻花，也熱愛在學校裡跳舞。大煉鋼鐵時大家都不睡覺，瘋狂的集體主義生活自有一股氛圍，讓她意氣風發，十分沉迷。
江青上學期間曾兩度前往香港探親——父親1949年前就一直留在香港，母親也於1957年帶著弟弟投奔父親——但江青數次跟父親發生口角，父親認為她在大陸被「洗腦」，她倒認為香港「太物質」，父親「不愛國」。她想，畢業後，「祖國需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紅色中國香港和台灣
但她還是成為祖國的「逃兵」。1962年，畢業前最後一次赴港探親，父母把她「扣壓」在了香港。因為她若回到大陸，將直接成為弟弟們出國升學的障礙。十七歲的她十分痛苦，一邊是「孝道、義務、自私」，一邊是「理想、前途、逃兵」。她拒絕吃飯，又偷偷地寫了封信回校,說明自己需要補領新的旅行證件。
數日後，一位陌生人神秘地給了江青一封信說明有人會在某日安排協助她回校,並讓她不要帶行李。她又害怕起來：回校後，他們讓她與家庭劃清界限怎麼辦?她做不到。最終，她留在了香港。「很羞恥，可是又沒有辦法，」江青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江青自暴自棄拒絕唸書。她反感香港，覺得那裡終究是殖民地。內地的報道都是「形勢一片大好」，可香港的報紙上這裡放火、那裡小偷，「這個社會好骯髒，」她想。
百無聊賴時，她報名參加了邵氏電影的南國演員訓練班。「別人當然知道我是從大陸來的，但我只是一個編舞，沒什麼特別的，」她說。
不久，導演李翰祥籌拍《七仙女》，聽說江青是北京舞蹈學校來的，便找她做編舞。後來女主角因故罷演，江青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上了女主角。可戲開拍沒幾天，李翰祥要脫離邵氏，前往台灣另起爐灶。
於是，在離開內地一年後，江青隨李翰祥前往台灣，她提出的條件是：不能為自己打「反共藝人」的旗號。《七仙女》讓她一炮走紅，她也只對媒體說自己出身於邵氏的演員訓練班，沒人知道她在大陸的過去。
5年後，江青憑借瓊瑤的影片《幾度夕陽紅》獲得金馬獎影后，大紅大紫。但她仍行事低調。在台灣呆久了，看到一些反共標語，就聯想起過去大陸說台灣人在吃橡膠皮、草根，「大陸一拍電影，國民黨都是醜化的，那邊一拍共產黨，也都是凶得不得了，」她已經覺得十分可笑。
無國籍藝術家
1987年，音樂人劉索拉第一次認識了江青。在她的印象裡，江青這個現代舞蹈家「洋氣，特別有藝術范兒」。但一直到1990年代初江青找劉索拉聊自己的舞台劇本《六月雪》，喝紅酒有了醉意，才將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盤托出。劉索拉聽得目瞪口呆。其實，一直到離開台灣之後，江青才肯坦然談及自己的經歷。
從學生變成電影明星，她有自知之明：那不只是自己努力的結果。7年拍了29部戲，她感覺自己「好像一直生活在動物園裡」。1970年，江青婚變。重壓和痛苦之下，她離開台灣，「逃」往美國。
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香港、從台灣到美國，江青在書裡都用了「逃」字。「我每次都別無選擇，」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到美國之後，她重新撿起中斷7年的舞蹈，並在三年後創辦了自己的舞團。同時，也慢慢地學會面對自己的過去。
早年在內地的生活經歷讓她對政治和時事有特別的敏感。在美國，她每天看中文報紙和電視，關注中國時局。1970年代末江青回國，覺得自己作為最早一批出國學習現代舞的舞者，有責任把現代舞介紹給中國，也總覺得自己要落葉歸根——她在香港和台灣拿了很多年的無國籍護照，直到1973年才申請了美國護照。1990年代初寫作《往時往事往思》時，她還是有很重的中國情結，「總是覺得我是中國人，我應該怎樣怎樣，」她說。
但這樣的想法漸漸地越來越淡。江青現在覺得，你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中國人」。「我現在好像又回到了無國籍狀態，也可以說是世界公民，倒不是說形式上，是心理上。」
今年，《往時往事往思》大陸版總算能出版，另一本介紹她藝術探索的作品《藝壇拾片》也即將出版。而當她在海外周遊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大陸的許多讀者感興趣仍然不是她的藝術實踐，更多的還是她的名字以及這背後的離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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