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紅旗文稿發表《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天命」的對話》一文，以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與鳳凰出版中心主筆瑪雅的對話為主要內容。文中提出「『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麼」，曹錦清說，「中國目前這個政體是承擔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滿足我認同的三個價值：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對當代和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來講是必要的。中國共產黨今天還在引領這個民族，完成社會轉型這樣一個歷史重任，這個歷史重任還在，也就是『天命』還在。」以下為文章內容：
中國革命史觀與黨的執政地位確立
瑪雅：3月17日，習近平在當選國家主席後的首次講話中，詳細闡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說，如何理解中國夢這個命題?
曹錦清：中國夢的命題更多回歸到百年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敘事去了。中國夢是說，在建黨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兩個一百年」是一個歷史使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於依然保留著民族復興情懷的人們，包括兩岸三地的人和海外華僑，是有感召力的。
瑪雅：這個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有什麼不同?如何解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問題?
曹錦清：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歷史使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這個歷史觀的完成，毛澤東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是一個重要標誌。它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從何處來，現處何地，將欲何往。
這樣一個回答就給我們民族的歷史境遇重新定位，一個完整的歷史觀就建立起來了。中國共產黨成功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歷史觀，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注入了中國這個龍身。它滿足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麼多苦悶、彷徨無告的知識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黃河之濱就集合起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國共兩黨之爭成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黨建立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高點，它是一個新的歷史觀。因為有這個歷史觀，毛澤東就引領這個民族一步一步往社會主義的方向走，他執政就非常有自信，因為真理在自己手裡。
瑪雅：歷史觀為什麼那麼重要?對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曹錦清：因為中國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的民族。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中國的史學承載著西方史學、哲學和宗教三重責任，維繫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章學誠講「六經皆史」，我覺得非常深刻。
中國文化的根基在史學。在傳統農耕社會，中國人生活在家族裡，家族是史，繼往開來的一個史。老百姓有個家，士大夫還有國和天下，這些都是有歷史感的。中國很早就建立起一種我稱之為「史觀文化」的意識，一部《春秋經》、一部《史記》，從此我們就對黃帝有了認同，對歷史有了認同。華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觀文化，這個歷史觀至少是漢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認同。
近代以後，在向西方學習和經濟、政治、文化轉軌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歷史觀。重建歷史觀成為奪取天下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第一個自覺地做出這種努力的是康有為，接受了西方進化論歷史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形成了一個激進的知識分子群體，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話語。馬列主義中最強大的是歷史觀，把中國的歷史按照西方幾個階段的發展來重新敘事。
中國傳統的歷史觀一個是歷史倒退論，一個是歷史循環論。循環論就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加上天命說，有效地帶來一個新的統治者，給予他統治的正當性。這個傳統敘事後來被共產黨加以改造，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進行了闡述，核心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產黨的革命敘事和傳統的孔孟的革命敘事其實有銜接之處——共產黨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來的王朝，因為這個王朝喪失了天命。整個封建主義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進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了。新的「天意」在哪裡?轉變為「歷史發展規律」。所以這個歷史觀很快就被正處於迷茫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變現狀的人聚集到這個黨裡。
改革開放和蘇東解體後，自由主義重提政權合法性
瑪雅：毛澤東構建了革命史觀，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是否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觀的結束?
曹錦清：這個歷史觀由於改革開放，由於蘇聯東歐解體而遇到挑戰。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敘事開始了。
自由主義敘事是用選票的多數來確認統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謂的政治民主。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權利學說，認為每個人天賦就有那麼多的權利。因為權利都在個體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所以要構成一個社會，把一部分個人的權利交給一個統治者。然後通過議會制定各種法律來監督這個統治者，如果民眾不滿意，可以撤換這個統治者。洛克、盧梭都是這樣講的。
瑪雅：自由主義敘事是否被中國社會所接受?
曹錦清：中國的自由主義想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敘事，但是並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從傳統到現代的近當代歷史觀。1980年代自由主義提出新啟蒙敘事，講救亡壓倒啟蒙說。重點在政制，是關於政體演進的歷史敘事——為什麼五四以後還會出現封建復辟?為什麼「文革」中出現家長制、一言堂，想剝奪誰的權利就剝奪誰的權利?李澤厚給了一個簡要的回答：救亡壓倒啟蒙。今後怎麼辦?新啟蒙，接著五四未完成的任務。經濟上隨著從計劃向市場轉軌，公有制也會向私有制轉軌;政治上從專制向民主轉軌，從人治向法治轉軌，向西方學習，多黨制、憲政、選舉，等等。
現在中國的自由派基本採用這個歷史觀。自由派批評市場化還不徹底，認為一黨執政、缺乏監督、政治改革滯後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們把所有轉型時期的矛盾都放到這個框架裡去解釋，有幾個口號：政治民主化——採用西方民主制，三權分立、全民選舉;軍隊國家化;經濟進一步私有化。這些口號整齊簡潔，很能捕獲人心，而且有西方效應烘托，不斷地鼓吹新自由主義。如果沒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自由派可能更強勢，2008年以後他們底氣不足了。
西方政黨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領導黨
瑪雅：如果說，中國共產黨今天管理著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它要繼續引領這個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歷史觀，來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
曹錦清：從革命向建設、改革轉變，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歷史觀?所以前幾年黨內就出現重大分歧，有人說要換旗子，換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子，舉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子。我說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換旗怎麼換?所以說，歷史觀的喪失帶來了迷茫，重建歷史觀我們遭遇到許多困難。
瑪雅：主張換旗是癡人說夢。十八大說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曹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路上要達到三個自信。一個追趕中的國家要達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個自信，這在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
從當代政治來講，重建史觀是重要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領導黨的責任是什麼?你要告訴這個整體，中國從哪裡來，現在何處，未來到哪裡去。所謂領導就是中國共產黨引領我們走，我們跟隨它的引領。所以對中國共產黨來講，目標特別重要，按照這個目標設定歷史發展的脈絡特別重要。你有一個目標，人民認同你這個目標，願意跟你走，認同你有這個能力，這個能力叫執政能力，你的領導權是從這裡獲得的。然後你通過分步實施，大體上獲得成功，你的領導權就穩固了。一個領導黨一定要有歷史觀和整體觀，你是為整體的和未來的目標服務的。
瑪雅：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西方政黨不同的地方。西方政黨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不是整個民族的守護者。
曹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黨為代表黨，它只代表某個利益集團。理論上講，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領導黨，因為整體不在了，只有一個一個利益集團。這種偏私的代表黨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過去和未來，它在當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會是配套的——個體的、市場的、當下的，裡面組成不同的利益，然後由不同的黨來代表。這個黨代表不好四年再換一個，永遠反映了所謂變動著的輿論情緒。這種情緒是通過民意測驗和選舉票數來表達的，甚至把盧梭「公意」這個詞也去掉了，就只眾意了。盧梭研究公意和眾意兩個詞，公意是永遠指向整體和長遠的根本利益的。後來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裡，公意變成了歷史演進的邏輯。在列寧的歷史觀裡就更重要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領袖發現公意。在我們的歷史觀裡也是這樣，領袖和政黨發現公意，所以那時候說，聽毛主席話，跟中國共產黨走。為什麼?公意在此。
瑪雅：西方政要是選票驅動的，所以不會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犧牲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換人，決策是短期行為，沒有長遠目標。
曹錦清：這可能是市場經濟最終會帶來的一個結果。但是中國不一樣，因為還在追趕。只要把追趕作為目標，把民族復興作為目標，而且獲得了幾代人百年來的支持，在當代人的意識裡還存留相當一部分，那麼這個領導的黨就會繼續存在。
市場經濟社會，從一般民眾的精神需求來講，包括知識界，對歷史觀的要求會淡化，因為時空觀念發生了變化。但是只要追趕的任務還沒完成，對執政黨來講，這就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你是領導黨，代表的是全體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領導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實現民族復興。你有這個能力去判斷、決策和領導，你就能獲得民眾的擁護。
瑪雅：這個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錦清：就無需通過四年一次的普選來獲得合法性。四年普選制度在那些玩得轉的國家，像美國和歐洲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它最大的優點是，老百姓會永遠提出政府無力完成的任務——我叫它政府職能超載;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過換屆來把責任推卸掉。它是週期性地釋放責任的一種政體形式，在減除政治壓力方面是很優越的一種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東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塗，無法收拾，那麼就換個黨執政。因為有兩個黨，再換個人，按不同的排列組合有幾種方法，這樣就是解壓。
相比來講，中國共產黨執政帶來的困難就是它的責任太重，而且是累積的責任，從1949年開始累積到現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產黨「天命」剛健，對中華民族負有歷史重任
瑪雅：網上最近又在爭論蘇聯問題，有些人不懂蘇共亡黨的原因和結果，試圖引導中共重蹈蘇共亡黨覆轍，這是對歷史的無知。
曹錦清：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目前這個政體是承擔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滿足我認同的三個價值：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對當代和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來講是必要的。中國共產黨今天還在引領這個民族，完成社會轉型這樣一個歷史重任，這個歷史重任還在，也就是「天命」還在。
瑪雅：「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麼?
曹錦清：「天命」就是說，中國結束了近代積貧積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們不會稱霸全球，但是要恢復和我們的人口、國土以及我們的歷史記憶相稱的亞洲大國的地位。這個地位一日不恢復，這個民族一日不安寧。這個「天命」也是一種傳統的、關於歷史的敘事——我們恢復在亞洲的位置，因為我們之前的幾個王朝每一個都到了這個位置。這樣，我們民族的記憶就銜接起來了，我們心裡就安寧了。
瑪雅：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承載著帶領中華民族恢復亞洲大國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負著「天命」?
曹錦清：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還負有責任。第一要保證政治版圖的統一，第二要維持社會穩定，第三經濟要可持續發展。13億人的轉型，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和風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風險，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比較容易駕馭局面。只要黨的目標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認同，黨幹事情就比較有把握。鄧小平講了權力集中的好處，我覺得是有道理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搞了民主制，結果很失敗，政府無法有效實施政策，更沒有能力應對危機。
政治版圖統一、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很多個體可能不去想，因為他有當下個人利益的訴求。但有黨的領導，有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和穩定的政策實施，對國家的轉型是有必要的。所以問題應該這樣提出，而不是按照選票的數量形成一個所謂多數人的意見，把這個意見變成政策。這30多年來，雖然有一些政策失誤，但總的來講不錯。現在我們有時對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如貪污腐敗猛烈抨擊，但是也要看到中國如此快的社會發展和轉型，大體上保持了穩定，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有人用「專制」這個概念來指責中國，就被這個外表迷惑了我們對當前中國政治的實質內容的審視。
瑪雅：這30年的確是個奇跡。如果換一個黨，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也許不會有這種奇跡。
曹錦清：這是因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重要因素。再一個，土地實質上的國有化，形式上的集體所有制。雖然近年來農民失去那麼多土地，但是這保證了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就使得兩億多的農民可以進城打工，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已經城市化了。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當然，這30年國際環境也比較好。
瑪雅：有沒有傳統的因素?
曹錦清：我覺得有。中國傳統上老百姓允許一個執政黨的存在，允許政府去包攬一些事務，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參政，只要給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國的老百姓勤勞，有發家致富的傳統，掙了錢就回家蓋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學，這就使老百姓永遠勤勞，永遠不腐敗。包括這個黨，它似乎問題那麼多，腐敗、以權謀私，但這只是少數人，其實幹部中的相當一部分還在承擔著社會責任。2006年取消農業稅，官場裡沒有人說不同意，包括底層的官員。收不到錢了，他們利益受損，但是他說，我們是農民的兒子，取消農業稅很好，可我們現在沒錢了怎麼辦?他這樣提出問題，這不是傳統嗎?儒家講「民為貴」，這個道統被五四完全割斷了嗎?我看不見得。如果不是這樣，這個黨早就崩潰了。
中國復興，百年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敘事
瑪雅：前面你談到，改革開放和蘇東解體，造成理論上的困境。中國夢的提出能否在理論上破局，重新進行有效敘事?
曹錦清：中國夢迴歸到百年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敘事，其實是回到整個近代民族救亡、富國、追趕那個敘事了。民族主義敘事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命題，它是講，中國近代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現在我們強大起來了。這個敘事和現代化敘事是可以接軌的，它喚起一種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識以及加快追趕的要求，是有相當強吸引力的。
瑪雅：外媒評論，中國夢體現的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夢想，而不是從美國夢追求美好生活出發的中國人的夢想。你對中國夢如何理解?
曹錦清：中國夢是從三個層次來講的，第一是民族的夢，第二是人民的夢，第三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為什麼把民族和人民分開?民族的直接指稱是國家，第一個夢的主體是國家。第二個夢恰恰存在一個問題，它的主體是人民，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不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而是被市場分劃成了不同的階層。這些階層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能還是對立的。第三個層次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它的主體是訴諸個人的。這些個人是被市場分劃成各個不同階級和階層中的個體，他們是與職業和貨幣聯繫在一起的。
瑪雅：在這個層次，很自然就想到美國夢。或者應該說，個人奮鬥，追求成功，實現自我價值，是人類共同的夢想。
曹錦清：美國夢有各種表述，最早的美國夢是在西部大開發中形成的。它是個人的、奮鬥的、圈地的、發財的，就是個人成功主義。這種個人成功是以土地的無限供給為前提的，代價是印第安人被驅逐，被殺戮。進入工業化、城市化以後，美國夢不在土地裡了，在職業裡。很多貧困的移民到美國去，只要努力工作，有穩定的職業，就能過上有房有車的日子，但條件是全世界的機會都向美國輸送。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工業製造業佔全世界50%以上，這個優勢沒人能比。這個時候的美國夢比較講機會均等了，但是只有機會均等還不夠，還有大量的機會被創造出來。這和特定的時代是有關係的，今天的美國已經創造不出機會來了，而且機會還在流失。它現在機會集中在所謂的金融領域，少數人暴富了。
瑪雅：所以美國現在失業率高居不下，貧富懸殊巨大，99%和1%的對立產生了。
曹錦清：這樣來看，中國夢的第三個層次——每個人的夢，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在目前情況下只是一種願景。只講機會均等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機會被大量地創造出來。現在每年本科以上畢業生六七百萬人，有幾個能真正進入所謂的中產階級?在房價的高壓下，他們的生存環境極為艱難，所以他們對形勢作出許多負面判斷是有原因的。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讓所有勤勞努力的人就能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個夢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實現起來有困難。市場經濟展開了，資本在那裡活躍著，分配的不平等正在成為一個基本趨勢。這是一個大問題。
瑪雅：如果在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普通人通過努力奮鬥也能實現夢想。如果由少數人壟斷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就會出現權貴社會，普通人夢想成真就希望渺茫。中國今天就要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防止出現權貴社會，不要有錢人的孩子上「貴族學校」，農民工的孩子入學無門。
曹錦清：中國近代除了要富強，還有另外一個夢，就是太平。嚴復當時研究了英國富強背後的不足，在《原強》中寫道：「西洋誠為強且富，顧謂其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意思是說，西方雖然富強了，但是治理得不好，像儒家講的那種太平盛世，還遠遠沒有達到。太平盛世體現在幾個方面：「曰家給人足，曰比戶可封，曰刑措不用。」尤其重要的是家給人足，就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都是《禮記》和康有為《大同書》裡的話。今天這些話也進入我們全面小康社會的敘事了，用的句法都一樣，如「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
嚴復還說，「蓋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意思是，貧富不相懸殊。所以，中國夢包括家給人足，還包括貧富不相懸殊。這不僅具有經濟意義，同時具有社會意義，否則不平則鳴，就仇富仇官，社會就不太平。
瑪雅：市場經濟社會，貧富分化難以避免，但是要限制在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
曹錦清：現在這個程度已經難以承受了。鄧小平晚年和他堂弟鄧墾講，分配的問題要比生產的問題複雜嚴重多少倍。我們要用千百種方案、千百種手段、千百種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是不行的。鄧小平看到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策的空間其實是有限的。內需不足是什麼?就是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就意味著分配不公，在馬克思的敘事裡是一回事。階層是正三角形，分配是倒三角形;上面10%的人擁有那麼多，下面10%的人擁有那麼少，下面就出現巨大的需求不足。他有現實的需求，但是收入太低，不能形成購買力。
瑪雅：所以，相比美國夢，普通中國人夢想成真的機會小很多。美國地大物博，歐洲人剛到新大陸的時候，那裡不光是無限的土地，而且是富庶的土地。再加上美國早年對外擴張，積累了大量財富，這些都是後發國家望塵莫及的。中國今天13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夢想，消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艱難而悲壯。
曹錦清：所以，第一個層次的中國夢是最重要的。我們還沒有趕上西方，還得繼續追趕，在趕上之前這個氣不能洩。這種追趕要求消減自由主義那種內在的要求，否則以自由主義為本位，中國就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功盡棄了。畢竟現在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力量來和國際力量競爭抗衡，沒有國家的力量，沒有巨大的國有企業的力量，在全球的競爭中怎麼可能不敗下陣來?一旦敗下陣來，政治和金融這兩個領域再徹底開放，已經積累下的財富很快就會被吸光。中國要是「民主」了，西方勢力馬上會湧入，各種NGO、反對黨嘩地就來了，很快可以控制你，操縱你的國家政治，甚至讓你國家分裂。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目前這個政體是承擔了它的使命的。追趕的任務在一步步紮實地向前推進，確實比有史以來更接近我們的目標。再給我們二三十年的和平，這個目標就能實現，百年的屈辱可以徹底被清洗。
所以對第一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這些有著近代記憶、有家國情懷的人是認同的。只要對近代有點感覺，對追趕有點熱情，對這個夢的成功實現是寄予深切希望的。這不是美國夢，是典型的中國夢，也只有在中國比較強勁。這個夢沒有這幾個條件不行——一個曾經輝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壓迫下急劇衰落而激發的一種奮起抗爭，擺脫積貧積弱的苦難，在較快的時間裡富強起來，與列強並駕齊驅。
瑪雅：這真的是百年夢。就像外媒所說，中國夢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旗幟。
曹錦清：這是百年夢。「富強」這個概念是洋務運動時期被召喚到當下意識的。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壓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機中，它進入到中國近代民族的主體意識中——富強。甲午戰爭後有了「救亡」的概念，因為列強要瓜分中國，在那樣一個形勢下，救亡第一，所以救亡的意識是被甲午戰敗呼喚到我們民族的意識當中的。在救亡意識中，嚴復將西方的進化論吸收進來，使得一個講循環史的民族、一個講退化歷史的民族，變成了一個面向未來的民族，一個講進化、講自強的民族。進步、發展這些概念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召喚到我們民族意識裡的。現在講四個現代化、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觀，這些概念已經牢牢樹立起來了。
瑪雅：因為我們懂得了落後就要挨打。
曹錦清：中國向西方學習，都是作為手段，目的是為了富強。富強和復興是中國近代的一個主線，甲午戰爭以後就深深地注入到這個民族的主體思維中了。以後的各種主義，進化論、自由主義，以及後來的馬列主義，某種意義上都是為了實現富強這個總體目標。富強作為目標，在中國人當中達到了高度共識，沒有不贊成的。那麼如何富強?各派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說教育能富強，有人說實業救國能富強，有人說自由主義能富強，有人說馬列主義才能富強。
總之要富強，學習追趕西方，而且時間要短。康有為向光緒帝上書《日本辯政考》就講，按他的方案改革，10年就能與列強並駕齊驅。孫中山也講10年。毛澤東當年也曾講，10年超英趕美;1964年第三屆人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後來把時間拉長了一點，分三步走，第三步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這是一個貫穿百年的訴求。這些話你去和香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講，尤其和台灣的國民黨人講，和海外老華僑講，一般都會認同的。
但是另一個價值訴求——個人的訴求，比較難。而且裡面裝進了自由主義的敘事。個人夢受到嚴重挫折的時候，確實會有民主訴求的。所以民族和個人這兩個目標，你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其實也有相對的一面。我的看法是，第一種訴求要做主導，至少在20年之內是這樣。一旦轉型完成，事情就好辦多了。2012年開了黨的十八大，順利完成了一個比較有序的過渡。這個過渡穩定10年，10年後再一個有序過渡，再穩定10年，20年時間我們就夠了。就這樣照著中國夢的目標再干20年，中國一定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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