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聯合早報》5月31日發表評論文章，聚焦中國新高層改革新動向，文章稱中共領導層在勇於改革面對時艱的大好形勢下，也應結合歷史改革經驗，對改革可能遇到的艱難和造成的危難引起關注，文章原題：中國改革的艱難與危難，原文如下：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日前來港論「中國政治改革」。他在會上透露，習李新政將沿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繼續前進，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改革上有大膽舉措。
「習李新政」才剛上路，下半年就有「大膽舉措」，這體現了新一屆中國高層領導銳意改革的精神確實非常強烈。然而，應該看到，目前中國民眾輿論對於更深入、更「大膽」的改革舉措，仍然說不上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特別表現在或知改革「艱難」、不識改革「危難」。
對於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中國社會多少有所討論，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如大家都認為「艱難」主要來源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改革到「深入區」後對政治經濟體制根本性難題的碰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易等。
但是，對於改革依然面臨的巨大風險、若舉措不當可能帶來的嚴重「危難」局面，可以說人們和媒體輿論都還探討得不夠。甚至，越是認識到改革的「艱難」，大家越忽視改革的「危難」，因為，當人們把改革進展不如自己預期之快、之深、之廣，簡單地歸結為既得利益阻撓等「艱難」因素，就會給黨和政府寄予更高期盼，認為只要高層能夠克服「畏難」情緒，拿出勇氣魄力，改革就可以繼續狂飆突進。
然而，古今中外眾多的改革先例表明，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改革來說，成敗關鍵往往並不在於高層缺乏面對艱難的勇氣，而在於高層對改革可能造成的危難局勢估計不足、缺乏應對能力。
比如，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前蘇聯的改革無疑具有最典型的鏡鑒意義。1980年代後期，蘇聯也面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對深化改革具有強烈願望，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共高層為此推行了極其激進的改革。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艱難」肯定深有體會，但對改革的「危難」則明顯缺乏認識，這表現在他認為政治改革的意義、構想和實行都是可以「簡單地說明」的：「如果想簡單地說明政治改革的意義，它是怎樣構思的，又是怎樣實施的，可以說，就是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本應屬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裡。」
正因為把在蘇聯這樣的大國中推行的改革簡單地看成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治大國而不知烹小鮮，蘇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系列改革舉措，當時，整個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態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帶來的「危難」：「如果要把全部權力都劃歸蘇維埃的話，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歷史已經證實了雷日科夫的預感。戈爾巴喬夫毫不「畏難」的推動了改革，卻根本沒有能力掌控改革後的複雜局勢，蘇聯迅速走向崩潰，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
改革結果不如預期可能導致民怨沸騰
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不懼艱難的改革最終給國家帶來深重危難的例子。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克服重重艱難的情況下銳意推進的，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非常大，一度也使國家呈現許多新氣象。然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不能不說，這與孝文帝對漢文化不分精華糟粕的「照搬」等激進改革舉措有關。這些改革導致北魏拓跋族勇武質樸精神的喪失，軍事力量被削弱，移植過來的門閥士族制度使得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種下國家覆亡的危難因子。著名的王安石變法，也被不少史學家認為是導致北宋滅亡的隱患。
當代中國的改革，其「艱難」程度一點也不比前蘇聯或者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少，而其「危難」風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民意反噬的風險。30多年來改革開放帶來持續發展和巨大好處，使得人們普遍對改革具有越來越高的期待，「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大家都把改革看成是「紅利」，卻鮮有人敢說自己已經做好面對一旦國家改革失敗的準備。一旦改革帶來的結果不如預期，就可能導致民怨沸騰，特別是政治改革若釋放了民粹情緒表達的惡魔，那麼，打著「問責政府」的旗幟，在外國勢力的滲透下，民意的分裂和乖戾就會使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盪。
國家失控的風險。雷日科夫對前蘇聯激進政治改革的擔憂，對於今日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仍然是有強烈警示意義的。一方面，中國現行體制其實與前蘇聯有著本質差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治理能力和掌控能力也遠勝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中央。另一方面，中國國情的複雜性，例如地區差別之大、人均GDP之低、國民素質之不足等，比起前蘇聯來說更加突出。
滑入陷阱的風險。中國當前正在集中精力試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偽命題，一個國家發展停滯、矛盾叢生、治理腐敗等亂象，歸根到底不是因為「中等收入」造成的，而是政府治理舉措的乏術。
韓國和台灣地區是少數能夠躍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地方，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所謂民主化改革都在經濟社會有相當程度的發達之後，而拉美國家等眾多踏入陷阱的國家則在經濟尚未成熟時便提前摘下了民主化改革的果子。可見，改革時機、力度、方向的拿捏不準，就可能使國家滑入長期不振的陷阱。
凸顯危難，並非是要危言聳聽，更不是要否定改革攻堅克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是提醒人們必須為更深入的改革做好更充分的準備。比如，首先，要能夠面對失敗。一旦改革出現差錯，整個社會仍然能不急不躁，不灰心喪志。其次，要能夠包容改革。對於出現失誤的改革者，社會應該給予足夠的理解和包容，不能因此追究清算。再次，要能同舟共濟。
不管改革後面臨何種複雜危難局面，全國上下都應該始終團結一致，相忍為國，維護國家的統一。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改革無論成敗，局勢都是可控的，中國還有機會。那麼，試問，當前的中國媒體輿論、意見領袖們已經對此有足夠的討論了嗎?社會大眾又是否已經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客觀上，當代中國改革在與腐敗賽跑、在與時間賽跑，作出這樣的判斷並沒有錯。高層能夠銳意進取、攻堅克難，體現出對國家命運和時代潮流的擔當，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而且，中國改革已經有30多年的探索，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給中國帶來了強盛興旺，改革的方向凝聚了共識，這些是防止風險的有利因素。但改革者仍然應該對改革的危難和艱難一樣做好充分的評估，尤其重要的是要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充分發揚民主，善於說服和動員群眾，讓全社會做好充足的準備，為改革營造更加積極穩妥的環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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