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將他與《朗讀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還擁有另一個身份，法學家。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3年多前，這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正在改寫自己的第四部小說，他試圖在文學世界裡建造一個「烏托邦」——一座從腐敗走向清廉的虛擬城市。也就在那時，他開創了人大首屆「職務犯罪偵查方向碩士班」，試圖也在課堂上建立一個小小的「烏托邦」。
這個班後來被坊間熱炒為「反貪碩士班」。在開學典禮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與這個班的學生約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間，學生一律不得給老師送禮，逢年過節發個短信就行;第二，學生可以和老師們一起吃飯，但學生不能請客;第三，這個班的學生要在校園裡做表率。
這些規條一直被堅持到了最後一刻。
今年6月，流行謝師宴的畢業季，已經找到工作的學生們想請老師坐坐，聊表心意。學生李屾記得，因為擔心平時邀請老師會顯得唐突，他們特意選擇了一個週末。
而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絕自己的學生：「你們還沒離校，咱們定的規矩要守到最後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麼關注反腐敗問題，這個教學改革也就是個校園新聞
在為期3年的學習時間裡，24名經過選拔的法律碩士專業學生可以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像法醫一樣」練習提取固定指紋;可以在一個帶有全程錄像和單向玻璃的詢問室裡學會使用測謊儀;還可以隨時撥通自己課外導師的電話——8名來自最高檢、北京市檢察院、國家檢察官學院的高級官員將成為學生的課外導師，而導師組組長則是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
「很多人把我們這個班當做一個符號來解讀。」何家弘告訴記者，從成立開始，外界給這個班「賦予了很多意義」。它不僅被冠以「反貪碩士班」的響亮稱號，甚至還被視為「國家反腐的信號」。被追訪最多的時候，他曾經被迫關機，結果又開始有人傳他「人間蒸發」。迫不得已，他只好寫了篇叫做《關於「聯合培養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的自白》的文章發到網上。
一位接受採訪的「反貪碩士班」畢業生記得，何家弘曾經和他們開過一個意味深長的玩笑：「我們這個班就是沾了貪污腐敗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麼關注反腐敗問題，這個教學改革也就是個校園新聞。」
「它本質上只是一個新的專業方向，我們從來就沒指望靠這個班去完成中國反腐。」何家弘告訴記者，其實就連被外界解讀最多的「與最高檢合作辦學」，也不過是一場巧合。
2006年，中國有3名法學家進入最高檢掛職，何家弘被任命為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正是在掛職期間，他認識了時任瀆職侵權廳廳長、現任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陳連福。2010年，正是陳連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檢政治部的領導，合作辦學方案才最終敲定。「與最高檢合作辦學本意就是教學改革，說老實話，這樣也有利於學生的分配。」何家弘說。
事實上，在發起這個教學改革項目之前，何家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建言者的姿態出現在公共輿論裡。他曾高頻度地「對中國的反腐敗問題發表意見」，並試圖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國「東南」的浙江省慈溪市開始實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國「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區也完成了1054名縣級幹部的「財產公示」，這一度被這位文字優雅的法學家稱為「東南西北通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曙光」。
「後來發現說來說去只是說說而已，有一點灰心，從我個人來講，覺得算了，別老到處亂說了，還是回學校老老實實教書吧。」何家弘回憶起自己創辦「反貪碩士班」時的心境，他覺得，既然大環境管不了，起碼「要讓這個班裡的正氣壓倒邪氣」。
何家弘記得，面試中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班」，一個學生講，「家裡打過官司，覺得在公檢法系統沒有熟人很吃虧，所以很希望能進到這個專業來，以後到檢察院去」。
這個回答讓何家弘感到有點難過，後來，他給了這名考生比較低的分數。
事實上，從「反貪碩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種制度建設。
班長李傳文記得，在當年的開學典禮上，除了何家弘與學生們「約法三章」，法學院院長韓大元也特意強調，「反貪碩士班」的學生絕對不允許利用校外導師的關係替別人說情，否則將會被開除出院。而那場開班儀式的最後一個環節，則是由該班新生抽籤選擇自己的導師，在何家弘看來，只有這樣「才是最公平的」。
為了讓「反貪碩士班」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何家弘還建議學生們自己設計班徽並在公共場合佩戴。李傳文記得，當時的候選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張用天平代表「反貪碩士班」，也有人提議應該用「顯微鏡」，而最終出爐的班徽則是一枚鑲有金邊的紅色盾牌，上面有一個「偵」字，下面刻著「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第一期，2010」的字樣。
很快，「反貪碩士班」也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班歌：「長風吹起戰鬥的號角，反貪旗幟迎風招展，熱血青年意氣風發，豪邁出發在起跑線……」
如果以後做了檢察官，靠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從進入「反貪碩士班」開始，本科畢業於人大新聞學院的呂凡就有種成了新聞人物的感覺。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學：「這個就是你的那個班嗎?」還常有人神神秘秘地問他們：「你們班到底開什麼課啊?」就連找工作資格複審的時候，都有幾個同學曾被面試官問道：「哎，你就是那個『反貪碩士』班的啊?」
事實上，相比於「中國如何反腐敗」這樣的國家大事，他們在學習中更多要將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專業的反貪技術上。他們既要練習拿著刷子提取固定指紋;也要學會通過微表情識破對方偽裝。時不時地，他們還要與隔壁班的同學來場真刀真槍的電子取證對抗：對手要將賬號或者關鍵證據藏在電子設備裡，「反貪碩士班」則要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被隱藏或被格式化的數據。
「目前來看還是贏的多，我們畢竟是系統學習過的，貪官的電腦水平總是要差一些。」該班班主任、副教授劉品新說。
他還透露，像電子取證這樣的專業化技術在去基層交流時往往很受歡迎，「他們還去給一線檢察官上過課」。
「從這裡面你能看出大勢來，都意識到要從重口供向重科學轉型，刑訴法修改已經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這就指明了方向。」劉品新將課堂內的改革與中國法治進程勾連起來解釋，「法律已經提出了轉型要求，實務就要更加努力，當偵查能力提高到足夠科學和專業，未來不排除規定沉默權。」
在採訪中，班徽的設計者李鵬鵬告訴記者，在三年的學習中，老師說過的一句話他記得特別清楚：「如果以後做了檢察官，靠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事實上，除了課程本身的特點，社會對於「反貪碩士班」的好奇與關注，相當大程度上也與反貪碩士的官員導師有關。
一篇由「反貪碩士班」學生撰寫的校園新聞裡曾提及幾堂課的主題，其中包括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講授的「當前反腐敗鬥爭的形勢和貪污賄賂犯罪的特點」和最高檢反貪總局副局長孫忠誠講授的「反貪辦案工作的風險評估與危機處理」。
但除此之外，官員對學生們講了什麼往往被視為涉密範疇，這門叫做「職務犯罪偵查實務」的研討課從來不對外班同學開放，就連他們班主任劉品新都從未旁聽過這門課，「比較敏感，不太好意思聽。但側面跟學生聊過兩句，他們反映很不錯，領導給學生講課最輕鬆，有什麼說什麼，什麼都可以問。」
如果我培養的學生裡面出現貪官，這個不奇怪
曾有媒體報道，一位「反貪碩士」乘坐地鐵，旁邊站著的兩個男生看到手機報裡一條關於「反貪碩士班」的新聞，「一通狂批」。結果這位同學忍不住告訴對方：「我就是這個班的學生。」對方愣了一下，用諷刺的語氣回她說，「未來中國就看你們了」。
「因為學的東西特殊，就成了所謂的反貪碩士，他們罵我們，又不瞭解我們。」這個已經畢業的年輕人覺得有時「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貪碩士們」更多要面對的就是輿論壓力。在一條以「反貪碩士畢業」為主題的網絡新聞下，充斥著大量負面評論。「大學畢業去反腐，反誰的腐，老虎還是蒼蠅?」「自己能反自己嗎?經過這種培訓，可能他們貪的水平更高了。」
「從我個人來講，我當然也認為更應該治本，我只能說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在何家弘看來，他比很多人都更加瞭解制度反腐的緊迫性。他告訴記者，在掛職副廳長的那兩年，他下到基層調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敗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區和行業，一查就發現拉出來的越來越多，查到哪為止?」
事實上，就在「反貪碩士班」的課堂上，「靠技術反腐能走到哪一步」這個問題早就被擺上了檯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來，這些問題客觀存在，也都會提到，但是我們不會說得太具體，因為這個問題不好說，所以我們一般不討論，不解決。」一個任課老師坦率地說：「中國的反貪不是能靠一個人來做的，否則沒查出什麼來，自己就犧牲了。」
面對同樣的問題，一個在「反貪碩士班」裡被公認為最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男生這樣回答記者：「我師父還沒教到這一節，我心裡也想過，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當前還是要幹好本職工作，其他的不是我們這個層次想辦就能辦的。」
而在所有的評論中，最尖銳的批評是：在未來，這個班的學生裡會不會出現貪官?
「如果我培養的學生裡面出現貪官，這個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語氣溫和地補充，「我只能管到學校裡的時間，社會的大環境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後他們再來看我，能成為反貪骨幹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讓我失望的事情發生的話，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內他們還不會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現一個大貪官起碼要等20年以後。」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寫的第四部小說已經出版——那座腐敗的虛擬城市終於變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許只有通過文學，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夢吧。」他告訴記者，自己準備把這本叫做《無罪貪官》的小說當做禮物，送給那些即將各奔東西的「反貪碩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