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億畝紅線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當然也有人呼籲，放棄18億畝紅線，以解決中國房價過高的問題及緩解工業用地的緊張。
「守住18億畝還進口那麼多，不守住18億畝會是什麼樣?」陳錫文反問。
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接近18億畝紅線;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
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低於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但目前，全國2000個左右的縣裡，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於0.8畝。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認為，18億畝紅線必須要保住，這是一個硬約束條件。
然而，在過去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保住18億畝紅線一直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1996—2006年，全國耕地減少了1.24億畝。這些減少的耕地大部分發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佔用的稻田。
李國祥研究發現，土地價格越高的地區，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也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
「土地失控!」馬榮榮說，這是當前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這些年中央以最嚴厲、最嚴格的政策來保18億畝耕地紅線。但到了縣級再到鄉鎮和村一級，情況並不那麼樂觀，這些地方大多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搞城鎮化、工業化，最難控制的是村這一級，尤以經濟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為甚。」
如今，從蘇南、蘇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過去，已經看不到連片的1000畝以上的農田。而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發生的。10年前，那裡還是空曠的連片的萬畝良田。現在，良田都變成了房子。
馬榮榮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控得住經濟發展對土地侵佔，則控得住糧食安全是沒問題的，假如控不住，那將很糟糕。「現在看來，國家從上到下應該說已經基本控制住，但未來經濟繼續發展，騰挪出一部分良田來為經濟發展服務，這個趨勢仍然不會改變。」
「保住18億畝紅線，這是一種理想，但能不能保住，這要打一個問號。」浙江省寧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官員向《中國經濟週刊》坦言，並不太樂觀，「失去的都是糧食生產條件最好的土地，占補平衡回來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開一點、荒地上開一點、灘涂上再圍墾一點。」
耕地占補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制度，按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補平衡政策對糧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隱患。以寧波為例，該市一共有360萬畝的耕地，310萬畝是(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這麼多土地是存在的，沒有虛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萬畝，剩下的100萬畝占補平衡回來的耕地非常貧瘠。」
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耕地資源中，70%屬於中低產田，且耕地質量呈下降趨勢。耕地水土流失、次生鹽漬化、酸化等問題比較嚴重，由此導致的耕地退化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耕地質量，好的土地往往用來城鎮化，這對我們糧食安全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在良田被佔用之後，我們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資源跟水資源相匹配的良田來?現在看來，耕地與水資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難解決。」李國祥說，土地和水資源的問題始終是制約中國農業產量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區有大量的耕地，卻缺乏水資源。例如新疆，我們現在把新疆當做後備耕地，解決水的問題卻很難。」
現在看來，這個「後備」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事情。
李國祥最後還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鎮化質量的提高上。「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來怎麼提高城鎮化的質量，盡量地少占耕地，這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徐小青指出，「關鍵還是決心問題，如果下決心一定要保住(18億畝紅線)，還是能保得住的。」
GDP衝動下的糧食安全隱患
隨著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從最肥沃的魚米之鄉變為最發達的工業城市群，中國糧食的主產區逐漸集中到了北方。遼闊的黑龍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遼寧遼河出海口等地區，承擔起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孫政才從農業部部長任上調往吉林任省委書記。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之一，即是確保糧食安全。
像吉林這樣的糧食主產省，全國一共有13個，下轄800個糧食主產縣。
「農業也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一些產糧大省，中央管得很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絕農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誘惑和衝動。」
自2004年以來，為鼓勵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中央逐步取消了農業稅，同時建立起農業補貼制度，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傳統的「財源」基本上「枯竭」。這進一步加大了區域之間的差距。
根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僅以黑龍江與廣東兩省為例：2009年，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4353.0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136.2公斤;廣東糧食總產量為1314.5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別是後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龍江省一般預算收入641.7億元，其中稅收收入441.3億元;而廣東省一般預算收入3649.8億元，其中稅收收入3130.6億元，後者分別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為了緩解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中央不斷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財政支持，但這並沒能帶來多數糧食主產區與經濟發達地區財力上差距的明顯縮小。「國家每年補貼糧食主產縣8000萬。」但李國祥到下面調研發現，「經過層層『盤剝』，最後真正到縣裡，大約只剩1000萬。」
農區與工業化發達地區強烈的利益對比，也激發了國家重點農業縣對推進工業化的衝動，希望借此改變糧食大縣、經濟弱縣的尷尬境況。
「對工業發展的衝動，以中部省份為最。為什麼要搞工業化，為的還是稅收，當然，另一方面也為了提供就業。」李國祥說。
這樣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對耕地的侵佔，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為了工業化的產物之一。污染會導致糧食質量和產量下降，甚至絕收。
2006年，環保部公佈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土壤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調查，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佔地和毀田200萬畝。三者合計1.85億畝，占中國耕地總量1/10以上。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數據，而全國重金屬污染事件集中爆發在此之後。
據媒體公開報道，2006年7月，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部委曾聯合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但這一數據至今未曾公佈。
而根據《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中引用的最新數據,中國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佔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該報告描述，城郊農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礦區周邊農田遭受礦渣和有害採礦排水污染，工廠周邊農田遭受工廠排放污水污染等問題相當嚴重。
李國祥對《中國經濟週刊》介紹說，相對而言，土地污染最為嚴重的是長三角、珠三角;黑龍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為安全，那裡的工業不發達，外資不好引進;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這些年承接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工業化衝動最強。「那些中部省份的糧食主產區很多都在暗地裡引入污染的工業。當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時制止引進污染工業，還來得及改變現狀。」
但在李國祥的長期調研中發現，地方的環保部門與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若超標排放，罰完款之後繼續排，執法部門則以罰款支付工資，解決經費問題。「我到廣東的一個鄉鎮調研，鄉鎮下面的環保政策執法部門一共有30多人，哪有這麼多預算養活他們，就是靠罰款過日子，養活政府官員。」李國祥說，「農業部門關心的是糧食產量，只要產量能保證，其他的則次之。」
中國科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李國祥不無擔憂地說，如果糧食主產區也像經濟發達地區一樣，普遍地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這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維持自給，人從何來?
活在「誰來養活中國」陰影下的中國農業從業者，一直在尋求更好的解決糧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種選擇。
然而，中國農業走出去喊了這麼久，實際情況究竟怎麼樣?現在看來，更多地局限於傳統思維，購買或租賃別國的土地進行耕種。但因為土地問題過於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農藥可能帶來的污染，所受限制越來越大。
陳錫文認為，其實可以拓寬思路，借鑒四大糧商的做法。
美國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邦基(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大糧商被簡稱為「ABCD」，控制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麼地方是大糧倉，就在什麼地方建倉庫、建碼頭，物流中心建起來，當地農民增加的糧食產量就歸它了。於是，他們掌握了糧源、掌握了貿易、掌握了價格。而我們非要自己去買地租地。」
然而，中國的糧食問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場來解決呢?
首先，全世界糧食供需矛盾突出。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12/2013年度全球穀物產需缺口約640億斤。其次，每年全球穀物貿易量一般不足3億噸，大豆貿易量大約只有1億噸，兩項合計只有大約4億噸。而中國目前一年糧食消費量已經超過6億噸。「即使中國有錢，將全球能用於出口的糧食貿易量全部買回來，也不夠吃半年，自己不解決怎麼行?」陳錫文說。
無論如何，中國應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
陳錫文認為，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科技創新，需要經營體制創新，需要國家的支持保護，需要形成完善的農產品體系。」
2012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農業科技創新被突出強調。
然而，人才是一個大的瓶頸。
馬榮榮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難招。
「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願下煤礦挖煤也不願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
每次參加浙江省人大會議，其他行業的人便會問，「老馬，你們這樣種田，一畝田有多少收入呀?」馬榮榮說，一畝利潤700塊錢。他們很驚訝，怎麼才這麼一點?「種一畝花卉利潤是8萬塊，種蔬菜、水果一畝利潤8000塊，工業的利潤則是百萬千萬計，而我們種水稻一畝只有700塊。我干到了今天，竟連一套房子也買不起。」
這些年，國家出台了兩條政策：提價和補貼，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這個傳統產業，保住這個產業，「否則它會徹底崩潰」。
當然，馬榮榮有信心，人的問題，國家一定會重視。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郭芳 王紅茹 實習生 李雪 | 北京報道
中國糧食地圖：從「南糧北運」到「北糧南運」
從「南糧北運」到「北糧南運」，農業中國經千年形成的糧食分佈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間被改變的。
糧食主產區有的還不能自足
「最靠得住的還是黑龍江」
在過去的30年裡，曾經肥沃的魚米之鄉——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從傳統的糧食主產區，蛻變成了現代的工業城，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部地區則承擔起了糧食主產區的重任。中國的糧食生產於是向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個省份集中。
至2008年，北方糧食生產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積和產量分別佔全國的54. 79%和53. 44%，南方糧食麵積與產量佔全國的份額則減至45. 21%和45. 66%。「南方工業化、城鎮化的速度太快，這導致耕地減少的速度也太快，糧食保障已經靠不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分析，「最靠得住的還是黑龍江，中國50%以上的增產來自黑龍江，黑龍江在中國糧食領域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
李國祥的研究結果顯示，1990年—2010年，中國糧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當前糧食供給有餘的主要是東北區(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冀魯豫區(河北、河南、山東)，長江區(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區(甘肅、內蒙古、寧夏、山西、陝西、新疆)供給平衡略有餘，供給不足的主要有東南區(福建、廣東、海南、江蘇、上海、浙江)、京津區(北京、天津)、青藏區(青海、西藏)和西南區(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重慶)。
其中，東北區、冀魯豫區在全國糧食安全保障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東南區、京津區則相反，供求失衡日益嚴重，自給能力不斷下降。這種分化最終導致了「南糧北運」向「北糧南運」的轉變，並且，這一格局在進一步增強。
《中國經濟週刊》採用最簡單的經驗估計法，即糧食總產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統計出《2012年各省份糧食自給率》。統計結果以人均糧食消費量400公斤來估計全國糧食消費總量而計算的糧食自給率。
結果顯示，自給率最高的是黑龍江，高達375%，接下來依次是吉林、內蒙古、河南、寧夏、新疆、安徽等，大約16個省份的自給率大於100%。一般認為，自給率明顯地超過100%的省份為主產區;自給率大約為100%的省份為平衡區;自給率明顯地小於100%的省份為主銷區。但這個劃分標準並不絕對，自給率超過100%的寧夏、新疆和甘肅，人口較少，但糧食總產量很低，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糧食主產區。
處於糧食主產區的13個省份並非都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供給有餘。根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自足之外尚有餘的僅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安徽5個省份，剩下8個主產省份趨於僅能實現自身平衡。「糧食外調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龍江和吉林，內蒙古的糧食生產正在崛起，河南的糧食大省地位則在下降。」
缺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據《中國經濟週刊》統計，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為最缺糧的8個省份，其中又以上海為最，其自給率不到13%，嚴重不足。
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數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於、甚至遠大於產出比重。
當然，若按照實際消費量與當年供給量計算自給率，這種方法最科學，但實際消費量數據極不容易獲得。在我國，糧食庫存數據是國家機密數據。因此，這種估算在實際中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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