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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大山 (1943∼1997) 【文匯網訊】1月12日,石家莊市作協副主席康志剛在其博客上貼發了習近平的《憶大山》、已故作家賈大山的獲獎作品《花市》和他自己的《懷念恩師賈大山先生》三文。習近平的《憶大山》一文,反映了習近平上世紀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間與已故作家賈大山的深厚友誼,及調任福建擔任更高職務直至賈大山去世,與其十餘年間歷久彌堅的交往,飽含真情,十分感人。光明日報予以轉載,以饗讀者。以下為文章內容:
賈大山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他去世以後,在他的家鄉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個春秋的當代文壇,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認識他、瞭解他的善良的人們,無不在深切地懷念他,許多文學界的老朋友和他家鄉的至交,懷著沉痛的心情,寫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一個雖然著名但並不算高產的作家,在身後能引起不同階層人士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文壇、在社會上能夠得到如此豐厚的紀念文字,可見賈大山的人格和小說藝術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離開中直機關到基層鍛煉,被組織分配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那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原來我曾讀過幾篇大山的小說,常常被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實優美的描述和精巧獨特的構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後,更是經常聽到人們關於賈大山的脾氣、性格、學識、為人的議論,不由地讓人生發出一種欽敬之情。特別是我們由初次相識到相熟相知以後,他那超常的記憶、廣博的知識、幽默的談吐、機敏的反應,還有那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真摯熱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後,第一個登門拜訪的對象就是賈大山。
一個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員陪同下來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問候之後,便開始了漫無邊際的閒聊,文學藝術、戲曲電影、古今中外、社會人生,無所不及,無話不談。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我們卻像多年不見的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題,表不盡的情誼。臨別時,他還拉著我的手久久不願放開:「近平,雖說我們是初次見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後有工夫,多來我這兒坐坐。」他邊說邊往外送,我勸他留步,他像沒聽見似的。就這樣邊走邊說,竟一直把我送到機關門口。
此後的幾年裡,我們的交往更加頻繁了,有時他邀我到家裡,有時我邀他到機關,促膝交談,常常到午夜時分。記得有好幾次,我們收住話鋒時,已經是次日凌晨兩三點鐘了。每遇這種情況,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為了不影響機關門衛的休息,我們常常疊羅漢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頭,悄悄地從大鐵門上翻過。
1982年冬,在眾人舉薦和縣領導反覆動員勸說下,大山不太願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長的重擔。雖說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當起領導來卻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層、訪群眾、查問題、定制度,幾個月下來,便把原來比較混亂的文化系統整治得井井有條。在任期間,大山為正定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護、維修、發掘、搶救,竭盡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劇院、新華書店、電影院等文化設施的興建和修復,隆興寺大悲閣、天寧寺凌霄塔、開元寺鐘樓、臨濟寺澄靈塔、廣惠寺華塔、縣文廟大成殿的修復,無不浸透著他辛勞奔走的汗水。
作為一名作家,大山有著洞察社會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獨特視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華橫溢、析理透澈。對人們反映強烈的一些社會問題,他往往有自己精闢獨到、合情合理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在與大山作為知己相處的同時,我還更多地把他這裡作為及時瞭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為我行政與為人的參謀和榜樣。
大山是一位非黨民主人士,但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人民的命運割裂開。在我們黨的政策出現某些失誤和偏差,國家和人民遇到困難和災害的時候;在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發生局部動亂的時候,他的憂國憂民情緒就表現的更為強烈和獨特。他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係,充分調動各種歷史和文化知識,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合情入理的分析,樂觀豁達的情緒,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時,他更沒忘記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責任,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丑,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我在正定期間,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記得1985年5月我即將調離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我到南方以後,曾經給大山去過幾封信,只是大山甘於恬淡寂寞,不喜熱鬧,未有及時回應。以後我也因工作較忙,很少給他寫信了,只是偶爾通個電話,送上衷心的問候和祝願。我還曾多次讓人捎信兒,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總是說我擔子重、工作忙,不願給我添麻煩。雖然接觸聯繫少了,但我們之間的友情並未隨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與我聯繫較多的同志探詢,密切關注著我的工作情況和動向,我也經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詢問他的身體、工作和創作狀況。每次見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願。
1991年春節,在離開正定6年之後,我受正定縣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鄉——正定。我抽時間專程到家裡看望大山。那時他已主動辭去了文化局長職務,到縣政協任專職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樣豁達樂觀、詼諧幽默,依然那樣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並依然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堅持著他的小說創作。那年,他還不到50歲,正當精力充沛、創作慾望非常強烈的黃金時期。他告訴我,什麼小說在哪個雜誌發表了,什麼小說被哪幾家刊物轉載了,正在構思或寫著什麼,顯得非常興奮。那次相見,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沒能長談,便依依惜別了。
1995年深秋,我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並已做了手術,儘管說手術相當成功,還是給關心他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我不時打聽著他是否康復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見好轉,卻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後來,聽說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擴張治療,能吃進一些流食了。再後來,聽說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做診斷檢查。剛好,我那幾天正在北京開會,便抽空到醫院去看望他。見到他時,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樣,只見他面色憔悴,形體枯槁,蜷縮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兩隻深深凹陷進去的眼球,還依然閃耀著流動的亮光。他看到我進來,立即掙扎著從床上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手,激動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稍微平靜些後,他就給我述說病情的經過。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儘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那次見面,我們兩人都顯得非常激動,因為我知道,惡魔般的細胞,此時已在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面積擴散。我不忍心讓他在病疼之中再過於激動,為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只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農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看望大山。這時的大山,身體的能量幾近耗盡,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體愈顯瘦小,聲音嘶啞,眼光渾濁,話語已經不很連貫,說幾句就要歇一歇。此時我心中已有一種預感——恐怕大山的駕鶴西去為期不遠了。至此,一股悲愴的情緒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緊緊握住大山的手,淚水溢滿了眼眶。這時的大山,卻顯得非常平靜,倒是先安慰起我來。我提出再和他照張合影,他笑著說:「我已瘦成這樣,不像個人樣兒了,叫人看見怪嚇人的呀!」他雖是這樣說,可還是掙扎著坐了起來。這張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別人最後的一張合影。
2月21日,在我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知——著名作家賈大山於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麼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後一眼哪!無奈遠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
(此文來源《光明日報》 最早發表於《當代人》雜誌1998年第7期)
賈大山生平
1943年出生,1997年去世,河北正定人。1964年中學畢業。歷任正定縣文化館館員,縣文化局局長。1971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短篇小說《取經》等。《取經》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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