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北京民警王輝住在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鄉岳各莊民警家屬院，3年前面臨拆遷。因為沒有達成拆遷協議，他和另一位鄰居至今沒有搬走，成為院子裡最後的住戶。3年來他戰戰兢兢，就怕那些「打算拆他們房子的人」搞突然襲擊。他說：「我一個人民警察，連自己的家都保護不了，還能保護老百姓麼?」
據中國週刊報道，當了幾十年民警，王輝最害怕的事兒，是半夜聽到狗叫。
一旦院子裡那兩條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會躥下床，查看電腦上的實時監控畫面，拿手電筒朝院子漫無目的地掃射，同時大聲喊話，既為警示「來訪者」，也給自己壯膽。
儘管四周林立的高檔住宅樓早已入住居民，小區入口的門衛全天輪崗，但他依然戰戰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們房子的人」搞突然襲擊。
3年前，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鄉岳各莊民警家屬院面臨拆遷。因為沒有達成拆遷協議，他和另一位鄰居至今沒有搬走，成為院子裡最後的住戶。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個「釘子戶」。
「違章建築」
這是一幅不太和諧的畫面。
位於岳各莊橋北的中堂小區，是個新建的商品房樓盤。爬上任意一棟20多層的樓，眺望小區內部，都會看到樓下整齊的綠化帶、古色涼亭、鱗次櫛比的轎車，以及一座雜草叢生、殘垣斷壁的小院子—王輝的家。
王輝驅車進入小區時，警衛亭身著紅色西式禮服的保安，沒有敬禮，反而投來警惕的目光。小區車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著碎磚和生活垃圾，幾段凹陷處留下草草填補的痕跡。
「當時開發商要挖溝隔離院子，被我們阻止了。」他解釋道。現在，院外西側還立起一排藍色鐵板，阻擋著路人的視線。
這裡如同震後廢墟般荒涼破敗。
掉漆的木質院門咧著大口子，旁邊潮濕的牆磚，輕輕一扣，便像糟木頭般簌簌掉渣;小院東側屋子只剩拆後的殘骸，唯一半堵搖搖欲墜的牆，還是他們後來撿廢棄磚頭和石塊壘的;散落的二十多個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發電機，證明這裡曾經斷水斷電;他屋子的牆壁，剛剛粉刷過，水漬卻已經蔓延到床頭—這裡是小區地勢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會積水。
儘管過著「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輝和鄰居大張目前還沒有搬走的打算。
王輝介紹，他們所居住的岳各莊第九街區397號院，70年代成為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岳各莊派出所辦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遷，院內的房子分配給分局住房困難的民警使用。
「這棵白蠟樹，還有之前的核桃樹，都是我家老爺子和同事親手種的。」大張告訴《中國週刊》記者。他父親已經退休，曾是最早在這辦公的民警，當時只有五間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車棚和廁所。後來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樹被砍，那棵已經幾十年的白蠟樹，如今依然枝繁葉茂。
90年代初，王輝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下轄的派出所。
因為沒有居所，單位先後給他安排了家屬院兩間10多平米的屋子作為住房。當時，11間房裡的9戶，有8戶是豐台區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屬(另一戶是因個人原因與後來一戶民警換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單位補發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賃合同—因為套著一層皮革外皮，民警們約定俗成地稱之為「內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為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輝。
王輝說：「水費、電費、房租和後來的住房補貼，我們的工資單上都有記錄。」作為無房職工，目前正科級的老王本應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為住房實際面積沒有達到該標準，不夠的面積，單位會折合成一定的金額補給他。按著他的理解，一旦真面臨拆遷，也是他和單位之間通過內部協商解決。
直到2011年下半年，區裡下發了會議文件，就岳各莊居住東區五期土地一級開發項目拆遷問題做出指示：區教委和區公安分局分別對地塊內滯留的9戶教委職工和2戶分局民警繼續做好動拆工作。如不能達成協議，由區城管大隊依據相關規定，於「兩會」後組織相關部門對違章建築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戶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輝和大張的父親。當時，民警院的其他住戶都已經搬走，兩家人成了滯留的「釘子戶」。
「住了20多年，我又沒有私搭亂建。」王輝說，「結果成了違章建築。」
為什麼當釘子戶
作為老警察、老黨員，王輝還是有覺悟的。
早在2000年，豐台分局東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開始建民警家屬樓。當時，王輝和妻兒、老人擠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領導反映居住緊張的情況，想申請一套樓房。負責人告訴他，因為他有了岳各莊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這一次的分房待遇，讓他等待岳各莊的拆遷。他便安心工作，沒再提這事兒。
2009年，兒女面臨小升初。為了有個好點的學習環境，王輝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請一套經濟適用房的指標。分局的回復是：你就別管了，等拆遷進行房屋置換吧。這次，他留了電話錄音。
「我畢竟受黨教育這麼多年，知道服從大局。」他描述當時的心態，「所以還是選擇相信組織，依靠組織。」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莊一帶開始拆遷。和領導談話時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產權不是分局的，是盧溝橋鄉的。但分局承諾會負責和各方協調安置。他覺得不對勁兒：「產權不是單位的，能給我們發內部房本，還給住房補貼?」他將疑惑提了出來，卻並沒有得到正面回復。
分局領導曾問他，想要多少錢，多少套房?他一直強調「按政策來」，絕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國進行了房屋改革，人們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子。公務員、事業單位及國企工作人員，都可以付出少量現金，將單位租給自己的房子，化為自己的產權。當公租房被拆遷時，之前的租房戶都會獲得產權歸屬自己的房子。
但王輝多了個擔心。私下裡聊天時，有人告訴他，給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審批手續不全，產權方是岳各莊村委會，「都是小產權房」，而且要等幾年之後才建成。他將很難拿到房產證。
王輝的擔心，來自近年來北京市對於小產權房嚴厲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鎮居民，跟村民還不一樣，如果哪天村裡不讓住了，我就無家可歸啦。」
民警院的安置房距其1000多米，位於當地民岳家園小區外側，是一幢10多層高的獨樓。
9月底，《中國週刊》前往探訪時看到，該樓已基本建成，但仍在施工，牆上寫著「岳各莊西區回遷安置房工程」。
在岳各莊村委會，幾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週刊》記者，土地是村裡的，應該是小產權房。
村委會隔壁，有一家村裡辦的地產開發公司。公司一名負責人稱，關於民警院的拆遷安置工程，區裡曾召開多次會議，他也曾到會旁聽。據他所知，安置房還有一兩個手續沒辦完，但應很快可辦好。對於該安置房性質，他表示難以確認是否是小產權房。
《中國週刊》記者致電該安置房的開發商京大崑崙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工程部一名王姓負責人稱，據他所知，手續正在緊鑼密鼓地辦理，一辦完就肯定就會有房產證，但何時能辦完，他無法確認。
這種說法王輝在今年5月份也聽到過，當時開發商與他談判拆遷事宜時，也承認有部分手續沒辦完，正在緊鑼密鼓地辦理，何時能辦完，則無法給出保證。王輝還錄下了當時的對話。
王輝曾就產權問題，咨詢過北京中潤律師事務所的許榮律師。許榮介紹，此外，按目前法律規定，建在集體土地上的小產權房是不允許面向城鎮居民的。開發商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本末倒置，承諾補辦手續，存在欺詐嫌疑。如果未達成一致，老王完全可拒絕離開。
就這樣，王輝下定決心，當上了他們說的「釘子戶」。
「你們連警察都敢打?」
如果這是一場拔河比賽，也早已分出勝負，哪怕繩子一端站著的是警察。
2010年8月6日下午3點左右，鏟車和幾十個手握木棍、鐵鏈和鏟子的大漢圍在了民警院前。當時，還有多戶民警因為沒談攏搬遷條件而在此居住。
事發時，大張正在屋子裡，聽到門外的聲響，和另外兩戶鄰居趕緊跑了出來。對方已經砸開院門，踹開幾戶住戶的門鎖。
來不及做出反應，有屋子裡的傢具物品就搬出了大半。有人竄上房，正拿大錘子砸屋頂。那是一位市局退休老幹部的屋子，常年無人居住。對方似乎提前瞭解情況，先在此下手。
據大張回憶，最先趕到的鄰居豐台西局派出所民警陳院剛，為阻止強拆，一邊喝止一邊坐在了該屋的窗台上。一個為首的大漢見狀，下令：「弄他!」五六個手下衝上去把他拖走，用擒拿手法按著腦袋、背扣著雙手，「如同警察押犯人一般」，拽到了空房的角落，拳腳並用，圍起來毆打。
另一位住戶看不下去，在幾米外喊道：「還有沒有王法，警察你們都敢打?!」沒人理睬。
當值班的王輝急匆匆趕回來時，院子西側的平房已經被鏟車推掉了一半。而陳院剛屋子裡的所有家什都被扔到了路邊，打人者已經散得差不多了。
一幫人正在拆西牆。老王要求出示手續，對方告知：「沒有。」隨後，接到110報警的警車到了。對方才漸漸散去，而且對打人一事拒不承認。警方告知雙方，得先談，談不成去法院解決。眼看沒法現場解決，他只得先帶著陳院剛去取醫院開診斷證明，隨後又去派出所做傷檢，錄筆錄。
第二天，《新京報》以《警方公房遭拆民警阻止被打》為題披露此事，並在頭版醒目位置刊登標題。8月8日，《京華時報》第8版社會熱點，以《警察住房遭強拆起衝突》為題進行了整版報道，稱有目擊者看到陳院剛被打是還穿著警服。人民網、新華網等各大媒體進行了轉載。
「嘿!網上一片叫好聲，有人留言，說狗咬狗，活該!」大張咧著嘴苦笑，「可見老姓心裡，警察在拆遷的時候，扮演的不是啥光榮角色。」
京華時報記者曾聯繫上陳院剛，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領導答覆。而豐台分局對該記者表示，岳各莊民警家屬院產權屬於盧溝橋鄉岳各莊大隊所有，上世紀70年代暫借給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遷後，分局與村委會協商，房屋以租賃形式分配給住房困難的民警。隨後記者又試圖聯繫開發公司，未果。
接下來的幾個月，包括挨打的陳院剛在內的4戶住戶，陸陸續續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額外的6萬元獎勵，加上安置費、搬家費一共十多萬;有的人擔心自己另有多處房產，被分局調查;還有人得到提職稱的口頭承諾。」王輝說，「這是後來見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著與開發商簽署的安置房協議，去公證處公證，對方告訴他手續不全，沒法公證。這位鄰居曾與老王、大張談起此事，後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們基本都另有房產。王輝和大張家毫無退路，除了這裡，他們再沒有別的住處。
王輝那份租賃合同中曾專門增加了一條「因公共利益需要徵收時，自房屋徵收決定發佈之日起，本合同自動終止。」
「四周的樓房封頂入住後，我曾詢問過多位中堂小區的業主，都得到確定回復，他們買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認為商品房與城市建設、公共利益性質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話不說，服從大局。」
《中國週刊》記者致電中堂小區售樓處詢問。接線員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樓盤都是商品住宅房，還有部分是商用寫字樓。
曾接受過王輝咨詢的北京中潤律師事務所的許榮律師解釋說，商品房開發不同於合同條款提及的情況。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質的徵用，「也必須達成安置的一致意見，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後，王輝有種「被出賣了」的感覺。
大張說，快八十歲的父親和分局領導談話之後，失魂落魄的。嘴裡一直念叨：「變了，不一樣了。」
「警察是工作，釘子戶是生活」
身為警察，王輝更能理解拆遷二字，對雙方都意味著什麼。
20多年裡，他曾四次因拆遷產生的糾紛出警。
最緊張的一次，是涉及豐台園博園地鐵輔助項目，張家村地段市政建設工程。當地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不願意走，後來斷水了。因施工過程中發生矛盾，拆遷公司要進行強制拆遷。雙方在工地對峙。
接到報警後，王輝和一名同事趕往現場。氣氛很緊張，一邊挖土機繼續工作，同時有三十多個拿著棍子、鐵鍬的大漢盯著對面的大雜院;而門口一幫拆遷戶，大多是老人，有二十多個，手裡也握木棍甚至菜刀。
一到現場，王輝就舉著攝像機邊拍，邊高聲說道：「都別動手，誰先打架就帶走誰，承擔法律責任。」這話一般都能起到效果。隨後，他們會告知雙方拉開距離，各選一個代表，找個屋子坐下來協商。
那天早上到傍晚，他一直在現場盯著，有三次話不投機又要打，都給攔下了。最終，沒能談出成果。老王讓兩個代表互換手機號，有時間及時溝通。談不成，再建議去法院打官司。
「這種事，警察得第一時間制止衝突發生。」他解釋，「說話、態度都得客觀中立，特別謹慎。現在老百姓都有手機，不能給單位找麻煩，影響政府和公安機關形象。」
「反正我都這樣處理。」他補了一句，「別人就不好說了。」
2010年警察被打事件後，院子裡的水，電都斷了。他有時候去朋友家借，或者到單位打點，實在沒轍，甚至去永定河直接灌幾桶回來。而大張常去附近加油站的廁所取水，喝了快兩年才知道，那都是不能飲用的中水。他花兩千多塊買了個發電機，這才能維持洗衣做飯等供電問題。前年「7.21」暴雨，屋子裡的積水沒過了膝蓋。冬天沒暖氣，就燒蜂窩煤，王輝經常連著值兩天班，晚上回來爐子早熄了。有幾次大張推門找他，看見王輝正縮在被窩裡直哆嗦。
最大的問題，還是來自強拆的威脅。2011年夏天，一幫紋著身、光頭露膀子、帶著大金鏈的人，帶著施工隊過來，要在院子外面砌牆。50多口子，各個身穿迷彩服，帶著頭盔。還開了輛挖掘機，要在院子外面挖深溝，把唯一的土路給斷了。
當時王輝剛出完警，接了鄰居的電話，警服都沒脫便趕了回來。
剛趕來時候，王輝看見一輛警車駛出小區。得知大張已經報警了，他直接給該次出警民警打了電話，質問：「你叫什麼名字，你是來出警的嗎，你警號是多少?」對方尷尬的解釋，是去找開發商瞭解情況。然而開發商的位置與警車駛出方向是相反的。
反覆抗議未果後，王輝索性爬上了屋頂，拿出DV一邊拍一邊喊：「你們這是違法行為!」下面的人不為所動，各忙各的。王輝先打了110，然後又撥市政熱線反映情況，電話加起來足有十多次。大張前去阻止施工，被打。
警察又來了，在遠處晃悠，打了一陣，老王喊了半天：「打人了，警察怎麼不管!」這才走上去給拉開。
「到現場首先得制止違法行為，調查取證。他們這些表現，輕了說是不作為，重了說叫瀆職!」王輝瞪著眼說。此前還看到過出警前來的一位警察帶著一位保安過來了。「接到出警任務，一般得派兩個民警，一個警察帶一個保安是違規的。」他解釋說。
後來，幾名領導來了，一個領導衝他喊：「老王你怎麼上房了!」
他一下就火了：「我上自己家的房子，礙著別人了麼!」
下面喊：「局長來電話讓我告訴你，一定要冷靜。」
老王回答：「我一直很冷靜，從始至終沒阻攔他們，沒有過肢體接觸，只拿DV拍。」
整個交流過程，他都堅持拍攝不中斷。用他的話說，這叫保留證據，避免遭受不白之冤。為此，他早就特地買了個DV和卡片機。
後來，大張的妻子急得爬上一棟高樓，以跳樓相逼。來了五輛消防車，好幾個分局領導在樓下好言相勸才下來。一位負責後勤的政委找過開發商，要求恢復院子供電，對方告知，這事不歸他們管。後來是消防兵用工具把電箱撬開，才拉上電閘。
他曾接過一個自稱是區法院工作人員的電話，要求老王過來和開發商談談拆遷的事兒。他直接問道：「開發商起訴我了?」對方告知，沒有。「不對吧，除非雙方之一向法院提起訴訟，不然用不著法院參與協調吧。」對方吭哧了一陣，掛了電話。
這場拉鋸戰似乎還得耗下去。
前些日子，土路上突然堆起幾塊大石頭，王輝和大張給搬開了。院子鎖已經換過十多把，因為鎖芯時不時就會被細石子兒給堵上。屋子的窗戶，動不動就會被砸碎。為此，王輝在院子外面按了個攝像頭，連著屋裡的電腦，隨時監控。半夜上廁所，得走六七百米外到市場裡的公廁。他得穿過沒有路燈的荒地，為了安全，一直開著手機的錄音。
別看王輝是個堅決的釘子戶，可從沒影響他的警察工作。
二十多年，他從未遭到過投訴。一個月平均下來得出警100多次，常常忙得兩天不睡覺。帶醉漢回家，勸阻夫妻打架以及阻止群毆事件，是他的家常便飯。此前，他本在離家較近的豐台鎮派出所工作，現在卻被調往離家更遠的盧溝橋派出所上班。50多歲了，同齡人都基本都開始調到副處級別，他還是正科待遇。
作為老民警，他經常被派去安撫情緒激動的上訪戶。不過，每當這個時候，他心裡就滿不是滋味：「沒逼到那份上，誰願意上訪呢。」
他解釋道：「警察是我的工作，釘子戶是我的生活，兩者互不衝突。」
「爸，您做了半輩子警察，為什麼還受到黑社會打擊報復?」
女兒這句話，讓他很難受。
「孩子早熟，看待問題容易片面。」他歎了口氣。他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家人，女兒升入高中，和妻子一起住在姥姥家。妻子身體不好，他沒也法提供更多的照應。
他身邊的一些民警，常常告誡他注意安全，「我們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多理解點」。
每年春節那幾天，他都沒怎麼歇過，帶著聯防半夜裡巡邏，維護治安，警惕燃放爆竹導致的火災。如果除夕能歇上一陣，就去孩子姥姥家吃年夜飯。但一家三口半夜會回到院子一趟，放幾掛鞭炮，然後他再把娘倆送回去—他自己得回來住，岳母家也只有70平米，五口人住不下。
女兒告訴他，高考準備報人民公安大學，以後當個警察，卻沒說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