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青年時報報道，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後，一篇長達千字的所謂「總理遺言」在國內外廣為流傳，文章矛頭直指「四人幫」，引起巨大的政治風波。9日清晨，遺言的真實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長逝，卻來不及留下一句遺言。
在他的家人看來，李君旭不好出風頭，引起軒然大波的「總理遺言」案卻讓他的人生走得艱難，「他一直很堅強，不對命運低頭。」在侄子李長嶺眼中，李君旭是一個男子漢。
追悼會將於2月16日上午10時10分在杭州殯儀館2號廳舉行。
大哥眼中獨立的小弟
1953年出生的李君旭是家裡的老小，父母都是醫生，四兄妹中數他最聰明。母親帶他去西湖玩時，教的西湖詩詞都能很快地背下來。「外祖父是舊式的書生，母親在文學方面積累很深，對他的影響很大。」大哥李君達覺得小弟的文學素養從小就顯露出來了。
父親是當時有名的血吸蟲病醫生，曾受世界衛生組織選拔赴美國學習，當新中國即將成立時，在聯合國工作的他堅決要求回國，這種愛國的情懷也從小影響著李君旭。
李君旭成長在那個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父母傳給他的揮斥方遒的書生性情和愛國情懷讓他一直維持著內心的獨立思想。1966年「文革」開始了，李君旭父親被打倒後關在牛棚，母親淪落洗碗還要挨批鬥，出身不好的李君旭對「文革」有著自己的思考。
當時各個造反派喜歡油印小報發表觀點，剛小學畢業的他也學會了油印技術，有模有樣地「發行」自己的小報。
「自己寫文章針對造反派的錯誤言論發表看法，印成A4紙大小的小報，叫做《小辣椒》，雖然文筆幼稚，但也敢跑到街上發。」讀大學的大哥知道後並不阻止，還挺欣賞小弟的認識，只是希望被欺負時他能機靈地逃走。
「李君旭是個正直、有是非觀的人。」李君達看著李君旭長大，在他看來，能「代言」總理遺言正源於李君旭骨子裡的正義感，並且獲得了周圍人的支持和讚賞。
1975年，李君旭開始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學徒，一年後當他因為偽造「總理遺言」案被突然帶走時，他的師傅冒著犯政治錯誤的風險，連夜騎車悄悄地來到李家告知，「當時整個廠都被要求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師傅還是來告訴我們，可見師徒情分之深。」
1977年春天，受牽連被帶走的父親和友人陸續回家，直到10月份，李君旭才戴著「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帽子回到汽輪機廠。「工廠的領導和同事並不太在意，李君旭就帶著政治錯誤入了黨，後來還當了廠團委書記。」
小夥伴眼中的有才帥哥
李君旭兒時有好幾個小夥伴，其中一個很要好的夥伴是鄰居家的袁中偉。袁中偉在得知李君旭去世的事情後說：「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有些突然，也難過。」
曾經袁中偉家和李君旭家就住在對面，據袁中偉的妹妹袁敏回憶，當時站在自己家的曬台上就可以看見李君旭家的陽台，李君旭也經常到她家玩耍，「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袁敏說。
她和李君旭既是鄰居又是小學同班同學，袁敏說：「他小時候就很擅長寫作文，作文寫得特別好，人也長得帥。」
長得帥又有才的李君旭特別受女孩子喜歡，袁敏回憶到，在杭州汽輪機廠工作時，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其中有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家境又好，還因為喜歡李君旭好長時間都沒有結婚。
後輩眼中值得敬重的人
在父兄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家庭裡，李君旭卻走上了文學道路。早年，年幼的侄子李長嶺路過他居住的6平米亭子間時，常常會看到他在伏案寫作。在汽輪機廠期間，他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啊!龍》，反映了汽輪機廠的新發展，獲得了茅盾報告文學獎。
這位在政治漩渦中蹚過來的叔叔，每個暑假都會帶著李長嶺去錢塘江游泳、騎車去翻越五雲山。
李君旭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儘管在1989年，突發「硬膜下血腫」導致記憶受損，仍會經常念叨「什麼時候能去上班，我想去上班」。
「我每年都要去看他的，不過今年還沒有來得及看，就……」因為職務的關係，青年時報黨總支副書記錢育杭從1997年前後開始，每年都要去李君旭家探望他。
錢育杭記得，當時看到的李君旭只有四五歲孩子的智力，躺在床上，路也不會走，上半身還很偉岸，而下半身好像得了小兒麻痺症一樣萎縮、彎曲。不能正常地走路，只能靠助步器勉強走一段。他離世前住在竹竿巷，家裡裝修過，也挺整潔，有個護工照料他的生活。
每次探望，錢育杭說，她都會和李君旭說會兒話，然而李君旭幾乎不講話，偶爾會有些簡單的對話。比如你問他飯有沒有吃過，他會說，吃過了。你再問他身上有沒有病痛，他會說，腳痛。「你問一句，他答一句。」錢育杭回憶道。然而即使每年她都探望李君旭，到下一年，李君旭卻依舊不記得她是誰。「他好像只記得他原來的朋友。」錢育杭說。
老同事眼中的「鄰家大哥」
上世紀80年代，李君旭從報社掛職到杭州大學宣傳部任副部長。當時宋建勳是校刊編輯部主任，和李君旭共事。他回憶說：「他對自己的要求高，工作很努力，特別喜歡寫作，尤其寫報告文學寫得很有名。」宋建勳至今還記得李君旭寫的一篇報告文學，文章是寫當時杭州大學宣傳部部長童芍素，不過是以童芍素兒子的視角來寫。
宋建勳的記憶裡，李君旭是個愛思考的人，他說起一件趣事，某天李君旭騎著自行車去杭州大學上班，邊騎自行車邊思考，途經寶石路時，因為當時的路正在維修，他卻只顧著思考，沒顧得上看路，不小心摔倒，磕掉了兩顆門牙。
「1米8多的個子，長的很帥。」宋建勳眼中的李君旭是個為人忠厚、善良的「鄰家大哥」。
宋建勳回憶道，那時李君旭的身體狀態就不好了，「他似乎有些低血糖現象，有時會犯暈，有時開會開著開著還會睡著。」宋建勳記得這樣的狀況經常發生在李君旭吃飯前和連續工作幾個小時後。
一年後，李君旭結束掛職後，宋建勳依舊和他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李君旭病重休養的日子裡，他還經常和童芍素去看望他。「那時，他已經不認識很多人了，但見了我卻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因為生病，李君旭的思維和行動有些不協調，宋建勳回憶說，「不過，他還是很努力地拿起筆、紙，想要寫回憶錄，想到一點就記下一點。」停頓了一下，宋建勳說：「蠻可惜的，那麼一個有才能的人，又喜歡寫作，卻很早離開了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每次去看望李君旭，除了帶水果之類的東西，宋建勳還會帶上很多雜誌，「他喜歡看書，尤其是經濟和文化類的，我們帶給他。」
個人史
1953年出生於浙江杭州
1966年「文革」爆發時，小學畢業，印《小辣椒》小報
1969年作為知青來到長興的林場工作
1975年進入杭州汽輪機廠做學徒
1976年寫「總理遺言」，傳遍全國，被帶走審查
1977年釋放回家
1980年代在《浙江日報》社、杭州大學、《東方青年》雜誌、浙江團省委等處工作
1989年顱內出血，導致記憶力衰退
2014年在城東醫院經搶救無效，於2月9日清晨逝世
李君旭與「總理遺言」
2月9日，杭州，李君旭先生的過世，讓塵封已久當年曾經震驚中外的「總理遺言案」再度回到人們的視野。
1976年，那個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年份窗口，「總理遺言案」是如何產生的?當時在國內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為什麼人們願意相信這是真的「總理遺言」並進行瘋狂傳播?
事件起因
周恩來去世，李君旭「書寫」總理遺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隕落，在病房與病魔鬥爭了半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這位擔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國總理的黨內元勳，本應享有國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僅僅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連告別儀式上致悼詞的鄧小平，也在儀式結束後事實上無法進行工作。各大報紙上，懷念總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壓縮，世界各國發來的唁電被要求合併、縮小字號，甚至於報紙的頭條都被「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革命」等有意佔據。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在極為壓抑的氣氛下進行。
2月5日，杭州的幾個熱血青年聚會，議論起了新聞報道的周總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裡」的遺囑。「總理遺囑就一句話嗎?肯定有別的指示被封鎖了」，有人說著情緒就變得激動起來。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也強烈地認為，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但事實上，根據各種記載，處於病重之中的周總理確實沒來得及留下什麼遺言。
想著總要做點什麼的李君旭，在經過幾天的思考之後，一個極為大膽的念頭在腦海中誕生了，「遺言!寫成總理訣別信的口氣!」有了想法，便立刻動起了手來。23歲，如此年輕，還是一個工人，有人不免懷疑，他能模仿出總理的口氣寫出遺言嗎?事實上，李君旭儘管是個工人，但熱愛文學，後來還得過全國報告文學的獎項，父母也是知識分子。並且，他炮製總理遺言還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閱讀仔細揣摩。還找來了任弼時去世時的追悼會紀念冊，參考了「胡志明遺言」。他這份炮製的遺言中，還加入了總理委託鄧小平致悼詞、撒骨灰等細節。甚至還特意把新聞中說的「骨灰撒到海裡」改為「撒掉」這種簡練的用法。
事後影響
傳抄與追查：「遺言」引起巨大震動
當李君旭將這份「遺言」出示給他的幾個朋友，並謊稱這是抄自「某油印稿」時，他的朋友們立刻就被震撼了，進而相信這確實是周總理的遺言。於是，類似文革時期眾多私密流傳的手抄小說，這份「總理遺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現，幾天內風靡全城。它借助著中國人傳統的親朋好友之間頻繁的感情聯絡，借助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郵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經傳遍了大半個中國。除西藏、新疆這些偏遠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萬計的抄本。甚至還有十多家境外媒體播發了這個遺言的消息。
人們興奮、激動，又有幾分緊張，就像在暗夜中發現了火光。在人們被壓抑得窒息的時候，「遺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並肩而行的自行車上，人們交頭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們輾轉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間一談起時局，一談起遺言，也會像磁石一樣立即引為知己。
然而，這份力挺鄧小平的遺言也引起了當時「四人幫」的極大恐慌。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說，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與收繳。凡看過、抄過、傳過「遺言」的，一律要受到盤問。
在東北某省的某個文化局內，局長大人親自坐鎮，召集幾十名幹部訓話，限令當晚二十四點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現的「遺言」是從哪兒來的，不然一個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學，「工、軍宣隊」命令所有的學生都交一份書面保證，講清楚自己同「遺言」有關的一切情況。連理發的師傅，都因涉嫌傳播謠言而挨了批鬥。
但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時的公安部門使出了十八般武藝，調動了現代化的偵破技術來對付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眾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後收繳上來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對最初的謠言，在幾天之內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並同時牽連到了他的幾個朋友及他們的父母數人。經過一系列審查之後，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好「四人幫」倒台，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們就被平反了，因為這是屬於「反四人幫」的行為。李君旭被教育「製造謠言是不對的」後，也被釋放了。
以上，就是這次「總理遺言」案基本的來龍去脈。
背景分析
「遺言」背後
是文革末期躁動的社會情緒
著名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分析了謠言傳播的三個特點：1.「並非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遞，而是通過口耳相傳等私人媒介的方式進行傳遞」;2.「這個信息必須是人們在等待之中的，他滿足人們或是盼望或是恐懼的心理，或符合人們多多少少已意識到的預感」;3.「這個信息對群體來說必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會帶來直接重大後果的」。
從文本上分析，這篇「總理遺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個特點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還是內容上，都符合人們對周總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國務院的事務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戰友，又提出了對未來的展望，十分恰當，符合人們對總理遺言的預期。
進一步分析，對於為數更多的手抄者來說，這份「總理遺言」之所以看上去並不可疑，乃是因為它既暗合了他們的心思，又煽動著他們的不滿。在已經展開「批鄧」的環境下，「遺言」力挺鄧小平，又「曲筆」點出了人們所憤恨的四人幫，自然會受到歡迎。
除去對人事交待的內容以外，「總理遺言」著重提到了文革以後工作重心轉入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時刻，「總理遺言」猶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劍，人們瘋狂傳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說是我國有史以來政治謠言最發達的一年。發達到了在幾億人口中婦孺皆知的程度。這些謠言的矛頭，無一不是針對著把中國拖入十年內亂的極左派。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岩漿，隨時都將噴湧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負重、苦心孤詣的周總理自然成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這種情況下，「總理遺言」中那句發自肺腑「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怎能不讓人們心情激盪?從「十里長街送總理」，到「舉國傳抄總理遺言」，到三月底悼念總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門事件」，圍繞著周總理逝世，中國民眾首次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發起了大規模的自發抗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時期的起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