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更值得深研的，在改革開放30年後，在中國市場經濟前行20年後，在鼓勵民營、私營企業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共識的前提下，為什麼在中國的一個直轄市中，還能生成出戲劇化的這一幕。
據搜狐評論報道，今天，薄熙來將山東濟南被提起公訴。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面臨三項指控——涉嫌受賄罪、貪污罪和濫用職權罪。
薄案審判，既是對薄所代表的極端思潮的否認，更應是矯正迷思、推進政治和經濟良性發展的宣言書。
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薄熙來被指控的「幾宗罪」，無不是權力外溢的結果。權力超越一切，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同時創造出無數權利的缺口。當這種擴張在一座城市、某一個國家肆意生長之時，個人和企業會遭其荼毒，而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亦會隨之倒退。
這種倒退乃至瓦解，最終會導致以政府為主軸的各種社會關係重新定義，從而發展出一套畸形的政治經濟理念。這種通常具有崇高名義的理念，往往因為與民意中情緒性的一面合轍，而塗抹上「正當色彩」，但在狂沙吹落之後，裸露出來的則是滿目瘡痍。
特別在薄熙來治下，借助「打黑」名義而一度處於潰壩態勢中的重慶民營經濟，慘痛而生動地詮釋了從繁華到幾成瓦礫的過程。
1997—2007年的10年時間，重慶民營經濟占GDP比重從22.64%上升到45.5%，年均增長2個百分點以上。而在2008—2011年「打黑」高峰的4年時間裡，民營經濟增幅降到年增幅不足1%。如果說數據過於側重於「結果論」，不足以衡量施政成敗的話，那麼對「涉黑資產」的處置則足以證明，在打黑擴大化的進程中，法治已經拋棄在九霄雲外。
當時，重慶對涉黑資產採取托管方式，僭越了本應屬於法院的權力。不僅導致了一批企業的死亡，而且混淆了警界與其他司法機構應有的平衡關係。在巨大的「黑打」壓力下，許多企業家被迫外遷。
表面看，打黑擴大化的風險是有限定的，即針對的是特定企業擁有者群體。這也讓打黑擴大化一度缺少了來自普遍民意層面的警醒。但即使拋開民營企業對於經濟和就業的貢獻率，即使從最普惠的平等「國民待遇」角度將企業家不看作特殊群體，也不能消解這種做法在更深層面的破壞力：打黑擴大化的實質，是權力的越界。
這種越界，今天針對某一群體，明天可能針對其他群體。權力的自我擴張衝動，最終會導致涉及所有人利益的「破窗」，導致人人都成為潛在的利益被侵蝕者。更值得反思的是，在改革開放30年後，在中國市場經濟前行20年後，在鼓勵民營、私營企業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共識的前提下，為什麼在中國的一個直轄市中，還能生成出戲劇化的這一幕。
極端的政治經濟管理，只能來自極端的思維。而其淵藪，來自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權力形態。這種權力形態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中期中，發展成為極左的極致。當轉型期社會中顯現的迷茫思緒需要價值疏導時，原有的權力形態就與現實重逢，並獲得了重生之機。
這種極端思潮重生的土壤來自三個方面：首先，無論願不願意，過去包括文革在內的社會發展形態依然在很多人心中留有烙印。其次，在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固態化同時到來的今天，利益均沾和利益滿足感都更難獲得。這催生出部分人對計劃時期的詩意描述，導致價值觀分化加劇。第三，先得利益者，特別是不當得利者對利益的固守，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價值觀的對立。當施政理念偏頗的時候，這些來自歷史和現實的疊加感受，就可能化生為巨大的「創造性」，而這種創造性並非代表真正的建設性。
我們不能斷言，這樣的重逢，僅僅會在2007-2011年之間的重慶發生。避免由狂熱、民粹、權力越界、折騰為導向的對抗型發展模式，重構政商合作、官民合作的合作型發展模式，是今天重大的時代命題。這個命題，涉及政治、經濟、價值底線的糾偏，以及糾偏之後的堅守。這個命題的根基，就是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堅持推進。而市場經濟「公平」的最基本理念，必將帶來社會公平、國家法制，並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從施政者到企業家，從企業家到普通民眾，都需要鍛煉市場經濟的內核。有了這樣的精神內核，就能避免極端思潮的捲土重來，就能創造實現中國夢的良性環境。從這個角度說，薄案審判，既是對薄所代表的極端思潮的否認，更應是矯正迷思、推進政治和經濟良性發展的宣言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