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近日，檢察日報刊載文章《從審判薄熙來案看證人出庭作證》，法學博士回應薄熙來案證人大多未出庭作證爭議，現將全文摘錄如下：
法學博士回應薄熙來案證人大多未出庭作證爭議薄熙來案審判中，法院通過微博將庭審情況向社會進行了及時公佈。公眾通過這一途徑對案件的審理過程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也對此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評論。作為一個法律人，筆者對此深有感觸，該案昭示著我國主動接受社會對司法工作監督的態度和決心，也預示著我國司法工作將進一步邁向公開和公正。
通過微博，我們看到了一場精彩的訴辯角力。公訴人舉證有力，辯護人辯護也不失精彩。具體到庭審中被議論得較多的，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有人認為，薄熙來案在審理過程中，控方過多地依賴書面證言，證人大多都未出庭作證，這是控方證據鏈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
對於證人作證，我國刑訴法主要有如下規定：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第188條，經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第190條，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法院如果認為有必要，經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如果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可以宣讀其書面證言。許多人認為，我國庭審中證人出庭率太低，如該案中大部分證人就未出庭作證，而只是由控方在庭上宣讀了其書面證言，這種做法不能保證證人證言的客觀性。但其實我們應當知道，該案在正式開庭之前是舉行了庭前會議的，對於必須要出庭作證的證人名單，是得到了控、辯雙方一致同意的。而對於不出庭的證人，辯方並未提出意見要求其出庭。因此，控方在庭審中宣讀這些證人的證言並不違反法律要求和被告人意願。
許多人在批評我國庭審中證人出庭率太低的時候，都會引用西方國家證人出庭率高的現象。但他們忽略了在西方國家，如美國，由於其人口基數小，刑事案件的總體數量遠遠小於我國。在此基礎上，刑事案件90%都是通過辯訴交易完成，只有極少部分案件進入正式庭審程序。因此能夠保證較高的證人出庭率。我國沒有實行辯訴交易制度，在人力、財力現狀所不允許的情況下，要求所有刑事案件實現非常高的證人出庭率是不現實的。
此外，僅僅因為證人未出庭而否認證人證言的客觀性也是草率的，因為公訴方提出的證據中，證人證言僅僅是整個證據體系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書證和其他證據。公訴方所宣讀的證人證言能夠與其他種類的證據互相印證，就足以證明證言內容的客觀性。而薄熙來對於證人證言中所指證的貪賄、濫用職權等事實一概予以否認，但在控方紮實的證據體系證明下，其否認是很蒼白無力的，以至於還提出有的證人是因為「情愛糾葛，因愛生恨」或者是因為證人為了「立功減刑」而污蔑被告人。實際上，案中許多問題是可以憑經驗法則來判斷的(如對薄熙來辯稱的對薄谷開來在法國買的別墅和證人王正剛所述500萬的事情毫不知情等事實的判斷)。
(作者為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訴訟法學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