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自去年11月產生以來，至今已進行了7次集體學習。近來的兩位主講人是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孟偉。而此前，已有150多位老師走進中南海，給包括政治局委員在內的高層官員上課。
據環球人物雜誌報道，政治局集體學習從2002年12月開始。沒有開班典禮，沒有上課鈴，沒有班長喊起立，中南海的集體學習課在懷仁堂一上就是近11年。公開資料顯示，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共進行了44次集體學習，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33次集體學習，加之上述的7次，共84次。粗略估算，中央高層官員平均每隔45天就要上一堂課。究竟什麼人才有資格給他們講課?中南海裡又是如何上課的?
中南海裡的特殊課堂
懷仁堂是中南海內主要建築之一，位於豐澤園東北，為儀鑾殿舊址。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在懷仁堂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懷仁堂也經常舉行重大的政治會議。
中央政治局上課的「教室」設在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內。「課桌」由一圈圈同心橢圓形的桌子構成。一般情況下，聽講人數約有五六十位。「學生」按由外向裡、由後到前順序，依次是各部委領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坐在最內圈的前頭，講課專家則在其對面。
據瞭解，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的確定主要有兩個途徑：一類是高層領導親自點題，另一類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等相關課題組人員根據當前熱點問題進行篩選並報批。
中南海的課程表涉獵範圍極廣，有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領域，其中經濟和政治議題出現的頻率最高。在十六屆、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7次學習中，關於經濟建設的17次、政治建設15次、文化建設10次、社會建設12次、生態文明建設3次、黨的建設9次、國防和軍隊建設7次，關於全局發展的4次。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7次集體學習，其主題則包括十八大精神、改革開放、和平發展道路、反腐倡廉、依法治國、生態文明建設等。
一般來說，每次集體學習時間一般在120分鐘左右。通常由兩位講師聯合授課，年齡結構上「老、中、青」兼備，主要集中在45至55歲之間，且多是研究所研究員加大學教授的組合。每位講師按照既定計劃各講40分鐘，之後30分鐘用於討論和提問，最後由總書記總結發言，再宣佈學習結束。
據統計，到中南海講課的老師半數以上都擁有海外留學或擔任海外訪問學者的背景。這些學者主要來自：高等學校、黨校、科學院、黨政機關研究室、軍隊院校及研究機構。其中，中國社科院獲邀參與授課的人次最多，有20多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參與授課10人次左右;再者是來自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學者們。此外，還有一小部分學者來自行業性的學會，如中國教育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行政管理學會。
新一屆領導班子上台後，集體學習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自學和互相學習。在其已經進行的7次集體學習中，有兩次都是自學。第一次是2012年11月17日，主題為「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習近平主持，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分別發言談體會;第二次是2013年6月25日，主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習近平主持，馬凱、劉奇葆、范長龍、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作了重點發言。
官員之間互相學習，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在2013年1月28日的第三次學習中，時任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時任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分別作為講師，給政治局成員上了一堂「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課。在2013年2月23日進行的第四次學習中，則由5位來自司法系統的部級官員聯合講授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在前兩屆中央政治局進行的77次學習中，只有兩次由官員授課。一次是在2007年1月23日，時任中央外宣辦網絡宣傳局局長李伍峰等人講解了網絡技術問題。另一次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前的7月26日，北京市奧組委兩名執行副主席講解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及如何辦好北京奧運會。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認為，中央部門的負責人很多是專家型官員，他們「對中央要做出某一方面決策的影響作用是非常直接的。」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教授高培勇則認為，這說明「集體學習的形式更豐富了，也更重實效了」。
難忘領導們的人情味
集體學習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不過以前學習較多的是法律方面的內容。1989年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後基本上每年舉辦1至2次。黨的十六大後，中央政治局把集體學習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武漢大學教授周葉中是集體學習制度確定後的「首批講師」。
2002年12月26日，39歲的周葉中坐著一輛黑色的轎車，在警衛引導下，緩緩駛進了中南海西門。上課時間是下午2點，下午1點20分，他來到中南海懷仁堂一個不算大的會議室。1點45分左右，領導們陸陸續續地來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走進會場，老遠就招手示意，並連聲喊「老師好」。走近後，溫家寶緊握著周葉中的手說:「我們今天來聽你的課，都是你的學生。」
到了1點50分，「學生」都到齊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說：「大家對學習都很認真、很積極嘛，那我們就早點開始吧。」第十六屆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就提前10分鐘開始了。
「領導們聽得非常認真，不時做筆記。課講完後，就有關問題還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深入討論。」周葉中回憶，「領導們看問題的角度非常實在，在他們眼中沒什麼敏感話題，也沒什麼禁區，談的多是熱點，討論非常熱烈。」因為討論得很深入，還「拖堂」了。原本計劃4點半就結束的課程延長到了下午5點多。
這些「學生」的學習熱情也給中央黨校教授劉海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4年12月1日，他與同校教授陳雪薇前往中南海講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歷史考察」的課程。「溫總理11月30日晚上剛從老撾出訪歸來，轉天上午出席政治局會議後，下午就參加了這次集體學習。在學習中途，吳邦國委員長還出去接見了英國的副首相。」劉海濤回憶起當天的學習情景說：「這些領導人的時間是這麼緊張，但他們盡最大可能擠出時間進行學習，這確實讓我們非常感動。」
2006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為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作講解，主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在這次經歷中，最讓徐勇感動的是領導的人情味。「老師們緊張在所難免，在上課之前，領導們會過來跟大伙聊天，說說輕鬆的話題，大家也就放鬆下來了。」徐勇說。
在為「中南海學員」講過課的專家、學者中，有好幾位有過重複授課的經歷。其中，社科院的高培勇教授早在1997年就為中央決策層作過稅法講座，
2010年他又兩次為中央政治局講解「世界主要國家財稅體制和深化我國財稅體制改革」以及「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
第一次講課時，國家稅務總局為了以防萬一，派了兩輛車去接高培勇。一行人早上7點50就進了中南海。「因為時間太早，會議室還沒開門，我們只好站在會議室外說話。雖然包括我在內的好幾位同志都是第一次進中南海，但大家都未敢走開。」一直等到8點40分服務人員將會議室的門打開，他們才進去。
主持人宣佈講座開始後，高培勇還沒有開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插話：「高培勇同志，是不是先把講稿發給我們呀?」
「對不起，朱副總理，我還沒有寫講稿。」
「那有沒有印好的提綱給我們啊?」
高培勇搖了搖頭。
「那你講吧。看來今天我們要做筆記了。」朱鎔基嚴肅了起來。
高培勇開始講了，十幾分鐘之後，朱鎔基突然發問了。「高培勇同志，我得抓緊時間提問，免得一會兒忘記。你說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已達到57.77%，似乎不夠準確。我手上的數字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來的?」高培勇愣了一下，隨即調整思路做出了解釋。看到朱鎔基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他便接著講了下去。沒想到剛講了幾句，朱鎔基又發問了：「你描述的情況很嚴峻，提出的問題很尖銳。是不是確切?」高培勇本能地回答：「這是通過典型調查得到的數字，應當是確切的。」朱鎔基點了點頭。
講座結束後，朱鎔基充分肯定了高培勇提出的觀點。高培勇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2010年1月8日，高培勇第二次去中南海為領導人講財稅體制改革時，集體學習制度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序。高培勇說：「我們開著社科院自己的車就去了，到了門口報車牌號，就直接『進海』了。」那次講課，胡錦濤聽得特別認真。結束後，所有人都離開了，胡錦濤又留下來和兩位老師就財稅制度進行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大概談了10多分鐘，主要還是討論我國財稅體制運行當中的一些難點和重點問題。後來，胡錦濤總書記突然提出要合張影，這在以前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此後，高培勇通過財政部領導拿到了這張珍貴的合影，一直珍藏至今。
學者影響決策的直接途徑
進中南海授課，在程序上主要由推薦主講者、選拔主講者、撰寫初稿、幾輪甚至幾十輪討論修改、定稿、正式講課座談等環節組成。
據周葉中回憶，自己那次講課「準備時間很匆忙」。2002年12月12日，正在學校上課的周葉中接到司法部電話，要他立即到北京接受一個課題。到了北京周葉中才知道，課題是給政治局領導做憲法講座。「我和社科院、人民大學的專家分頭做這個課題。接到任務的第二天我就返回武漢寫講稿，5天後把初稿交到了司法部。司法部領導決定讓我在吸取其他學者講稿優點的基礎上，將講稿修訂完成。」周葉中說。
在幾輪試講中，至少有十幾位部級領導和專家來聽。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研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法制辦等單位領導提出了許多很 好的意見。「我對講稿進行了反覆修改，可以說這個課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高培勇與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房寧聯合講授的「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則準備了3年。「2007年，社科院就接到了這個課題的研究任務，我與房寧教授還有多位社科院的領導反覆調研、開座談會，甚至去信訪局瞭解工作，數易其稿，改了十幾次，才有了最終的成果。」
高培勇認為，學者影響政治決策主要有4種形式：一是發文章，二是寫研究報告，三是參加相關部門組織的座談會，四是在決策層集體學習時講課。「最後一種是最直接、最近距離，也是最完整而系統地闡釋自己思想主張的途徑。學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過集體學習的形式傳遞給決策層，是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最高追求。同時，給領導人講課也是一個鍛煉和提升自己的好機會。」高培勇說。
隨著集體學習的深入，很多外國研究機構都試圖通過對中共領導層集體學習內容的研究，來探尋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方向。今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智庫：面對變化中的世界」國際研討會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智庫都對中國決策層的集體學習制度倍感興趣。「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特例。」高培勇說，「歐美國家的研究者很難想像有這樣一種學習形式，他們的智庫都是上趕著遞交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中國的決策層卻主動集中在一起專門學習。」
在民間，「中南海講堂」也吸引著普通民眾的眼球。中南海講師的來歷以及媒體披露的內容，都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現在人們關心的是，下一堂課誰會走進中南海，又會講些什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