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近日啟動口述史項目，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在復旦大學鮮為人知的軼事被發掘出來。
據《東方早報》報道稱，王滬寧的研究生導師、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陳其人在口述中透露，王滬寧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很會寫文章，很會思考問題，那個時候表現很突出。
談到與學生王滬寧的交流時，陳其人說起王滬寧考研時的一段小插曲：「他來考的時候，複試遲到了，本來是要取消考試資格的，但我照顧他，遲到了大概20分鐘吧，我還是讓他考試了。」
在被問到為什麼遲到20分鐘還網開一面的時候，陳其人說：「因為他初試的文章寫得很好，所以複試遲到20分鐘我也照顧他。」
以下為報道原文：
復旦大學第十宿舍12號樓內，78歲的復旦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簡稱「國務學院」)教授孫關宏在向學生口述歷史，當談起18年前評定職稱的曲折時，他突然毫無徵兆地哭了，那段歷史給他留下的印象太過深刻。
「我們三個被嚇了一跳。」復旦2010級政治學系的劉劍日前回憶起2013年5月和孫關宏做訪談的這段經歷，當時他與另兩名學生想起培訓課上教過，「如果遇到對方情緒比較激動，採訪者首先不要說話，不用勸，就讓他釋放一下。沉默了一會兒，孫老師就及時克制住了。」
走進老教授家中訪談院系歷史的並不只有劉劍等3名學生。為了保留院系真實的歷史，兩年多來，復旦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招募了幾十名學生志願者，對學院離退休教授進行訪談，記錄口述史，相關書稿擬於今年5月結集出版。
復旦新聞學院、復旦歷史系、復旦校史研究室也都使用「口述」的方式來記錄院系發展史。因為傳述人是 「活證」，他們的口述史是歷史最好的證言。
有「口述歷史第一人」之稱的著名史學家唐德剛曾表示：口述史應該記錄「正史」上看不到的，生動具體的生活細節和個人感受。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也認同，應該通過口述歷史去挖掘文本之間不會留下來的歷史，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口述歷史中相互辯證來接近歷史的真相。
然而，時間是口述史的最大限制，不可避免也不可挽回,因此對80歲以上老復旦人的訪談就像考古上的搶救性發掘一樣有必要。
尋找遺失的歷史記憶
為了慶祝政治學系成立90周年和國政系建立50周年，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的院史口述項目從2013年4月啟動，派出12組同學，對老教授、老校友進行口述訪談。國務團學聯分團委副書記葛明星日前說，目前，第三批訪談已經結束，接下來就是「將整理好的口述稿改寫成書稿，我們計劃今年5月份出版一本院史的冊子。」
在復旦國務學院的訪談步入尾聲之際，復旦新聞學院也已啟動口述史項目，由復旦學院黃芝曉和林溪聲老師主持。
不同於國務學院，新聞學院的項目將以研究課題的形式開展。學院主辦的核心期刊《新聞大學》為之特辟口述史專欄。
設立專欄的構思醞釀已久，最早可溯源至本世紀初, 黃芝曉剛從《福建日報》副總編的崗位轉向教學，任復旦新聞學院院長。黃芝曉說：「隨著自己奔向古稀之年，要為復旦新聞學院、為中國新聞教育事業留下一點史料的緊迫感就更強了。」
2011年秋，新聞學院資深教授丁淦林老師過世，他的博士生、新聞學院教授黃旦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發表在《新聞大學》上。
黃旦給《新聞大學》主編黃芝曉講了一段往事：2011年1月，黃旦在探訪恩師時，聽丁老指出，一本刊物上關於復旦《新聞學研究》創刊過程的描述有許多事實性錯誤。
「我感覺這不是小事，就提議說等下學期開學，找個學生來，讓丁老口述，學生錄下整理出來發到《新聞大學》上。」這個提議當時就得到丁淦林的應允，但無奈這一約定被耽擱，直至丁老去世。
因此，黃旦與黃芝曉一拍即合，決定組織學生分批訪問老教師，作為一門實踐課堅持下去，盡可能詳細地記錄新聞學院的發展過程，「一方面，能匯成院史的長流，為中國新聞教育史留下一筆財富;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年輕學生在訪談過程中得到現實的事業心教育。」
除了這些院史、系史項目，2004年以來，復旦校史研究室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也一直在開展或資助口述校史的項目，除了每月一期的《校史》報紙，還包括《李登輝傳》、《顏福慶傳》等多本專著面世。
鮮為人知的軼事被發掘
問：那個時候，您有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學生?
答：政治學系，就是王滬寧咯。
問：王滬寧老師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您覺得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答：很會寫文章，很會思考問題，那個時候表現很突出。
問：他唸書時跟您交流多嗎?
答：有有有，他來考的時候，複試遲到了，本來是要取消考試資格的，但我照顧他，遲到了大概20分鐘吧，我還是讓他考試了。
問：複試的時候您負責面試他嗎?
答：有有有。
問：為什麼遲到20分鐘還網開一面?
答：因為他初試的文章寫得很好，所以複試遲到20分鐘我也照顧他。
這段對話來自國務學院學生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的研究生導師陳其人進行訪談所做的記錄。
在復旦國務學院組織的口述訪談中，許多像這樣罕為人知的軼事被記錄下來。此外，通過訪談對像講述個人經歷的跌宕，時代更迭的風貌亦得以一窺。
1960年，國務學院編寫「毛澤東思想專題」教材，校對工作由學院資料室負責。「校對時有一個錯誤沒發現，其中一條材料是引自人民日報社論《偉大的節日》的，時間是1959年10月1日，但是打成了10月10日。結果印出來之後，就開了全系教師大會進行批判，按規定我要被撤職。」40餘年後，當時的許多細節，復旦國務學院副教授祝啟秀仍歷歷在目，「資料室的曹沛霖老師第一個就哭了，我也哭了，我說『這是從我手上出去的』。結果大家都做了檢討，我就等於『打入冷宮』了，以後在資料室寫個條子都要經過批准。」
類似的故事在那個年代並不罕見，個體口述的記憶碎片折射、拼合出時代集體記憶的圖景。
口述局限：遺忘與虛構
「目前口述史最大的問題是專業人員太少。」這句話反覆被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錢益民老師提及。
「由於口述史學的特殊性，很多成果不被學界認可，研究口述史的專業歷史學者並不多;然而與此同時，口述史研究卻要耗費很多人力，所以必然需要學生志願者。但訪談者如果對時代背景和採訪對像生平瞭解得不夠多，提問就容易不得點。」
復旦歷史學系副教授陳雁為志願者們進行了培訓，重點講解了正式訪談前的準備工作與訪談中的注意事項，並特別強調設計採訪問題的重要性。對於此前全然不瞭解何為「口述史」的劉劍而言，這讓他較全面地瞭解了口述訪談的技巧與方法，「訪談時面對突發狀況才能hold 住」。
口述史學的史料價值本身就被專業歷史學研究質疑，尤其是在校史的研究上，陳雁老師的著作《師道：口述歷史中的復旦名師文化》甚至不能被計入她的學術著作之中。這一方面是由於口述史學客觀存在的「遺忘與虛構等問題」,一方面也是因為很多歸類為口述史的著作並不符合專業口述史研究的規範要求。
但是實際上口述史學並不簡單，它需要大量時間精力的投入與專業的研究人員。陳雁老師的《師道：口述歷史中的復旦名師文化》一書，30萬字，從準備工作開始到成稿在20多名學生的協助下用了整整3年，這並不亞於一本學術專著的寫作時間。
口述史做好更不容易，要對歷史背景、訪談對像有著全面的瞭解，和訪談對像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錢益民老師指出，院系甚至包括自己做的一些口述史項目只能稱得上是記錄而不能作為研究證據，「我做口述史十年，直接可以作為史料使用的只有兩位老師訪談，這要求訪談人有著極其良好的記憶力和清晰系統的表達，大部分的訪談都需要我們多次就一個問題談多次，靠研究者敏銳的發現大量記錄中的線索，才能獲得有價值的信息。」毋庸置疑這對研究者歷史知識、訪談技巧、分析能力都有高要求，更不要說辨析查漏，盡量減少口述中必然存在的記憶的遺忘和虛構問題。也正因此，復旦大學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在做自己的「文革」史研究時，堅持每場訪談都親自參加。
這正是院系的困難之處。雖然國務學院已經請來陳雁老師給志願者培訓，向志願者開放原始資料，明確規範流程，新聞學院也安排了培訓計劃，但是專業素質仍是難以快速解決的問題。
新老對話：本身是創新
儘管復旦的學生志願者在做口述史時可能無法像專業學者一樣專業，但是學生做口述史卻別有一番好處。學生參與復旦校史的歷史研究與歷史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與現實的連結，與老先生們交流，談他們的人生，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受的教育遠遠超過了訪談中呈現出來的東西。80歲的老教師與20歲的青年學子，隔著半個多世紀的光陰進行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對於劉劍而言，除了從老教授的人生閱歷和學術修養中獲益匪淺之外，他還深入地瞭解了院系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只在這兒度過四年的普通學生，參與到口述院史的整理過程，也算是留下了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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