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一位退休副市長憑借個人良心和聲望創建了中國首個「文革」博物館，十多年來勉力維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國社會的縮影，政治壓力、個人良心、現實利益、鄉土邏輯、宗族傳統、法治觀念在這裡較量著。捍衛者對「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們相互審視：對「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擺脫了「文革式」思維。
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公祭禮進行到第6個年頭時，80歲的彭啟安老人表現出激憤。
「反對『文革』博物館就是反對共產黨。」他站在炙熱的陽光下，對著鬆散的人群發表演講。每句話都像用盡全力，激動時不得不踮起腳尖，以蓄足說話的能量。頭頂僅剩的一撮白髮也隨著情緒豎起又垂下。
祭奠計劃再次被破壞，他如此憤怒以至於斷定，「反對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惡!」他說欲哭無淚，又欣慰有539人無所畏懼來到現場。他深深鞠了一躬。
曬得無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發出掌聲。隨後，他們將手中的鮮花放到劉少奇雕像前。
劉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園，對面圍欄上刻著「文革」百種酷刑，讀來讓人不寒而慄。它們背後，是石壁上近萬名「文革」死難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園建成後，彭啟安選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難者。這一切進行得並不順利，要克服的除了人為阻撓，還有惡劣的天氣。這些年，參加祭奠的老人日漸衰弱，那位101歲的老幹部已被送到醫院。他們想改期，說受不了氣候折磨。彭啟安搖搖頭，「這是我和全國兩千萬冤魂的約定，一諾千金。」
副市長的追求
當我通過微博知道彭啟安這個名字時，我有些驚訝。作為汕頭市曾經的副市長，他創建了中國首個「文革」博物館。博物館坐落於汕頭市澄海區塗城村，就在我家鄉附近。從他立下第一塊「文革」紀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對此我竟一無所知。我在家鄉接受了中小學教育，那時對「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幫」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壞人已經被消滅了。從寫第一篇作文開始，我就參與了對新時代的歌頌。我四處尋找輝煌時代的證據，參觀村公所，遊覽汕頭著名的海灣大橋。在我的小學作文本裡，它成了「騰起的鋼鐵巨龍」。
現在我得知，海灣大橋工程的領導者也是彭啟安。從海灣大橋到「文革」博物館，兩座建築的跨度間有太多隱喻，它們就像我們時代被彰顯和被遮蔽的兩副面孔。我忍不住想，從建造雄偉的大橋到重現傷痛的記憶，彭啟安經歷了什麼?
在4月一個陰沉的下午，我見到了彭啟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後的菜園，鬆垮的襯衫隨意塞在鬆垮的西褲裡，手裡抓著一把耙子，像個老農民。一天中，他有4個小時在菜地裡度過，讓人以為他過著田園生活。手揮農具，心裡惦念的卻是「文革」博物館。他先是簡潔扼要說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終忍不住暢想起未來：用聲控塑像展示批鬥現場、建立雕塑廣場還原10年歷史、修好道路配宣講員……越說越快越興奮，突然間神情黯淡下來。
「沒有辦法。」他說。
「文革」博物館的故事說來不可思議，1996年當他決心留下點什麼，也許並未想到後來的規模和危機。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於塗城村的塔山風景區參加揭幕儀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亂墳。他才得知，這裡埋著71位「文革」遇難者。在汕頭工作多年，他並不知道這一段歷史，至於自己30年前在揭陽被批鬥三百多場的經歷，也已塵封在記憶裡，多年來忙碌操勞，淡忘了。
他還看到五哥林華的墳墓。當年國民黨徵兵抓走彭家二兒子，父母為籌錢贖回他，將五兒子賣掉。後來五兒子上鳳凰山打游擊，帶彭啟安走革命道路。沒想遭遇「文革」，那時澄海鬥爭慘烈，死難四百多人，傷殘者達四千多人。林華是澄海一名中學校長，也被活活打死了。塗城村和南徽村這兩座相鄰的村莊不可避免捲入革命，它們分屬兩派組織，後者得到軍隊支持，一次武鬥中開槍射擊，塗城方面死傷眾多。
彭啟安突發奇想：能不能建一個紀念性的東西?他是實幹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廳級」老幹部和當地老人支持，成立「長老院」。塗城村委大多經過「文革」迫害，也很快劃出塔山上的土地，讓彭啟安建設。
建築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為「塔園」。第一塊紀念碑文老人們修改了十多遍，隱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難」代替具體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過，「施害者」並沒有跳出來反對，反對的倒是沒有深刻經歷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縣委書記叫停工程，說這是「揭傷疤」。老幹部們陣容強大，能量充沛，縣委書記只得向汕頭市委打報告。市委對此保持沉默。彭啟安態度強硬：如今你們反對，你們就是罪人。
起初是順利的。彭啟安主管交通電信等事項，他說「磨厚臉皮」，向曾經合作的企業募捐，也得到了市長基金，幾年內獲得了2000萬元捐贈，塔園快速擴張，到2002年底，12個景點工程告竣。
次年，汕頭市長調任省裡前夕送來兩本書——《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冊。彭啟安決心將這本書變成一座建築。5年前讀到巴金對「文革」博物館的呼籲時，他就這麼想了。有人反對：「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堅持邁出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館落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個心願——為塔園正名。他說塔園是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階級鬥爭重演;說和黨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還和愛國主義教育掛上了鉤。這一套說辭並不奏效。但這年3月，汕頭市委書記的到訪帶來了希望。
參觀那天，書記表達了讚賞和支持，彭啟安邊聽邊記。3天後，老幹部們就收到了他的文章《終於盼到這一天》：「塔園上空的烏雲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園包袱……10年的艱辛終於得到好報。」
老幹部的抗爭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維持了一小段時間。長老院的陳德鴻聯繫不上彭啟安，他得知「上面來調查了」，對博物館的命運憂心忡忡。老幹部商量著和對方來一場大辯論。
陳德鴻85歲，曾是汕頭政協副主席，回憶四十多年前的細節像是訴說昨天。鬥爭最為激烈的時候，隨時都有人闖進家門將他揪鬥一番。他想與其在家裡擔驚受怕，不如去塗城村參加保護他們的群眾會議。結果卻被打為「反革命集體」押進大牢。被審訊時，他眼睜睜看著隔壁那位被審訊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羈押地的食堂排隊吃飯，一群人看其中一個不順眼，就隨手打死了他。當他描述這一切時，老伴尖叫著從屋裡走出來，「過去的事情還提幹嘛!」
陳德鴻輕聲安慰：你不要怕。
彭啟安在家等待一個多月，得到了結論：讓博物館不了了之。他覺得像「文革」批鬥時那樣，「結論」就是給他劃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論求得正名了。
那段時間前後，長老院給彭啟安建議：結束硬件建設，轉入維護和保養。他並未採納建議，轉而修建安息園、立劉少奇像、刻死難者名單、舉行公祭禮……更多外來者進入塔園。
陳德鴻說，2005年後，彭啟安就很少召集老人們參加決議，老幹部也相繼生病、去世。
當我致電提出採訪時，彭啟安用一種年輕利落、充滿力量的聲音說：「去塔園看看吧，看過了你才能理解我們。」
塔園建築顯得凌亂。是的，沒有規劃，錢一籌到就著手建景點。思安塔高聳，博物館建成天壇的形狀，有種古老的味道。廣場的石壁上刻著任仲夷的題詞：「要以史為鑒，千萬不要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石壁下擺著黑白兩貓，大概在宣揚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理論。而在另一處，你還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啟安的說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隨處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也許是下雨的緣故，「文革」博物館沒有開門，邊上的石壁倒是刻著一封來信，譴責2009年塔園「關三門」事件。那時博物館被關閉十多天，一條道路也被沙石截斷。
在沒關門的資料館裡，村民們乾脆打起牌來，打發濕漉漉的下午。村民來這裡最關心的也許還是掙錢。據說塔園的不被承認和宣傳，導致了門庭冷落收入不高。但當我走進塗城村，問起「文革」及塔園，村民們告訴我，村幹部打過招呼了，這是敏感話題。
從1996年起，彭啟安和村幹部保持著同舟共濟的關係。到了最新兩屆村委手裡，維護塔園的傳統遭到了破壞。彭啟安申請的所有項目，村委幾乎一律否定;其中一兩個景點的建設，是他幾番上門請求無果後，找中間人幫助談成的。這也許和控制用地有關，但彭啟安認為，決裂是從他怒斥村幹部開始的。
發現塔園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罵並且索回。後來，一筆劃撥給塔園的市長基金掛在鎮上，村上就不願去領取了。再後來，博物館展出物失竊，掛靠在古寺的捐款賬戶也被註銷了。
除了憤怒，彭啟安別無他法。畢竟塔園從未經過旅遊局批准，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也都歸屬塗城村。在塔園，他從未有過身份，只能算是「熱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戰之後，他成了尷尬的存在，多餘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陳昭民端坐在祠堂裡，嚴厲，語速飛快。老人圍著他。這是一個金光閃閃的豪華祠堂，坐落在離塗城村不遠的陳厝洲。「文革」時，兩村同屬一個叫「紅農總」的群眾組織。大隊長陳昭民當起了「副司令」。圍著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彈擊中的傷痕。我問老人為什麼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說就是跟著頭兒走。後來「紅農總」被打為「反革命」，死傷數百。但1996年，彭找到陳昭民共建紀念碑時，陳堅持把兩派的死傷人員都算進去。「都是受害者。」他說。從歷史中解脫出來後，他開始怒斥「文革」博物館的種種「墮落」。
「墮落」是指什麼呢?吃飯多開發票、為塔著書領取稿費，凡此種種，讓他覺得隊伍裡混進了趨名逐利之輩。最憤怒的還是，一套記錄「文革」博物館書籍的出版沒有徵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總結塔園建設的碑記」。
「這是否定創建塔園的15位決策者!」他正色厲聲，「『塔園千秋永碑誌』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塔園無論出什麼書都要把這塊碑記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陳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說是反革命。塗城的房屋被破壞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們破壞了南徽的房屋，」他憤怒地說，「塔園出書也有造假!」
他指責「文革」博物館時，也帶著「文革」的烙印：將之歸咎為彭「晚年糊塗、享受崇拜、聽信讒言」。有一段時間，他將控訴印成傳單，分發給塔園熱心者，試圖遏止這一切。
傳單到了彭啟安的手裡，他當即寫了「評青夜的罵人小字報」(青夜是陳昭民的化名)。在他看來，那是上綱上線的「文革」邏輯。彭啟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記並沒有去掉，只是沒放到最前面;塔園從一開始就沒有正式機構，而困境重重眾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於寫書立傳，作者付出心血，獲得酬勞也是應該的。
志願者間一度流傳著「塔園出現了倒彭勢力」，陳昭民則說，自己地位卑微，但敢於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陳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衛者，凡事必提祖宗後代，著書則想功罪千秋。過去10年裡，修建了10個宗祠，試圖維繫宗族的傳統秩序。在當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館似乎附著宗祠的影子，須講究尊卑有序、內外有別。
在這樣的秩序中，他和塗城村的老人組感到被邊緣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幾年前的一張飯桌。當時塔園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張大中的母親，家屬前來參加落成儀式時，塗城村的老人們發現自己並沒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們發現地盤被外來人擠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婦」。
對公祭禮，老人們也頗有微詞。「把全國兩千萬冤魂都招來了，塗城村受不起。」陳昭民訴說著老人的怨氣與擔憂，也為博物館的困境而傷感，反覆念叨著正本清源，「塗城人塗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達著挽救的焦急：清除外來「壞人」，尊重本地老人權威。「村裡最有勢力的就是老人，團結老人就能對抗一切!」
可彭啟安想起去年公祭禮時，原本安排獻花圈的老人並沒有出現。
陳昭民當然不願意相信。他試圖溝通、調和、挽救局面，但塗城村年輕的書記並不理會。這讓他很生氣，音調一下升了好幾度：以前認人不認錢，現在認錢不認人!
「民主」的滲透
「我是衝進塔園的。」曾慶彬停頓了一下，「沒錯，沖。」
曾慶彬是塔園志願者，45歲，算是塔園的年輕人了。他遞給我的名片印著3個網址，彩塘民生網、塔園「文革」博物館及潮安縣基督教會。與我認識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談掙錢的事。從塔園驅車出來，一路上蹦出來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讓我感到些許分裂。
車子從潮汕公路拐進鄉鎮小路，越過幾個村落，在田野邊停了下來。他家像是簡易工棚，擺著機車零件，牆上掛著字畫。當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間裡啟動電腦時，自己的天地就展開了。
曾慶彬的前傳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歲的少年輟學闖天下，白手起家開了小工廠。後來工廠倒閉，賣起電動車。辛苦忙碌卻找不到尊嚴感，萌生了從政當官謀權力的想法。自然以失敗告終。此後他全心投入互聯網。2009年，在自己的村莊，他開始幫人維權。他精力充沛，被某種強大的目標佔據，視反對者無益者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氣息。
「博物館是我表達政治的場所。」曾慶彬試圖將學到的民主理念帶進塔園。2009年去參加公祭禮時，聽到彭啟安訴說後繼無人的苦惱，他給彭啟安寫信自我推薦，一開始並未被其他志願者接納。後來，經過老同志的推薦，他才得以和彭啟安見面。他建議用法律手段保護塔園，說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館卻依然靠著個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撐，正是「文革」的思維。當時，彭啟安只是微笑著說，謝謝曾先生，言語之間保持著禮貌的距離。
那些年裡，彭啟安都在思索塔園的發展之路。他去尋找接班人，找過汕頭市政協副主席方展偉、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們很熱心，卻都婉拒了他。有志願者私下嘀咕：「所謂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與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過，他嘗試建立塔園委員會和基金會，都遭到村委會否決。
2010年，公祭禮遭阻攔。這回，他動員更多的熱心者，曾慶彬也收到求助電話。那天，他發動了幾百人前往塔園祭奠獻花，這讓他得到彭啟安的認可，從此成了塔園活躍分子。
更多年輕的志願者加入進來。在潮州彩塘鎮，我在一家影印店見到85後曾祥游。當去了塔園，他才知道，原來存在這麼一段歷史。他成了志願者，為博物館建網站、傳播信息。
老人們大多並不知道這些，正如我原先並不知道，在田野邊的工棚裡、公路邊的小店裡、日常而麻木的小鎮裡、冷清的「文革」博物館裡，更為現代的觀念正蔓延開來。
保衛者的游擊戰
塔園未來如何?彭啟安把16字方針拋出來：不求正名，難求發展，只求存在，終求完美。
這問題想了無數遍。無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園終老了。「老漢今年82，」他反覆說這句話，大概是表達焦灼的方式。這一句式重複好些年了，危機如常，年紀漸長。女兒說起父親，眼角泛起淚花，說誰也勸不動他。憂心忡忡的志願者希望他長命百歲。「他不在了，塔園也就結束了。」見過的許多人都這麼說。塔園骨幹王平是少數樂觀者之一，她四處奔走，想為塔園掛牌，無論是愛國主義基地或是養生基地，她覺得掛上就行。
眼前要解決的難題是：把彭德懷像安上塔園。村委會一如既往地反對，溝通無效後，他決定繞過村委會，強行安裝。
在村裡，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擁有保衛隊，他向彭啟安承諾：有人暴力阻撓，他們就出來保衛。
「必須旗幟鮮明支持彭市長。」杜老二圓頭虎臉，叼著中華煙，說話時嘴角輕輕向下撇。父親杜惠崇曾是村裡的老書記，正是在他任上，彭啟安創建塔園。別人以為子承父業，他並不承認。他生於1970年代初期，對「文革」沒有特殊的記憶，後來才偶然聽到歷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啟安的堅持，由是產生了崇敬。他說村裡級別最高的退休官員反對塔園，這影響著村幹部的態度。但杜老二也是有份量的角色，在選舉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決定站到彭啟安一邊，協助和村裡溝通談判。
在博物館，杜老二在我面前走來走去，試圖為每個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館的捍衛者，那麼你是什麼?」他問管理員杜喬生。但杜喬生對「文革」全然不感興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給杜老二聽，杜老二轉身走開了。
我想起那天，杜喬生帶著我拜訪陳昭民。聽到陳昭民說自己地位卑微，他湊過來說，「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為那個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過他知道，這角色講究社會地位。他悄悄背誦了幾個版本，當他一一唱給我聽時，簡直陶醉得快流淚了。他說他是帶感情的。「是對祭文的內容有感情嗎?」他立刻興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學美!」
陽光燦爛的下午，彭啟安和杜老二站在山頭討論彭德懷像的安裝方案。路線要怎麼安排，突發狀況怎麼應對。走到一半，發現台階被一條新修的道路截斷了。彭啟安不願走回來路，不顧我勸說，一手抓住了一邊的水管，爬了下去。
這一天，他為我講解了每一處景點的故事。他把總結出來的「文革」罪名、歷次鬥爭名稱，讀過打動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園裡。臨走前，還帶我參觀「文革」死難者的墓地。這是他建造塔園的起點。如今17年過去了，看著他介紹每一座墳墓，就像介紹自己某位老朋友。那個疑惑又浮上來，從海灣大橋到「文革」博物館，彭啟安經歷了什麼?
回城的汽車上，彭啟安有些悵然。他說17歲因為貧窮參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後來成了黨的忠誠幹部，大躍進時夜以繼日帶頭抓勞動，人餓得水腫卻毫無成效，以為是自己把「好政策執行壞了」。「四清」時，自己是揭陽榕城鎮(現為榕城區)副團長，生劃出許多敵人，是忠誠的參與者。後來提出「地富反」、「社會閒散人員」也要給出路，到了「文革」時卻成了罪狀，關牢獄，被揪鬥，終於痛徹心扉「承認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嗎?他只反覆說著當年的恐懼。1976年，他恢復了職務。他並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時代使命中。那時百廢俱興，改革潮流裹挾一切。他聽從號召「團結一致向前看」，一頭紮到建設中，勤懇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員。1983年，他獲任汕頭市常務副市長，幾度上京求發改委批項目、堵截副總理以報告汕頭狀況，終於建成了華能電廠、汕頭深水港、海灣大橋和四通八達的公路。一個個工程自豪地證明了經濟高速騰飛、日新月異的中國現代化。被創富夢拉著快進的時代掩蓋著創傷和斷裂。
1996年的亂墳像是啟動心靈的神秘按鈕。它曾深藏於恐懼，深藏於國家召喚，深藏於作為「現代化」的經濟神話。地攤上的書籍成了他的啟蒙地，「文革」博物館贈書一千餘本，他看了七八百本。當他重新打量埋頭苦幹的歲月，就像從自己打造的繁榮地表，潛入地下的斷裂帶。
破舊的出租車快速駛出塔園，駛出亂哄哄的市場。天氣很好，老人都出來鍛煉身體了。他一路逆流穿過自己的人生。彭啟安笑著說，現在我是不聽話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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