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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曾有人問起，國家領導人和夫人出訪服裝究竟由誰選定?76歲的中國外交部前禮賓司代司長魯培新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予以了解答：國家領導人和夫人出訪或接待來訪時的服裝都是自己選擇決定。12月17日，《中國經濟週刊》刊載外交部禮賓司前代司長魯培新口述文章，解密中國外交的台前幕後。
外交部各司主要可以分為兩大塊：地區司和業務司;地區司是將世界分成幾個大洲，如亞洲司、歐洲司、北美大洋洲司等;業務司包括國際經濟司、新聞司、禮賓司、領事司等。打開電視，在《新聞聯播》中看國家領導人出訪和外國領導人來訪的畫面：握手，歡迎儀式，會談……除了核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的交流，短短幾個鏡頭背後，還要牽涉到大量的禮賓工作：日程安排、宴會、專機、安保……外交部禮賓司就是協調這些工作的重要部門之一。
外交無小事，涉外禮儀更是如此。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的外交形象，一方面是領導人氣質的自然流露;而另一方面，外交工作人員的悉心準備和服務也功不可沒。這其中，以負責國家領導人的出訪和外國領導人的來訪為主要工作的外交部禮賓司，正是其中的焦點。魯培新曾經表示，雖然具體選取什麼服裝有領導人本人決定，但在國家領導人出訪活動正式開展之前，禮賓司一般會派出一個先遣組「打前站」。先遣組的工作內容包括：確定領導人的訪問日程、考察訪問地點、商議接待儀式、保障訪問安全等。其中，對夫人即將出席的場合，先遣組也必須打探清楚：是什麼場合?有哪些人參加?需要講什麼話?等等。待先遣組回國後，一般都要親自去領導人家中進行口頭匯報，「具體服裝領導人自己準備，但我們一定要通氣」。
魯培新還曾提到，1989年5月時，中蘇兩國外交部的禮賓司曾經「導演」了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過程。當時，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鄧小平定調：只握手，不擁抱。於是魯培新與蘇聯打前站的禮賓司長談了這個情況。其中說話的方式也很考究，不能明說。魯培新當時的說法是：「我們東方人見到朋友，傳統的禮節是不願意皮膚接觸皮膚的，握手是西方人的習慣，我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接受，但擁抱的習慣我們還沒有。這是中方關於兩人見面一剎那的安排，很重要，這是我們中方的正式意見，希望轉達給戈爾巴喬夫本人。」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會面前，魯培新還特意又提醒了對方一次，該握手時不要擁抱。結果也正是如此。戈爾巴喬夫見到鄧小平時很熱情，但沒有擁抱，可是握手的時間很長，身旁有工作人員看表，記下時間長達35秒。魯培新回憶起這段往事，就感慨：「那時，我們都是導演。」
以下是《中國經濟週刊》刊載的外交部禮賓司前代司長魯培新口述文章。
國家領導人和夫人的出訪服裝都是自己選定
包裝形象的服裝也能反映一個國家在外交上的文化：歡迎宴會會明確要求穿正裝或禮服出席，外交使節在遞交國書時，會穿自己的「國服」——如中東國家的大使會穿長袍、戴頭巾，早年我國駐外大使在向駐在國遞交國書時都是穿中山裝，這是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因為中山裝可以一下子將我們跟日本人區別開來，後來才漸漸演變成穿深色西裝遞交國書。我們在駐外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的時候，男士都穿中山裝，女性則穿旗袍。
2001年上海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各國元首在照「全家福」時穿的唐裝，就很能體現我們的民族特色。
往屆APEC峰會的「全家福」合照，經常出現主辦國的民族服裝，如菲律賓的「巴隆」、智利的「查曼多」、印尼的紗籠等。明年，第二十一次APEC峰會將在北京舉行，不知道是否會延續這一傳統，或許可以選擇中山裝、旗袍或者在此基礎上改良的民族服裝。
很多人問過我，禮賓司有沒有為國家領導人和夫人設計形象的部門，答案是：禮賓司沒有負責這類事務的部門，國家領導人和夫人出訪或接待來訪時的服裝都是自己選擇決定。
曾被克格勃盯上的外交人員
1955年，周恩來總理倡議、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成立了外交部直屬唯一培養外交外事人才的高等院校——外交學院。
我是外交學院本科的第一批學生，學的是俄語，1955年入學，1960年畢業，分配到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當時中蘇關係已經開始緊張起來。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6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中共中央6月14日對蘇共中央的覆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下稱「25條」)，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以及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戰爭與和平等問題，闡明瞭自己的觀點，作為對中蘇兩黨會談內容的建議，總計25條。這25條建議，蘇聯官方已經收到，但蘇聯普通民眾更關心，很多人想要看到文字材料。
俄譯文的「25條」在國內用蠟紙打好後，由專門信使送到我駐蘇聯大使館，連夜印刷了幾百份，每一份像雜誌一樣裝訂後捲起來，外面包上一張紙，寫上收件人姓名、地址，然後我和其他4名同志被委派到自己熟悉的場所去發放。我自己開的車裡裝了二三百份「25條」的刻印本，連續發放了一個星期。
散發材料的過程中，我們被克格勃盯上了。隨後，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使館，稱我們幾個人干了「與身份不符合的事，繼續留在蘇聯是不適宜的」，是「不受歡迎的人」，要將我們驅逐出境。
在外交上，「不受歡迎」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詞彙，但是在國內看來，我和同伴是完成了光榮的使命。經外交部向黨中央報告並獲同意後，我們在1963年6月底回國。
回來可「受歡迎」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會，《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報道歡迎會的消息，非常榮幸，周恩來總理還接見了我們，那會兒我剛26歲，真是到了人生的一個高潮。周總理表揚我們工作出色，任務完成得好。
周總理非常關心我們幾個人的工作去向，我們說服從組織分配。陪同周總理接見我們的是當時負責蘇聯東歐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周總理說，你不是在駐蘇聯使館做迎送工作嘛，就到禮賓司吧，對口。這樣，我就到了外交部禮賓司。有人開玩笑說，我這工作是「最高分配」。
只服務兩位國家領導人和駐華使館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其中20多年是在禮賓司。禮賓司是外交部重要的業務部門，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為中央領導人的外交禮賓活動服務，二是管理外國駐華使館的禮賓工作。
第一部分職能，準確地說，只為兩位國家領導人——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外交禮儀服務，如他們出訪時的總日程、訪問名單、歡迎儀式、宴會、會談等;也負責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時的相應禮賓工作。
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的涉外活動則分別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外事局負責，不屬禮賓司職責範圍。各部委級領導中，只有外交部長的涉外禮儀由禮賓司負責，其他也都由各自的外事局、外事辦等負責。
以兩位國家領導人出訪為例，要涉及大量的組織工作，禮賓司要匯總所有陪同及隨行人員名單，與民航方面確認專機任務，與公安部門確定安保工作，詳細寫出整個出訪的日程，包括每個人的出發時間，乘車時排隊的車號，到目的地後住處的房間號……原來每次出訪前都有個萬能字典樣的小冊子，代表團人手一冊，整個行程中需要不時拿出來看看。當所有日程安排好時，禮賓司司長(有時是副司長)還要帶一兩個人先去出訪國打前站，將訪問日常的大概情況發回，電報要抄送中央領導人，再將反饋意見集中，在正式出發前發給我駐訪問國使館。這樣一來，禮賓司長、副司長就非常忙碌，一年到頭要不停地出國。
目前已與中國建交的172個國家中，有160多個在中國設有大使館，加上聯合國系統組織駐京代表處——工作在這裡的人們都有外交特權與豁免，這些使館和機構分佈在北京的三個使館區——建國門外、三里屯、亮馬河，外交部禮賓司對它們履行第二部分職能，譬如這些國家的新大使到任遞交國書、每個使館每年舉行一次自己國家的國慶招待會等相關禮儀，此外還有一些涉及到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事項，如進口煙、酒、汽車等通關免稅，事務不少。
針對以上業務，在禮賓司設有出訪處、來訪處、使團處、大型活動處——主要負責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的禮儀工作。
尼克松訪華，周總理為接待定調：不冷不熱
禮賓司的業務是從細微環節表現大國的政策，是通過這樣一種手段達到為外交工作服務的目的，創造一個軟環境，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有政治考慮也有技術安排，但政治為先——因為兩國禮賓方面的任何事情都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這很重要。
周總理曾跟我們提過，禮賓要為政治服務，要為外交政策服務，要我們有政治頭腦，通過禮賓活動反映政治，反映政策，反映兩國關係。
兩國關係的冷熱程度首先表現在禮賓安排上。誰去接?誰去送?誰來會談?中間禮儀都可能也有變化。禮賓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關係好了，接待熱情點，關係不好，規格上就簡單一點，
1972年尼克松訪華，周總理給了十六個字：「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待之以禮，不強加人。」這都是禮賓業務範圍遵循的原則。
尼克松來主要是談兩國關係，那是政治。但接待上要表明立場，不能熱不能冷。不能熱是因為兩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能冷是因為這回是尼克松自己要來，包括之前的基辛格秘密訪華，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有一定的熱情，禮儀上要給點「熱度」。
歡迎宴會上奏的席間樂是周總理親自定的三首美國歌曲：《美麗的亞美利加》、《牧場上的家》、《草場上的火雞》。《美麗的亞美利加》是尼克松最喜歡的曲子，《牧場上的家》是尼克松家鄉得克薩斯的曲子。周總理親自到人民大會堂聽我們的軍樂團演奏練習，原因一是歌曲演奏的背景很重要，另一個是尼克松本人音樂造詣很高，必須拿出高水準。
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只握手不擁抱
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當時我是禮賓司副司長。那是比較微妙的時候，1989年中蘇開始恢復兩黨兩國關係，我們要求他們解決影響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第一，邊界陳兵百萬，你得撤兵;第二，停止侵略阿富汗;第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為也得停止。這三條如果蘇聯有所改進，我們歡迎戈爾巴喬夫，蘇聯為此也做了不少努力。
禮賓接待過程的拿捏，鄧小平做了具體指示。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是世界關注的大事，但是從中蘇關係來看，還沒有恢復到「結盟」，所以鄧小平說在禮賓安排上要適度，但是不要過熱。他說，我和戈爾巴喬夫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請外交部禮賓司同對方談禮賓安排時講清楚。
這事落到我的身上，我就跟對方外交部打前站的禮賓司長談。不能直接說，得巧妙點。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這樣談：「我們東方人見到朋友，傳統的禮節是不願意皮膚接觸皮膚的，握手是西方人的習慣，我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接受，但擁抱的習慣我們還沒有。」
我跟對方說：「這是中方關於兩人見面一剎那的安排，很重要，這是我們中方的正式意見，希望轉達給戈爾巴喬夫本人。」
對方說：「我明白你建議『不擁抱』的意思。」兩人哈哈一笑。會見前我又提醒了對方禮賓司長一次，該握手時不要擁抱。見面時我們緊緊跟在戈爾巴喬夫後面，心裡想，千萬別擁抱，別擁抱。這時，我們都是導演。
戈爾巴喬夫見到鄧小平時很熱情，但沒有擁抱，可是握手的時間很長，身旁有工作人員看表，記下時間長達35秒。鄧小平說，我等了你三年，終於等到了，今天在這裡見到了你。
這次會見定下八字方針：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中蘇關係開始新的一頁。鄧小平算了一個領土賬，一個意識形態賬。他說，中國百年來的歷史是受侵略的屈辱史，沙俄占的利益最大，德國日本都比不了。你們沙俄是得利最多的，東北和新疆那麼大面積的土地，你們欠了我們一筆領土債。第二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都沒有固定模式，我們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過去「九評」，我們講的都是空話，沒有具體的東西，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也不清楚。該講的講了，兩個大國不能不友好，不能天天打架。
會談中，戈爾巴喬夫頻頻點頭同意，他說，您對中蘇關係瞭如指掌，我很受教育。然後就吃飯。飯後與下一場活動之間空餘一個多小時，戈爾巴喬夫通過他們的禮賓司長，找我陪同他在釣魚台散步。他對我說：「鄧小平是我的師長，是我的長輩和老師，我在聽一個長輩和老師講中蘇關係的情況，我受益匪淺。」
東方歌舞團、解放軍軍樂團很重要
在禮賓活動中，文化是很重要的聯絡感情方式。國家領導人出訪或接待來訪時，常常會交換禮物。「國禮」不一定都很貴重，但通常都是有紀念意義的、有文化內涵的物品。今年12月初英國首相卡梅倫來訪，送給國家主席、總理及夫人的禮物，如球衣、手套、網球拍、書籍，都有鮮明的文化特色。
過去外賓來訪，我們都會準備一場文藝晚會，表演中國歌舞，還讓演員學習一些對方國家的歌曲舞蹈。東方歌舞團(現名「東方演藝集團東方歌舞團」)就是為了進行文化外交，由周恩來、陳毅倡導成立的。因為主要面向亞非拉國家，就讓演員學習亞非拉歌舞，派演員到那些國家學習。
那時周恩來總理出去訪問會帶東方歌舞團，外國領導人來訪問時也安排晚會，安排這些國家的節目。那時朱明瑛畫上油彩裝扮黑人演出，非常受非洲友人歡迎。
傳統上，凡是來訪的總統、總理，我們的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都要舉行歡迎宴會，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演奏席間樂，十二三首曲子中必須有來訪者國家的三四首民間歌曲，這也是中國宴會的特色，我們花很大精力來做這項工作。
哪個國家的總統來訪問，我們就搜集哪個國家的民間歌曲，還要重新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非洲國家送來的曲子，我們想要五線譜，但對方只有錄音帶。拿來之後要一遍遍放，我們的解放軍軍樂團一個音符一個音符摳出來編曲，配樂，這是很難的。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訪時，一奏起這樣的曲子，他們特別高興。不少非洲國家的總統在歡迎儀式上聽到解放軍軍樂團演奏自己的國歌非常驚訝，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好的管樂團，就指示他們的禮賓司長，要來錄音磁帶帶回國，以後慶典時就可以播放了。這就是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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