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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紀委常委巡視時曾收恐嚇信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6-19]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5月30日,中央巡視組抵達重慶時,一切都悄無聲息。「來的時候一點徵兆都沒有。」重慶相關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他們事先對此毫不知情。「巡視組到了之後,才接到通知。」

據環球人物報道,巡視組到來後,一切似乎也都風平浪靜。巡視組公開了電話、郵箱等聯繫方式,收集各方舉報信息。重慶市委市政府要求接受巡視組調查的人員全力配合,如實匯報,目前主要的調查方式是走訪、談話和看材料,同時也參考過往重大信訪事件反映的問題。不過,具體有哪些部門和哪些人員接受調查,「暫時不方便公開」。

在重慶大街小巷,中央巡視組是個令人興奮的話題。人們猜測巡視組進駐重慶的背後原因,希望巡視組的到來能夠給那些買官賣官、貪污腐敗官員一個震懾。對於那些曾經因官員腐敗而遭遇不公的人來說,巡視組的到來也燃起了他們的新希望。有人高興地說,這一次也許真的是「救星」到了。記者瞭解到,一些人已經通過不同渠道向巡視組提交了材料,但截至發稿前,尚未有人得到回復。

找出「老虎」和「蒼蠅」

儘管行動低調,但今年的中央巡視組自公開行程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不同尋常的關注。

「要找出『老虎』和『蒼蠅』。」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上指出了此次巡視工作的要義。他為10個巡視組圈定了4個工作重點,分別是:著力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王岐山還指出,巡視工作要與時俱進,創新方式方法,要關口前移,「下沉一級」瞭解幹部情況,對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進行抽查,提高巡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此次巡視,王岐山將是整個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分析人士認為,中央巡視組的新動向和王岐山的反腐思路是一致的。自上任中紀委書記以來,王岐山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重點抓好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工作,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執好紀、問好責、把好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既要堅持打持久戰,也要打好殲滅戰,以及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蒼蠅」,等等。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長敏表示,此前的巡視工作也有對黨風廉政建設和自身廉政勤政的考察,但沒有提升到如此重要和緊迫的程度,這次直奔問題的巡視風格,說明中央「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之大。

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會後,5月27日,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召開動員大會,宣佈由劉偉帶隊的中央第一巡視組進駐該公司;同日,王鴻舉帶隊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江西;5月29日,張文岳帶隊的中央第六巡視組進駐貴州;5月30日,徐光春帶隊的中央第五巡視組抵達重慶;6月3日,陳際瓦帶隊的中央第十巡視組進駐中國人民大學開展巡視工作……目前,全國共有10個巡視組分赴內蒙古、江西、湖北、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儲糧、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區和單位開展工作,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的第一輪巡視。6月4日,10個巡視組已全部就位。

各大巡視組組長的身份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進駐重慶的第五巡視組組長徐光春歷任廣電總局局長、河南省委書記;進駐江西的第八巡視組組長王鴻舉擔任過重慶市市長;進駐貴州的第六巡視組組長張文岳擔任過遼寧省委書記……「中央巡視組組長一般從已離開一線崗位、但還未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退休以後,他們已經跳出原有的利益圈子了,在巡視工作中本身沒有太多牽掛和顧忌;第二,他們在政府機構工作多年,經驗豐富,對哪裡比較容易出現漏洞和問題也更清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此次巡視中,中紀委改革了巡視組組長的任命模式。原來的規定是,巡視組組長一般工作到年滿70歲才進行調整。這次,巡視組組長由「職務」變為「任務」,組長不再是「鐵帽子」,而改為「一次一授權」,也就是根據每次巡視的特點,選任負責人。「這對於保證巡視組自身的廉潔也是相當重要的。」竹立家說,根據現在的制度,一次巡視結束以後,組長自動卸任。如果巡視能力比較強、效果比較好,下次巡視的時候可以繼續授權。

中央巡視組十年記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書記侯伍傑以受賄罪被判11年;2007年12月,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因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審被判處死緩;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過去10年間,中央查處了一批腐敗大案要案,上述官員被查處,最初線索來源都與巡視工作有關。

改革開放後,我國反腐敗工作暴露出許多監督上的薄弱環節。黨中央認識到應該有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督機制,解決「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

1996年,十四屆中紀委六次全會做出「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部署,中紀委隨後啟動巡視制度,不斷設置巡視組。

2003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當時設立了5個巡視組。

2009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更名為「中央巡視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巡視條例」)印發。巡視條例將巡視制度定義為: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巡視條例規定了中央巡視組巡視對像:一是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二是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政協委員會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三是中央要求巡視的其他單位的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

開展工作時,中央巡視組一般先會向同級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審計、信訪等部門瞭解被巡視地區、單位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有關情況。到地方後,第一件事是「打招呼」,召開與當地副省級以上幹部、組織部和紀委領導的見面會,通報巡視工作的計劃,說明巡視目的和任務。根據以往巡視的經驗,通常中央巡視組組長、副組長均會按照規定與被巡視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進行誡勉談話。在每個省、市、自治區,中央巡視組到來後,副省級以上幹部均要接受談話,其中包括個人的廉政情況,家庭、子女、愛人情況。

第二件事是「接地氣」,通過當地主要新聞媒體,公佈巡視監督範圍、時間安排、聯繫方式等。得知中央巡視組抵達消息後,一些地區曾出現排隊等待接訪的場景。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視組抵達上海,儘管駐地門口明顯位置立有舉報信箱,還有供群眾投遞反映問題的資料,但大量群眾仍選擇跟中央巡視員直接對話。巡視組採取了「號牌預約」方式,先排隊領取登記表、遞交材料,再敲定會面時間。最初幾天,駐地門前聚集了大量群眾,有人從上午9點排隊到晚上8點才領到登記表,還有群眾帶著棉被、床墊排隊。為了提高效率,巡視組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員逐個詢問排隊者,比如,如果有人反映諸如知青返城等歷史遺留問題,他將被勸返,因為巡視組接受的是對官員的舉報,這裡不是信訪辦。

之後,中央巡視組的具體工作進展就不再對外通報,原則是「不張揚、不違紀、不違法、不引起社會轟動、不影響地方工作」。巡視期間如發現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嚴重影響工作問題、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重大事項等,巡視組會及時進行內部通報和匯報。巡視結束,巡視組要寫巡視報告,並向被巡視地區、單位反饋,提出改進意見。被巡視地區、單位要制定、報送整改方案,並在報送整改方案12個月內報送整改情況報告。此後,巡視組還會回訪瞭解整改情況。

在整個巡視工作中,中央巡視組會和中紀委及中組部保持密切聯繫,如果巡視組發現了案件線索,會馬上交給中紀委相關科室調查;發現不適應工作崗位的幹部,也會向中組部提出建議。但中央巡視組只負責提供線索和建議,不直接參與查案或人員任免,所以說它只是「千里眼」和「順風耳」。

一句話牽出死緩貪官

中央巡視組在地方的停留時間一般為兩到三個月,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掌握地方的實情、發現存在的問題非常考驗人。這要求巡視組的成員既要有一定的政策理論水平,還要有很強的黨性原則,而且善於做群眾工作,對貪腐問題高度敏感。

原中紀委常委、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就是個擅於做群眾工作的高手。祁培文認為,在中央巡視組被賦予的所有權限中,「個別談話」和「街談巷議」的使用率最高、最有效。之所以以「個別談話」為主,源於「大家在一起,顧慮較多,很難講出心裡話,更不願意涉及對某位領導同志的具體評價」。而「街談巷議」則是群眾議論的焦點,折射出「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的活動真相」,「這些議論提供了較有價值的信息,並在後來巡視中得到證實。」

在祁培文看來,「個別談話」有技巧,「要說硬話,不說軟話,不說錯話,不說過頭的話、沒有根據的話、模稜兩可的話。」而且,還要有聽話外音的本事。「大家說話,有的是直著說,有的要聽他的話外音。有的同志覺得這件事不是一件什麼事,只是隨便這麼說了一下,這就看聽的人有沒有這個覺悟,有沒有這個能力,有沒有這個意識,能不能把信息捕捉過來,這就是本事。」他就從話外音中,發現了天津市原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的貪腐線索。

當時,祁培文帶領第二巡視組到天津巡視。李寶金在跟巡視組談話時非常囂張,「吹呼自己在天津怎麼能幹,為國家做了多少事情,為民眾做了多少好事情,講得活靈活現。」據祁培文回憶,談話結束時,李寶金對巡視組說「來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辦」。這句「承諾」在祁培文的腦子裡畫下了一個問號,他琢磨著:這個檢察長有這麼大的權力,市長辦不了的事他能辦嗎?

巡視組隨後找來一個與李寶金熟悉的老闆談話。這位老闆告訴祁培文說:「你不給他辦事,他就辦你。」這下祁培文明白了,「原來李寶金是利用查案的職權,讓人家給他辦事,你要是不給他辦,他就辦你,他就抓你的辮子。」祁培文迅速將線索上報,中紀委的調查隨即展開。李寶金為數家企業謀取利益、挪用巨額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2007年,李寶金被一審判處死緩。

據中紀委通報的數據,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2009年,中央巡視組先後巡視了浙江等12個地區、中國保監會等4個中央金融單位、中國海運等4個國企,查獲了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貪腐線索。

「個別談話」雖然有效,但也是一種很「浪費時間」的工作方法。據祁培文介紹,他曾帶領的第二巡視組共有9名成員,但每到一個省份,差不多都要談三四百人。當地官員和群眾提供的線索五花八門,要學會分辨真偽。一次,祁培文帶隊去某省巡視,這個省的省委書記剛剛到任,就有人寫信告他,而且還列舉了很多事實。省委書記剛從一個地方調過來就搞腐敗,這讓巡視組非常驚訝。巡視組馬上挑了幾件突出的事進行瞭解,結果卻更讓人吃驚。「說是一塊地,這個書記把這塊地批給他哥哥了,一瞭解他沒哥哥。而且這塊地,書記還沒有來的時候就給別人了,跟他有什麼關係?」後來,祁培文發現,該省有些人對省委有意見,說話有些過頭,有些事實「似是而非,無中生有」。巡視組後來給這位書記正了名,並且告訴大家反映問題是對的,但要實事求是,不允許編造事實。

安全問題也是巡視組要克服的大問題。祁培文本人就曾在某省巡視時收到過恐嚇信,信上只有一句話:「這個地方沒有你做的事,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沒有好下場。」「這就說明這裡恰恰有問題,他已經感到有危險了。」祁培文說,這樣的人很愚蠢,愚蠢的人沒什麼了不起,他從來沒怕過。

真正讓祁培文害怕的是找不出問題。「我到地方晚上老失眠,為什麼呢?責任在那裡……像李寶金這樣的人,我們就挺緊張,如果我們那會兒沒有這個覺悟,別人挖出來了,你說我這個臉往哪兒放?」

巡視組不是簡單的「欽差」

此次巡視組出行,引起了不少民眾的興趣,有評論擔憂地方政府會隱瞞事實、阻撓巡視,但多數人對巡視組抱有積極的期望。有網友興奮地說,巡視組出行,「就是欽差出巡抓貪官啦!」

欽差大臣手持尚方寶劍誅殺貪官,這是中國民間戲曲、小說最常見的主題之一。千百年來,這似乎成了一種「欽差情結」,百姓在無力反抗貪官時,只能寄希望於欽差駕到,主持正義。

以巡視的方式防範官員腐敗,自封建時代早期便開始為統治者所用。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每區設刺史1名,在所轄區域巡行監察,年終匯報巡視結果。刺史的官位和俸祿很低,但因為代表中央監督地方,所以「位卑權尊」,手中的權力很大。

漢代之後,中國古代的巡查制度不斷演進。從魏晉、隋唐時期的「監察御史」到宋代的「監司」,再到元代的「按察使」、「廉訪使」,雖然官職的名稱不斷變化,制度不斷完善,但本質上的作用沒有改變。這些巡視官員責重權大,大事要上奏朝廷裁決,小事則可以自行決斷,甚至可以「風聞奏事」:如果有官員腐敗問題的傳聞,即便沒有直接證據,也可以上奏。巡視官員出行,可以起到「地動山搖、震懾州縣」的效果。

到了明清時代,御史成為巡查制度中的重要職位。也是在那時,出現了「欽差」的稱呼。欽差不是常設官職,而是官員受皇帝指派,為某種目的出行而獲得的稱號。由於御史直接聽命於皇帝,也常常被冠以欽差的名號。明代清官海瑞就曾經官至右金都御史,監察應天十府(包括現蘇州、鎮江等),所到之處,官員都收斂言行,不敢大事奢靡。地方要員聽聞海瑞到來,甚至提前主動免去一些貪官污吏的官職,以免遭到追究。清乾隆時期,和珅權傾一時,大肆貪污,監察御史錢灃雖然只是個六品官,卻是極少數敢於和他「對著干」的人。當時,和珅的黨羽國泰在山東貪污府庫銀兩,被錢灃在巡查中發現上奏。乾隆皇帝隨即指派錢灃查辦此案。國泰曾向和珅行過重賄,因此和珅提早向他通風報信,讓他做好準備。於是,國泰向商人借來許多銀子,湊足了庫存數量,掩蓋庫銀嚴重短缺的真相。但錢灃一到山東,就提出開封檢查庫銀,結果發現,庫銀中多半是商家的雜色銀,與成色十足、色澤明亮的帑(音同「躺」)銀不符,於是,國泰罪行徹底敗露。因為證據確鑿,和珅也不敢為國泰開脫,轉而試圖收買錢灃,被錢灃嚴詞拒絕。後來,錢灃遭到和珅的報復,一生再未受到重用。

然而,古代巡查制度雖然嚴格,卻始終沒有根治腐敗現象。巡查官員的權力大,因此成為地方官員籠絡、賄賂的重點對象,若非品格高潔剛正之士,往往與貪官沆瀣一氣。唐朝有個名叫嚴升期的侍御史,喜吃牛肉,巡察時每到一地,就大肆宰牛。發現官員有問題,只要交納金銀,就一概不追究,因此被譏諷為「金牛御史」。類似的例子,在古代屢見不鮮。

「欽差」在外國封建時期同樣不鮮見。19世紀的俄國作家果戈裡就曾創作著名諷刺戲劇《欽差大臣》,描寫了一名紈褲子弟被官員誤當做欽差大臣百般逢迎的鬧劇。進入現代社會後,西方國家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反腐機制,其中,巡視的制度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依法治貪,制定了《防止貪污法》等,並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規定了嚴格的官員行為準則。儘管擁有如此嚴密的反腐體系,但反腐機構依然經常進行各種公開或秘密的巡查。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有權在不通報的情況下,安排自己的情報偵查人員進入某些單位進行秘密偵查。調查局有5個調查小組,權力極大,可以隨時秘密跟蹤、監視公務人員。

南非是「金磚國家」中腐敗指數最低的國家。1999年,姆貝基政府成立了由2000人組成的「天蠍隊」,專門從事偵破惡性形式案件以及政府官員的嚴重腐敗行為。2005年,「天蠍隊」就曾查獲聯合國援助南非救濟金被貪污案,逮捕了3900多名政府公務人員。

從國外到中國,巡視制度都已經不再是封建時代的肅貪手段,而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中央巡視組和古代的欽差有類似的地方,不過不能等同。」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解釋道,古代的欽差也有巡視的職能,但他們是接受皇帝的旨意,代表皇帝前往地方巡視的。歸根到底,不論是皇帝本人還是欽差大臣,都只是個體,還是無法避免「人治」的弊端,帶有隨意性的成分。而當前的中央巡視組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組織和制度行為,是通過有目的、有計劃的巡視,發現平時不易發現的腐敗行為,而且還能進行及時地糾正。這比古代派遣欽差要先進很多。

「反腐當然不能只靠『欽差』出巡。」林喆說,當前中央巡視組最明顯的優勢,就是中央巡視制度是垂直體系。直接從中央派往各地的巡視組可以不受地方上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影響,一旦發現問題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地方「官官相護」現象的出現。但巡視組只是反腐手段之一,除此之外,還有黨內監督、媒體監督、群眾監督等許多反腐監督的方式。這些年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網絡監督就是群眾監督的一個表現。

竹立家則認為,要想讓民眾擺脫「懲治貪官只能靠欽差」的印象,一方面要讓民眾知道中央巡視組的職責和工作方式,瞭解巡視組並不等同於過去的「欽差」。另一方面,還是要加強對官員們的日常監督,「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堵住漏洞,從根子上扭轉反腐工作的形勢。」

      責任編輯:Rose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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