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9歲時種下的棗樹，現已一層樓高，結出滿樹的青果，田偉冬的人生卻不如院子裡的棗樹順利成長。在21歲至39歲之間，人生被外力強行扭向另外一個方向，與外界脫節18年後，回到生活正軌仍顯艱難。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18年蒙受不白之冤的經歷不堪回首，朱又平說心情不好，當下不願意面對媒體;田孝平本來答應接受採訪，但到他家裡時，以在外為由未與記者謀面;即便願意與記者見面的田偉冬、王建平，回憶過往及親人為自己奔波申冤的經歷，男兒淚止不住往下淌。
在他們看來，只有當初冤案製造者受到應有的責任追究，18年冤案才可以畫上句號。
等死那段時間就等著人家來槍斃，你知道我是怎麼過來的?
南都：在被捲入這個事之前，對自己的人生有什麼計劃?
田偉冬：我當時開了一個小飯館，談了女朋友，想通過幾年打拼，成個家，事業發展更好一點。
王建平：哪個年輕人沒有點夢想?我幹過很多行當，事發時和幾個朋友一起弄了個廣告裝潢公司，那時對生活充滿信心，希望和正常人一樣，娶妻生子，有自己的事業。
南都：怎麼捲入到這個案子裡的?
田偉冬：完全不知道。我當天正在幫人招工，人沒招到，回去飯館那邊，突然來了4個便衣，沒出示證件，只對我說有個事要協助調查一下。我記得那天是1995年11月28日下午5點左右，然後一直至2013年1月11日才出來。
王建平：那天早上剛進去公司不久，有個電話打過來，說有公安人員過來有事情問我，我當時心裡很坦蕩，感覺沒什麼事。試想一下，如果真犯那麼大的事，又不是傻子，肯定跑掉了。
南都：什麼時候知道是跟兩個出租車司機遇害案相關?
田偉冬：剛開始公安也不講，前兩小時還算正常，3小時後就完全變了，進入刑訊逼供模式。
王建平：進去就要我老實交代，我沒做過，不知道的事怎麼交代?公安說我不老實，就把我銬起來。公安時不時透露，「你和陳建陽一起的，干了搶劫把人弄死這麼大的事不知道?」
南都：後來怎麼承認了?
王建平：刑訊逼供實在受不了，暈乎乎地按公安人員要求籤了。我當時在他們眼裡，就是一個肯定要槍斃的死刑犯，就是往死裡整。
田偉冬：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承認，但刑訊的痛苦你想像不到，電棍電擊胸部陰部大腿，手腳都被銬著，電棍電擊到身上，可以看到自己肌肉表皮被拉起來。感覺生不如死，才咬斷舌尖。
南都：拿到死刑判決書時害怕嗎?
王建平：能不害怕嗎?特別是在一起關著的犯人不少是死刑犯，在那一年多時間裡，不少被拉出去行刑。那段時間就等著人家來槍斃，你知道我是怎麼過來的?我的心臟一直有問題，絕對跟這些有關。
田偉冬：不害怕是假的，第一次開庭就覺得生還無望，宣判死刑時也有記者問我，但我當時頭腦一片空白。在等待期間，每一天都在等死，一個活著的人在等死是什麼感覺?同監也關了一些死刑犯，我看到不止一個拉出去行刑，跟我告別的有好幾個。有的跟我說，「田哥，我走了」。你說我該怎麼回答?是說「兄弟，你一路走好」，還是說「兄弟你等著，我馬上來」?
申訴「法律本身沒有對錯，是執行法律的人出了問題」
南都：這十多年中申訴了嗎?
王建平：判決下來後我馬上開始申訴。母親開始每個月都給我寄申訴材料，後來檢察院決定不立案複查。直到2005年，父母受拖累很多，我的心理承受到了極限，感到實在無望便割脈自殺，但沒死成。
田偉冬：家裡一直在申訴，但到2003年就沒再繼續。因為沒有新證據，而且家裡的經濟條件很差，為申訴已一貧如洗，所以就放棄了。
南都：2003年佘祥林案出現後，給你們帶來希望了嗎?
田偉冬：看了案件報道後，也開始幻想，但也只是幻想。當時還不認為能翻案，但有的時候可以支撐我積極改造。當時心裡有個目標，也許有一天能像他一樣，但真沒想到會出現翻版，完全是意外。
南都：沒想到真有這麼一天嗎?
王建平：今年過年給家人打電話，他們說報紙上登了，真兇出現了。我很興奮，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但也擔心過去辦案的從中作梗。浙江省高院法官提審我時，雖然沒提到真兇已經出現，但我感覺到有了轉機，坐下來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等了將近18年，終於等到這一天。」
田偉冬：知道消息那晚，我躲在被子裡流淚。出來後我們5個碰過一次頭，認為如果沒有項生源出現，洗清冤屈的希望很渺茫。
南都：你們當時相信法律嗎?
王建平：我那時真的相信法律。但當案子到檢察院和法院時，我就知道沒機會。稍稍懂點法就知道，證據證詞漏洞百出。像朱富娟這麼重要的證人，經過兩次退查，補充偵查才找到證詞，把我們定罪。我們始終找不到這個人，警方說現在他們也找不到。是不是很可笑?很可能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田偉冬：公檢法是三駕馬車，應當是互相監督。但在這個案件中，它們就像連體嬰，只要一個環節堅守法律、堅守良知，就不會走到今天。法律本身沒有對錯，是執行法律的人出了問題。作為權力擁有者，應該反思，你在決定像我們這些小螞蟻一樣的老百姓的生命時，要更加審慎。
未來「人生已經被人為切掉18年，沒有理由不珍惜」
南都：走出監獄那一刻什麼感覺?
田偉冬：第一件事就是跟妹妹抱頭痛哭，打電話告訴老媽我出來了，感覺就像從墳中爬出來。常說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之間卻相差了17年多。在裡面很壓抑，出來卻有瞬間失重的感覺。
王建平：一出監獄大門，家裡人都在外面等我，母親拉著我的手不放，她強制自己沒流淚。那時特別急切想回到家裡。
南都：第一次回到家什麼感慨?
王建平：以前的鄉村小道現在都有了紅綠燈，如果不是弟弟領著，我可能家都找不到。我的同齡人都有房有車，孩子都很大了。不過，村裡只有我家沒變。我第一感覺是，我的事給家裡造成的損失和痛苦絕對不比我本人小，父母的頭髮全白了，以前在村裡都抬不起頭。
南都：感覺自己跟社會脫節得厲害嗎?
王建平：出來後也有些朋友來看我，他們聊天時我只有聽的份，感覺我們就像在兩個世界。有時候聊著，朋友的老婆孩子打電話叫他們回家吃飯，我聽到心裡會很難受。如果沒有這件事，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有個幸福的家，現在人雖未亡，家基本破掉。
田偉冬：現在最不適應的是人際關係。進去時才20來歲，好交朋友;現在快40歲了，同齡人已成家立業。而且經過這些年，我對人的信任基本被摧殘了，現在除了父母妹妹外，我不知道還有誰可以信任。
南都：對將來有什麼希望?
田偉冬：首先有個固定的工作，有一點資金積累。人生已經被人為切掉18年，沒有理由不珍惜。
王建平：我也想找個正常工作，娶個老婆生個娃，過上普通人的生活，讓父母能看到我的下一代。但現在起碼要有個無罪判決，有相應的國家賠償，冤案製造者得到懲罰，才算畫上個句號。
南都：如果見到當初的刑訊者，會怎麼想?
王建平：不敢去想。我希望他們能當面道歉，這對我很重要。
田偉冬：雖然憤怒，我們現在也很冷靜。追責是必然的，但追責是政府部門的事，我們只是表達我們的訴求。
南都記者 張國棟
法律本身沒有對錯，是執行法律的人出了問題。作為權力擁有者，應該反思，你在決定像我們這些小螞蟻一樣的老百姓的生命時，要更加審慎。
雖然憤怒，我們現在也很冷靜。追責是必然的，但追責是政府部門的事，我們只是表達我們的訴求。 ——— 田偉冬
我的同齡人都有房有車，孩子都很大了。不過，村裡只有我家沒變。我第一感覺是，我的事給家裡造成的損失和痛苦絕對不比我本人小，父母的頭髮全白了，以前在村裡都抬不起頭。——— 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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