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3月7日下午15:00，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以下為文字實錄。
[錢克明]: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1倍，人均糧食佔有量增加了100多公斤，成功解決了13 億人的吃飯問題，也為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們的飯碗還不是「鐵飯碗」，要端牢這個飯碗難度很大、任務很重。[15:02]
[錢克明]:從生產看，國內資源環境要素繃得很緊，在「十連增」的基數上「高位護盤」難度很大。我國人均耕地、淡水分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5%，每年還要減少耕地600萬—700萬畝，農業每年缺水300億立方米左右;目前平均每戶農村家庭就有1位青壯年勞動力棄農務工，加之糧食生產的比較效益下降，一些地方農地出現拋荒，今後「誰來種地」問題凸顯。南方部分水稻產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華北平原地下水「漏斗區」不斷擴大、東北黑土層加速流失，「三大糧倉」已不堪重負。[15:03]
[錢克明]:從需求看，消費者需求日趨多樣化，同時滿足「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安全」任務很重。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糧食需求將達到1.44萬億斤，超出目前最高產量2400億斤;對肉蛋奶等動物性產品的消費也將快速增加，需要更多的糧食轉化。此外，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散落後的農業生產方式難以適應。[15:04]
[錢克明]:從市場看，隨著糧價上漲逼近「天花板」，穩定市場的形勢嚴峻。由於生產成本快速增長，從2010年起，我國所有糧食品種價格全都高於國際市場離岸價格。如果糧價繼續上漲突破配額外交稅後的「天花板」價格，我國「入世」時談定的關稅配額「防火牆」將完全失去保護作用，我國現行調控和穩定糧食市場的政策措施也將全部失效。「入世」後不久，我國大豆產業和市場就全面失守，2013年食糖市場開始失守。按目前趨勢，預計10年內，水稻、小麥和玉米將相繼步大豆和食糖的後塵，貿易的國門洞開，完全暴露在國際市場的衝擊下。[15:04]
[錢克明]:為把13億人的飯碗端得更加牢靠，建議：(一)樹立新安全觀。堅守糧食安全的底線，將口糧絕對安全和穀物基本自給作為我國糧食安全的底線，調整統計口徑，不再將大豆、薯類和雜糧等計入糧食安全範疇，利用國際貿易調劑余缺，為國內財政和資源騰出空間。擴展糧食安全的外延，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合理安排糧、經、飼生產，推動種養業協調發展，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肉、蛋、奶、魚、菜、果等高價值產品的需求;同時要考慮種子、化肥等重要生產資料供應安全、糧食流通倉儲等產業安全、國際貿易渠道安全和對外農業投資安全。豐富糧食安全的內涵，要由以數量安全為主向以數量、結構、質量、營養和生態五大安全並重轉變。糧食安全的核心是「能力安全」，為此要強化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抗災減災能力、科技創新能力、儲備運輸能力和國際掌控能力等五大能力建設。[15:05]
[錢克明]:(二)完善政策體系。在國內穀物市場價超過「天花板」價格前，未雨綢繆，根據WTO談判最新取得的「早期收穫」相關條款，抓緊研究制定既符合我國國情，又符合WTO規則的市場調控政策、國內支持政策和國際貿易政策。[15:06]
[錢克明]:(三)健全長效機制。抓緊制定永久基本農田具體實施方案，建立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理順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平衡好保護消費者利益與調動農民產糧積極性兩者關係;加快完善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建立糧食生產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調動主產區政府「抓糧」積極性;細化「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的績效考核制度;強化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政府糧食生產的責任。下一個35年，我國將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最基本的經濟任務，也是最基本的政治任務。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在糧食生產上決不能出現絲毫閃失，在糧食安全戰略上絕不能有任何軟肋，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5:07]
[王光謙]: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關於推進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全力、加快推進改革已成為全社會共識。但在某些領域，朝哪個方向改、怎麼改?還充滿爭議。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屬於當前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領域之一。我們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佈局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成為關鍵性問題。社會各方面爭論的焦點，集中在「集體土地入市」等重大問題方面。為加快推進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我們提出以下五點建議：[15:12]
[王光謙]:第一，應盡快明確政策思路，處理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爭議，很多爭議由此而來。我們不贊成這樣一種比較極端的觀點，即任何企業或個人想到農村取得一塊土地從事「經營性開發」，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或是房地產，也不論是使用存量建設用地還是使用農用地，只要符合規劃，都可直接通過農村土地市場交易從集體經濟組織那裡獲得所需土地;我們也不贊成另一種極端觀點，認為入市土地範圍只能限於農村已有的經營性用地，即鄉鎮企業用地，其他土地一律不能入市，並且經營範圍也要限制。我們認為，應準確把握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度」，對改革方向的偏頗理解只會導致農民利益受損、農業根基不穩，也不利於國家建設。[15:14]
[王光謙]:第二，應盡快消除政策盲點，處理好介於「能夠」和「不能」直接入市之間的「中間帶」土地性質。在現有狀態下，能直接入市的一頭是明確的，即農村土地中的存量和已規劃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能直接入市的一頭也是明確的，即未來城市擴展用地，需先將農村集體土地征為國有土地後才能開發使用。而介於兩種狀態之間的「中間帶」農村土地，即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土地，未來能否保留集體性質?能否直接入市?是不是可以搞房地產開發?這方面政策也宜盡早研究，盡早明確，以確保所有土地得到有效、合理的使用，不會造成發展隱患。[15:14]
[王光謙]:第三，應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努力做大土地「入市蛋糕」。這一問題與前兩個問題直接相關。如果對入市土地範圍不加控制，獲大頭利益甚至是暴利的，可能是那些投機炒家、想住深宅大院的「土豪」和「土地財政」的依賴者。但如果只靠現有的鄉鎮企業用地等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又可能導致入市土地範圍過小，農村土地的現有困局依舊無法衝破，農民還是得不到什麼實惠。我們認為，解此困局的思路，應是統一規劃、優化佈局、綜合整治、改造存量，以此做大「蛋糕」，在保障農民居住、公益性用地之後，經營性建設用地應不會有過小之虞。[15:14]
[王光謙]:第四，應盤活農民資產，努力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近期宅基地轉正話題再度火爆、有關部門再度重申禁令，充分說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是重大問題，也說明宅基地問題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份量極重。大略估算，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宅基地的面積比重佔到50%以上。宅基地的退出——流轉機制和平台建設、包括抵押等在內的用益物權等重大問題與農民財產權利息息相關，應當盡早進行研究，加以明確。[15:15]
[王光謙]:第五，應理順利益鏈條，處理好農村集體土地入市與征地制度改革之間的關係。從範圍上講，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從利益上講，兩者需要大體平衡，一頭高一頭低不可能順利推開。要想順利、平穩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應該先行。處理好農村集體土地入市與征地制度改革之間的關係，做好兩者之間的順利銜接，實現征地補償與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合理安排，對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意義重大。[15:16]
[王光謙]: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之本，發展之基，致富之要。土地問題是農民最大的「民生」問題，土地制度是農村各項制度的關鍵與核心。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項具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重大改革，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第二次「土改」。我們知道1949年的「暴風驟雨」式「土改」催生了新中國，使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我們期望今天的第二次「土改」能使農民致富，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15:16]
[馬蔚華]: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擴展金融服務的受益面。[15:18]
[馬蔚華]: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提出「發展普惠金融」，為金融業指出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普惠金融是一個能有效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其原則是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所有社會主體特別是傳統金融長期以來忽視的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群提供相對平等的金融服務。[15:19]
[馬蔚華]: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對於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我國基尼係數為0.473，連續10年超過0.4 的安全警戒線;城鄉居民收入比超過3，遠高於發達國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發展普惠金融，可以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和創業的機會，逐步縮小貧富、區域和城鄉等一系列現實差距，讓弱勢產業、弱勢地區和弱勢人群能平等地享受金融改革發展的成果，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15:19]
[馬蔚華]:發展普惠金融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國約有4萬個鄉鎮、約6.4億農村人口，還有數量龐大的城市社區，蘊含的金融需求約以百萬億元計，但金融機構空白或僅有一個的鄉鎮數量仍有近萬個。小微企業數量已突破5000萬，假設資金匱乏者占比70%、其中80%有融資需求、且戶均保守需求量為50萬元，則小微信貸市場容量超過14萬億元。此外，上述主體對支付結算、財富管理、保險等其他方面的金融需求也十分迫切。[15:19]
[馬蔚華]:為促進普惠金融發展，提出以下意見建議：第一，放寬市場准入。小微型金融機構扎根於社區或村鎮，開展普惠金融服務具有先天優勢，可適度放寬市場准入、下放審批權限，支持社區銀行、村鎮銀行、信用合作社、資金互助社、小額信貸、消費金融、融資租賃等各類「草根」金融機構發展;同時，鼓勵大中型金融機構穩定或適當增設縣鄉社區的基層網點，引導其發揮優勢，積極參與發展普惠金融。[15:19]
[馬蔚華]:第二，加強政策引導。可對銀行發放涉及普惠金融的貸款在信貸總量、風險權重、不良貸款容忍度、壞賬核銷等方面實施差異化的支持政策，並在稅收減免、風險補償等方面給予優惠;支持金融機構利用技術手段和便捷方式解決好金融基礎服務的「最後一公里」、「最後一道崗」和普通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並鼓勵其對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實行更加人性化的服務;允許運營狀況良好、風險管理能力較強的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等在資本市場發行金融債或專項融資工具，以建立可持續的融資機制;在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過程中，增強創業板、新三板和區域股權市場對小微企業的培植和扶持力度;規範民間金融，引導其在普惠金融中發揮積極作用。[15:20]
[馬蔚華]:第三，鼓勵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互聯網與金融的深度融合、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的優勢互補，可以最大限度地擴展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受益面，是發展普惠金融的必然趨勢。一方面，鼓勵互聯網企業和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創新金融服務方式，滿足社會各階層消費者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各種不同的金融需求，為創新提供空間。另一方面，也要完善金融監管。對同一類金融業務，無論網上網下，適用統一的監管標準，堅守合規經營。同時，通過健全法規、行業自律、普及公眾教育等措施，引導互聯網金融趨利避害，防範金融風險，特別是在技術安全、信息不對稱及流動性管理等方面產生的新風險，切實保護普通消費者的利益。[15:20]
[馬蔚華]:第四，推進信用體系建設。普惠金融的基礎是普惠信用。發達國家之所以對小微企業和普通居民的金融支持具有較高效率，主要原因在於其社會信用體系比較健全。我國可借鑒國外有益經驗，根據《徵信業管理條例》在全國加快建立推廣信用檔案制度，政府各有關部門應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個人與企業信用基礎信息數據庫，最大程度地減少金融機構和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奠定發展普惠金融的基礎。[15:20]
[林毅夫]: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應對不利外部環境深挖中國經濟增長潛力。[15:25]
[林毅夫]:對 2014年的世界經濟前景，國際上不乏樂觀聲音，而對中國經濟則是悲觀論調居多。實際上，美歐日等發達國家至今尚未施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提升實體經濟的競爭力，以從根本上解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增長疲軟的問題。在新的一年，我國應該有長期應對可能出現的外部衝擊的心理準備，也應該樹立起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信心。[15:26]
[林毅夫]:據世界銀行《2014年全球經濟展望》預測，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僅為1.8%，2014年可能達到2.8%。危機已過去5年，仍未出現過去每次危機過後達到的7%—8%的增長反彈，到目前還沒出現。失業率雖然已經降到6.6%，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如果把退出勞動市場的適齡勞動者也算成失業，美國的失業率仍然超過10%。日本經濟的復甦表象是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催生股票市場的上揚所致，世界銀行預測，日本2013年增速只有 1.7%，2014年則很可能降到1.4%。歐洲經濟也是同樣情形，主權債務危機的疾風驟雨在歐洲中央銀行承諾無限制收購危機國家的政府債券後似乎已經過去，但希臘、西班牙等國失業率高達25% 以上，其他國家的失業率也處於歷史高位，歐元區2012年和2013年的增長率分別為-0.6%和-0.4%，2014年預計僅能達到1.1%。[15:28]
[林毅夫]:自 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2010年至2013年全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4%、9.3%、7.8%、7.7%，國外不少評論家認為這是我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因素造成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可持續所致，唱衰中國之聲因此再度此起彼伏。但是，稍加分析不難發現，這有我主動調結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國際經濟週期的外因。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被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拖慢，投資則因上一輪反週期刺激的項目基本完成而放慢了腳步，只有國內消費增長還較正常，增長速度慢於改革開放以來達到的年均9.8%實屬正常。這一判斷不難證實，和我國同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印度在同期的增長率為 9.1%、7.0%、5.3%、4.9%，巴西則為7.5%、2.7%、0.9%、2.2%，下滑的幅度均大於我國。[15:28]
[林毅夫]:2014 年，外需仍將相對疲軟，但是，在我國不論地下鐵路、污水處理、環境保護還是產業升級等方面都還有大量的投資空間，這些項目都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率。用好我國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的後發優勢、政府相對健康的財政空間以及充足的民間儲蓄和外匯儲備來啟動內需，我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應可保持7%—8 %的增長。[15:29]
[林毅夫]: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須關注的收入分配擴大和腐敗等現象則是由於雙軌制改革所保留的一些扭曲所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伊始，我國仍然是一個低收入國家，資本極端短缺，為了保護補貼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生存，而保留了金融和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扭曲，這種保護在當時是「雪中送炭」，但今天我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絕大多數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已經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繼續給予補貼則成為多餘的「錦上添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要把要素市場上殘存的扭曲消除掉，讓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平等使用各種生產要素，公平公開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以共同挖掘我國的經濟增長潛力。[15:29]
[林毅夫]:發達國家這些年來未能真正推進結構性改革，根本原因就在於那些改革需要降低工資福利，會有短期收縮效應，可能導致經濟放緩、失業進一步增加，政治上沒有能力凝聚共識推行必要改革，總是依靠寬鬆的貨幣政策「輸血」避免經濟一再觸底。但他們都清楚，如果不推行結構性改革，就不能真正恢復經濟競爭力。這也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的原因。展望未來，結構性改革必將成為世界性的命題，我國已經規劃好了改革的藍圖，執行到位，我國就能夠走在世界前頭，到2020年實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成功樹立起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一座重要里程碑。[15:29]
[張基堯]:各位委員，我代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發言的題目是：保護飲用水源就是保障生命安全。[15:30]
[張基堯]:飲用水安全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基礎。目前，我國飲用水源安全與人民群眾的健康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從水量上看，全國561個地級以上城市中400多個缺水，大量城市及農村生活供水水源以地下水為主，地下水累計超采約900億立方米，由此，帶來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植被退化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從水質上看，城市附近或者人口聚集地區的集中式水源地水的質量總體良好，但在一些遠離城市的農村和大量分散的群眾取水點，飲水被污染的情況嚴重。[15:31]
[張基堯]:一、存在的主要問題[15:31]
[張基堯]:一是水源水質不達標及突發水污染事件威脅飲用水安全。全國城鎮飲用水源近1/5不達標，鄉鎮、農村比例更高。水污染事件頻發。二是水源保護要求落實不到位。保護區劃分不夠科學、管理不嚴格，水源保護執法不到位、配套管理制度不健全，保護區內違法排污現象時有發生。三是環境監管力量薄弱。除省級環境監測站和部分地市級環境監測站外，絕大部分監測站不具備水質全指標監測能力;資金、設備不足，一些地區監測人員技術水平差，難以保障監測數據質量。[15:31]
[張基堯]:地下水污染的防治難度更大。據國土資源部、環保部、水利部已完成的華北平原、淮河流域平原、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結果表明，地下水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三氮」、重金屬和有毒有害有機物污染問題。「三氮」污染多呈片狀分佈在農村和城市周邊地區。重金屬污染多為點狀，局部污染較重。有毒有害有機物污染總體較輕，但檢出種類多達44種。[15:32]
[張基堯]:二、原因分析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對飲用水源保護「說起來重要，幹起來次要」的現象仍然存在，水源地和地下水保護未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統籌考慮，致使水源保護區建設嚴重滯後。二是城鎮污水處理廠及管網配套滯後，處理水平低，中水回用面窄量少，不少中水又返回水源地造成二次污染。三是儘管保護區內工業點源逐步搬遷或取締，但居民生活生產及養殖等面源污染仍然量多面廣，嚴重威脅水源水質安全。四是水污染防治法律規定不完善，針對性不強，處罰力度不夠。例如《水污染防治法》對於嚴重威脅地下水安全的滲井滲坑排污行為，處罰額度僅為5萬—50萬元。五是政策配套不到位。雖然《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和《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獲國務院批准，但並未明確資金渠道，落實難度非常大。[15:33]
[張基堯]:三、有關建議 在水源地保護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亟須重點推進以下工作：一是建立健全水功能區限制排污的法律及制度，嚴格控制排污總量，堅守排污底線，落實減排舉措。二是加強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和中水利用。對處理後的中水要多渠道回收利用，不要讓其再回到河道、湖泊和水庫。三是要加大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今後以至相當長一段時間治理的重點應城市與農村並重，加大農村治理力度。四是制定飲水安全法或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提高保護標準，加大對污染事故和事故責任人的處罰。五是建立健全監測網絡和群眾監督、社會監督制度，暢通水污染舉報渠道，獎勵實情舉報人員，充分發揮群眾監督和社會監督的作用。[15:33]
[張基堯]:在飲水安全長效機制建設上，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廣泛開展水環境保護宣傳，提高全民飲水安全意識和憂患意識。二是落實各級地方政府的責任，把水資源保護作為政績考核的一個主要指標，加大其考核的權重並嚴格責任追究。三要進一步完善和拓展水源地及上游生態補償機制。四是實行城鄉統籌，實施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五是改進農業耕作方式，有效控制化肥農藥的使用，大力推廣配方施肥。六是改變重治理輕保護的做法，實施保護治理並重、保護優先的政策，加大對環保和水源地保護的投入。七是要優化城鎮及工業佈局，在城鎮化建設資源配置中突出水資源的重要作用。八是要開展地下水全國普查，制訂地下水控采和防止污染的規劃，落實地下水分區保護的責任。地下水一旦污染治理十分困難，我們要本著對子孫後代負責的精神保護好地下水。[15:35]
[索朗多吉]: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從國家戰略全局的高度保護高原生態環境構建生態安全屏障。[15:36]
[索朗多吉]:西藏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稱，是我國和亞洲的「江河源」與「生態源」，是我國和亞洲重要的水源補給區，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西藏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我國與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生態環境格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國家工作全局和西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把西藏確定為國家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提出了確保西藏生態環境良好的戰略目標和重要任務。[15:37]
[索朗多吉]:2009年，國務院批准實施了《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規劃(2008—2030年)》，將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工程確定為國家重點生態工程。[15:38]
[索朗多吉]:依照《規劃》要求，西藏實施了天然林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退牧還草等一批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工程。草原保護成效明顯，工程區牧草覆蓋度提高16.9%，生物量提高8.20g/m2;自然區保護得到有效維護，嚴重沙化地等級降低;農牧區傳統能源替代率和清潔能源使用比例提高;生態系統碳固定總量增加 3.71%，生態系統年平均水源涵養量增加2.35%;西藏農牧民通過參與重點公益林管護、自然保護區管護和退牧還草等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直接增加了現金收入。規劃的實施有效保護了西藏的河流、森林、草地、濕地、生物等生態資源，備受世人矚目的藏羚羊數量增加。保護好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保護好「世界上最後一方淨土」理念深入人心。[15:39]
[索朗多吉]:依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西藏70%左右的國土面積被劃為國家禁止開發和限制開發區域，將在生態環境保護、生態修復、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提供優質生態產品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西藏生態環境在全球氣候環境中具有明顯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特徵，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部分地區出現了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加劇、冰川退縮、凍土消融加快、天然濕地乾涸、湖泊濕地退化等問題，生態環境整體上處於輕度或中度退化狀態，加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加快發展與嚴格保護的矛盾逐步呈現。要全面建成有益於全國、乃至東南亞地區良好的生態安全屏障，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15:41]
[索朗多吉]: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一、要提高認識，形成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示，寧可經濟發展慢一點，也絕不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切實保護好雪域高原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保護好世界上最後一方淨土」。俞正聲主席在西藏視察工作時要求西藏各級政協委員，要切實將保護和建設好西藏高原生態安全屏障為己任，建好言、把好關。確保高原生態環境安全，並非是單純保護區域生態環境的行為，而是地區局部利益和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統一，要將高原生態安全作為底線、紅線、高壓線，以生態文明立區。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具有極強的外部性，涉及空間巨大，利益關係複雜，要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因此，統籌運用全國上下人力、財力、智力等資源，才能有效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國一道，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才能保護和建設好涉及中華民族長遠及根本利益的生態安全屏障。[15:43]
[索朗多吉]:二、進一步完善和拓展規劃內容。按照建設良好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目標要求，《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規劃》的覆蓋面尚待完善，工程項目有待補充。如重要的生態功能保護區建設、地質災害防治、重點區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和礦山跡地恢復、清潔能源推廣應用以及防沙治沙和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都需納入規劃，統籌推進。[15:43]
[索朗多吉]:三、加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力度。建議擴大西藏生態安全屏障專項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縣的範疇，將涉及西藏禁止和限制開發區域的所有地區全部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範圍。[15:44]
[索朗多吉]:四、進一步完善西藏生態補償機制。一是擴大退牧還草工程建設範圍，將開展草場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地區都納入退牧還草建設規劃。二是明確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為長期政策，並根據物價漲幅等因素，適時適當調整補獎標準。[15:45]
[盧柯]:各位委員，我代表九三學社中央，發言的題目是：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決定性作用。[15:45]
[盧柯]:從 1978年的52.89億元到2012年的5600.1億元，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35年間增長超百倍，推動了科技事業的快速發展和科技實力的顯著提升。但是，科技投入體制機制與新形勢、新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越來越凸顯。譬如，科研經費管理總是跳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一方面，一些科研人員有巨額項目資金卻用之無道，樂當「發包商」;另一方面，更多的科研人員則因要應付名目繁多的各類審查，不得不閉門造車謀計劃、排會期、拉人數、湊支出，提前把項目「不折不扣」地落實在紙上。真可謂，有人跑錢苦，有人花錢愁，而從「大鍋」裡分得一杯羹的人員多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出手毫不吝嗇，有人甚至不惜違法違紀，堪稱當前科研經費分配之怪狀。又如，以行政為主導的科技資源分配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花了大錢而收效甚微。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過「無形之手」 去干預產業技術路線和發展方向，還熱衷於導演「拉郎配」，結果事與願違;另一方面，在「市場失靈」的基礎研究、公益性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領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卻顯不足——目前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不到研發支出的5%，遠低於創新型國家15%以上的比例。[15:47]
[盧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這將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個根本動力所在!我們呼籲，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全社會共奏創新的主題曲![15:49]
[盧柯]:一、以績效為導向，建立健全針對不同創新活動的分類評價機制，改進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對於基礎研究，應不斷完善同行評議，逐步規範國際評估體系並拓展實施面;提高對大學和國立研究機構固定投入的比例，開展職稱制度改革。對於產業技術創新，應由市場評價，以普惠性政策調動企業和社會的創新積極性。如：弱化甚至取消科技進步獎，以減少政府不當干預;試行「項目貸款制」，即在政府技術創新項目中採用低息或無息貸款形式進行投入，貸款需在結題後償還，對於轉化效益突出的項目，可予減免;通過稅收減免、「劃線補助」等後端補助方式，實現市場對技術創新成果的評估、篩選和激勵;總結科技銀行試點經驗，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科技銀行;進一步細化落實政府採購政策，發揮政府採購對科技創新的激勵作用。[15:49]
[盧柯]:二、推進應用型研發機構市場化、企業化以及研發成果資本化。支持大量小微科技企業和新型研發組織進入應用和產業化研發各個環節，做優做強科技服務業;推進技術市場建設，明確產權關係，促進產權交易;盡快建立並推廣知識產權法院，大力發展知識產權經營企業，提高知識產權特別是公知公用知識產權的利用率。[15:50]
[盧柯]:三、加快構建跨部門的國家科技信息系統和共享機制建設，實現國家科技項目信息和管理信息的互聯互通，提升科技計劃項目相關信息的公開透明度，促進科研經費分配的統籌協調，避免分散和重複。[15:50]
[盧柯]:四、對基礎性、戰略性、公共性和前沿性的科技項目和平台建設，應由政府直接投入，但要避免重複低效立項，具體實施可交由第三方。可參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資助模式，針對重大工程技術、重大專項、關鍵共性技術研究等組建若干專項基金委員會，負責相應項目實施。有些公共平台可企業化運行。加強頂層設計和力量整合，建立真正有實力的國家實驗室。[15:52]
[盧柯]:五、釋放科研人員創新活力。少搞一些「貼標籤」的人才項目，多在創造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使用、晉陞和資源分配機制上下功夫，讓崇尚創新的青年人才憑能力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實施一些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的特殊政策，如科技人員依靠財政資助項目的成果進行創業，知識產權可完全歸創業者個人，高校院所研究人員可在科技企業兼職，等等，讓有創新活力的科研人員既有發展空間又有利益回報。[15:52]
[李毅中]: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盡早制定基本實現工業化的量化指標體系。[15:53]
[李毅中]:2020 年「工業化基本實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需要根據國情，科學構建一系列相關量化指標，客觀準確反映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的實現程度和水平。國際上衡量工業化程度，主要有四項相關指標：一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是工業化率，即工業增加值佔全部生產總值的比重;三是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四是城市化率。既要吸取先行國家的經驗，體現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格局和現代科技發展的大背景，更要體現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涵特徵和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根本要求。指標體系既要包含反映工業化基本特徵的經濟發展水平，也要從創新驅動、結構優化、綠色低碳、融合發展、改善民生等角度構建反映「新型」特徵的相關指標。[15:56]
[李毅中]:第一，借鑒先行國家工業化的標準。先行國家工業化大體上是在上世紀中後葉完成的。總結其工業化歷程，可為我們科學合理制定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相關指標提供有益的借鑒。在先行國家的標準體系中，人均GDP是標誌性指標，先行國家大體上是在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時完成工業化的。美國是在1955年實現工業化的，當時人均GDP為13580美元(已折算為2000年價格，下同);韓國是1995年人均GDP為9982美元時實現工業化的。各國國情不同，應有所差異。我國2011年人均GDP按世界銀行統計是5445美元，2013年按國家統計局數字測算為6767美元，2020年可以達到和超過人均 10000美元。[15:56]
[李毅中]:第二，指標要體現生產力發展水平。工業由大變強，不在量的擴張，而在質的提高，實現提質增效升級。要突出先進的行業技術經濟指標，特別是反映科技進步與創新、節能降耗、環境保護、品種質量、安全生產、信息化水平以及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指標，顯著提升工業增加值率。要對標國際先進水平，制定國民經濟重點行業的技術經濟指標體系。一些重點領域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要走在世界前列，應列出目標和明細。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水平要大幅度提升，按國際規則列出信息化指數指標。[15:57]
[李毅中]:第三，產業結構要有合適的比例。2013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37.04%，加上建築業二產占43.9%，一產占10.0%，三產占46.1%。 7年以後，工業總量要增加，但比例會減少，三產比例會相應提高，對此要有科學的測算。要明確包括三次產業及就業分佈的合理比例，以及工業領域高新技術產業占比、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新產品產值率等。此外，工業化引起的城鄉產業佈局改善，農業產業化、機械化水平提升等也應設置相應指標。[15:58]
[李毅中]:第四，應與民生指標相關聯。工業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工業是重點，但不是全部，應包含整個社會的進步。工業化是全面小康的支撐和基礎，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基本實現工業化，應使民生改善、人民受益。在就業、社保、城鄉居民收入、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指標上應有所關聯和涵蓋。社會關注的恩格爾係數、基尼係數等也應有所預測。[15:59]
[李毅中]:第五，化解工業經濟深層次問題和結構性矛盾要有新突破。長期歷史積澱形成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和行業不平衡不協調等問題，制約著工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淘汰落後、化解產能過剩、兼併重組、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差別化發展、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三網融合、「寬帶中國」、提升科技貢獻率等治理措施已經開出，關鍵是付諸行動，得到破解，應有相應的量化指標。[16:00]
[李毅中]:中共十八大提出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目標已一年多了，建議深入調查研究，結合「十二五」規劃執行情況評估、「十三五」規劃的制定，盡快提出可測評、可考核、可達到的量化指標體系，不宜再拖了。[16:00]
[徐冠巨]: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構建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加快提升我國物流效率。[16:01]
[徐冠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現代物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一頭連著生產、一頭連著消費。近年來，我國物流業發展水平和效率提升一直較為緩慢。據統計，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徘徊在18%左右，比世界平均值高6.5個百分點，高於發達國家將近1倍。這個比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將可以帶來4000多億元的經濟效益。[16:03]
[徐冠巨]:在影響我國物流效率的諸多制約因素中，首要者是占貨運總量70%以上的公路物流。我國公路物流業較發達國家落後近20年，車輛空駛率達40%以上，對環境、能耗、交通基礎設施等的負面影響巨大。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小、散、亂、差」。「小」：指的是經營主體規模小、數量多。全國公路物流企業有750多萬戶，平均每戶僅擁有貨車1.5輛。「散」：指的是經營運作處於「散兵游勇」狀態，產業的組織化水平很低，90%以上的運力掌握在個體運營司機手中，行業集中度僅為1.2%左右。「亂」：指的是市場秩序較亂，競爭行為不規範，誠信體系缺失，「騙貨」事件時有發生。「差」：指的是服務質量差，經營效益差。[16:03]
[徐冠巨]:借鑒發達國家公路物流信息化、網絡化、集約化發展經驗，以及近年來我國公路物流網絡平台企業的積極實踐，促進公路物流向信息化和網絡化方向轉型發展，強化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建設，是解決「小、散、亂、差」的一個有效途徑。[16:04]
[徐冠巨]:網絡化運營體系由基礎設施平台網絡、信息化平台網絡、標準化運營系統和規範化誠信系統等系統構成。基礎設施平台網絡是選擇多個中心城市進行網絡化佈局，打造公路幹線運輸的網絡樞紐節點，構成其他系統運行的實體基礎和平台環境。[16:05]
[徐冠巨]:信息化平台網絡是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的「神經中樞」和網絡化的核心支撐。通過共享分散的公路物流信息，實現與物流關聯的各種商品交易信息「互聯互通」，打造大數據環境，為開展多式聯運和實現不同運輸方式的一體化銜接提供支持。[16:05]
[徐冠巨]:標準化運營系統是通過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全網絡覆蓋的「統一代碼」和流程化運營方式，加強各個環節的緊密聯繫，並在信息化的支持下形成整體規模化運作環境，提高物流服務運營效率。[16:06]
[徐冠巨]:規範化誠信系統是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中，各系統搭建和形成有機整體的黏合劑和安全、高效運營的重要保障;是在前面三大系統解決公路物流「小、散」的基礎上，根本性解決「亂、差」的關鍵性保障。[16:06]
[徐冠巨]:為此建議：第一，要給予產業創新地位。從系統解決公路物流問題、提升公路物流和整個物流產業運行效率的戰略高度，給予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產業創新地位，將其納入政府產業政策和相關規劃，並針對網絡建設和系統運營特點，提供負面清單政策支持，清除企業發展的市場壁壘和資源整合障礙。[16:07]
[徐冠巨]:第二，要形成政企協同推力。按照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的「公共性」和市場競爭性雙重特徵，發揮政府與企業協同推動的合力。政府提供給企業更多的規劃實施條件、標準化、誠信體系建設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引導;企業專注平台建設與運營、服務體系創新。政企共同推進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的建設與發展。[16:08]
[徐冠巨]:第三，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在公路物流網絡化運營體系建設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基礎設施、信息化平台、誠信體系等具有公共屬性的設施和系統建設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對已經取得成功經驗的企業給予更大力度的政策補助，鼓勵和支持各類市場主體共同參與，加快我國物流產業發展步伐。[16:08]
[蔡威]:各位委員，我代表農工黨中央，發言的題目是：以改革促環保以創新促發展以重典治重污。[16:09]
[蔡威]:去年兩會間，霧霾籠罩京城，各界熱議，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出台了史上最嚴的治霾舉措「國十條」。但今年同期，霧霾依然緊鎖京津冀等地，成為老百姓心中沉痾，折射出環境嚴重污染的困境。粗放經濟發展之路已達資源環境約束的懸崖邊緣，長期高能耗、高排放生產生活方式已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粗放式發展源於相關法律與政策缺乏剛性約束，政府管理職能履行不到位、有關體制機制存在障礙，個別地方政府調整產業結構工作乏力，全民環保意識薄弱。重污整治，當用重典;發展困境，催生創新;治理難題，呼喚改革。[16:11]
[蔡威]:為此，我們建議：第一，優先啟動環保大部門制改革，提高國家環保治理的效能。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的改革思路，建議優先從環保領域啟動大部門制改革，解決政出多門、權責不一、效能低下等突出問題，著力構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治理運行機制，賦予國土資源和環保部門更多決策權和監督權。由國土資源部門統一行使國家自然資源產權確權和用途管制權力，環保部門統一行使防污治污綜合行政執法權力。工信、農業、林業、水利等行業主管部門承擔自然資源和環境使用以及污染治理的執行權。中央政府負責跨國界、跨區域、全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地方政府負責轄區內生態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逐步推進省以下環保部門垂直管理，權責一致，能效統一，以國家環保治理體系與能力建設現代化為契機，來提高生態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的實效。[16:13]
[蔡威]:第二，以重典治重污，使污染治理零容忍。反腐出重拳、零容忍已深得民心。污染治理亦應傚法，標本兼治，以重典遏制環境持續惡化之勢頭。以空氣污染治理為例， 「國十條」實施半年來，各級政府霧霾防治力度仍顯不夠，應強化以下措施：一是國家應提高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在政府績效考核中的權重，增加約束性指標如大氣顆粒物污染指標;二是要落實全國範圍內供應符合國四標準柴油車政策，禁止銷售國三標準柴油車，保障全面供應與國四標準相匹配的油品;三是一些地區黃標車年檢流於形式，應從嚴車輛年檢，堅決淘汰黃標車。[16:13]
[蔡威]:第三，用市場無形之手，描繪生態文明宏圖。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勞動力、資本、土地、管理和技術等生產力要素通過市場機制體現最優化的環保配置。歷史上，我們的先輩就用當時廉價的泥土資源，經燒瓷技術手段，來換取他國的黃金白銀，而當今我們卻徘徊在消耗珍貴資源、排污嚴重、效能低下的低級經濟發展模式上。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優化產業佈局，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推行綠色生產與生活方式，走出一條低投入、低能耗、少排放、高產出、能循環、可持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16:14]
[蔡威]:第四，努力形成全民參與、全民監督的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動員引導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培養公民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絕不能一邊抱怨霧霾遮天，一邊又不願安步當車節能減排，甚至還為霧霾天氣增添更多的煙花爆竹。同時，政府要為公眾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便捷有效的渠道和平台，鼓勵公民行使輿論監督、社會監督權力，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16:15]
[蔡威]:第五，依法治國，建立健全生態法律制度體系。在環保領域大力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努力解決環保領域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希望正在修訂中的《環境保護法》能發揮重典治污的作用，體現生態保護紅線的戰略部署，徹底扭轉「環境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狀，遏制環境違法行為高發易發態勢。[16:15]
[蔡威]:在落實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既要金山銀山，更要青山綠水。[16:15]
[王文彪]:各位委員，我匯報的題目是：關於穩定沙漠土地承包關係的建議。[16:16]
[王文彪]:我來自內蒙古庫布其，那是離北京最近的沙漠，被人們稱為「懸在北京頭上的一盆沙」。26年來，我們一直堅持治理這片沙漠，在不毛沙漠里長出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綠洲，長出了有機果蔬，長出了綠色藥材，長出綠色崗位，走出了一條從沙漠到城市的生態修復和生態產業發展之路。[16:17]
[王文彪]:治沙這條路走得很不容易，也很不踏實。不容易的是治沙週期太長，收益太慢;不踏實的是沙漠土地政策週期太短，不能實現循環發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 「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重要決定，讓我們看到了治沙事業的希望。由此，我在這裡呼籲：國家應該像農村土地改革一樣，改革沙漠土地政策，為中國的沙漠治理提供持續動力和機制保障。[16:18]
[王文彪]:首先，改善貧困離不開治沙。今天看，我國2/3國土在西部，1/3的西部是沙漠，1/3貧困人口在沙漠，換句話說，我國每10畝土地就有2畝是沙漠，脆弱的生態環境和嚴重的土地荒漠化成為極度貧困化的根源之一。[16:19]
[王文彪]:二是消除霧霾離不開治沙。近年來，霧霾已成為年度關鍵詞。生活在城裡的人們近乎成為陰霾、霧霾的「吸塵器」。每當陰霾襲來，人人用口罩自衛。有科學家認為，每一次霾的集中爆發，背後都少不了沙塵的影子。因此，消除霧霾除了「減排」外，更為關鍵的措施是「增匯」，就是通過大力建設城市公園和大規模治沙造林遏制霧霾，這也是美國30年代進行消除治霾的重要經驗之一。[16:20]
[王文彪]:三是耕地拓展離不開治沙。研究表明，我國26億畝沙漠中，7億多畝是可以治理利用的，因為這些沙漠過去曾是沃土良田。縱觀全球和中國的治沙經驗，我國完全可以從沙漠中改造出3億—4億畝良田，相當於18億畝紅線耕地的1/6，可以大大緩解我國日益加重的土地壓力。[16:21]
[王文彪]:四是社會穩定離不開治沙。歷史證明，凡是荒漠化嚴重的地區都是生態最脆弱、貧困人口最集中、也是全球最不穩定的地區。在我國，又往往是少數民族聚居區，荒漠化帶來的較為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世界範圍內的慘痛教訓證明，荒漠化比戰爭更可怕。[16:22]
[王文彪]:五是經濟發展離不開治沙。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家都是荒漠化嚴重的國家，他們都十分注重發揮產權和市場作用，激勵企業治理沙漠，發展生態經濟。如以色列擁有 2.6萬平方公里國土，96%是沙漠，但它卻創造了GDP排名全球27位的奇跡。我國內蒙古、寧夏等省區多年來都在積極探索市場化和產業化治沙。根據庫布其治沙實踐經驗看，如我國可治理的沙漠全部得以利用，就能增加近2萬億元的綠色GDP，就能讓2億多沙區人民脫貧致富，就能創造上百萬個綠色崗位，就能走出一條生態、民生、經濟平衡驅動，興沙之利、避沙之害的可持續發展之路。[16:23]
[王文彪]:由此看來，沙漠既與人類唇亡齒寒，又是人類最後一塊淨土。向沙漠要綠色、向沙漠要美麗、向沙漠要空間、向沙漠要效益已成為我們實現偉大中國夢的必由之路。[16:24]
[王文彪]:根據沙化規律，自然恢復1厘米厚的沙漠土壤需要上萬年的時間。人工治理，也至少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我國現行沙漠土地政策一種是國有土地，另一種是像農村土地一樣最長不超過30年承包期，這連沙漠治理的一個週期也完成不了，更談不上治理沙漠的持久動力和長效保障了。[16:24]
[王文彪]:因此，我建議：穩定沙漠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延長沙漠土地承包年限至70年到100年，並賦予承包者對沙漠的使用、收益、流轉和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明晰沙漠治理和生態建設的責任主體和產權主體，鼓勵社會力量按照市場機制發展生態產業，讓更多有識之士投入到綠化沙漠和生態產業中來，讓沙漠綠起來，讓那些綠起來的沙漠不再返黃。[16:25]
[張世平]:各位委員，我代表全國總工會發言，題目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實現廣大職工共享發展成果。[16:25]
[張世平]:改革開放30多年來，廣大職工積極支持和參與改革，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自身權益得到了較好實現，但同時也承擔了較高的改革成本，至今仍有一些遺留問題尚未徹底解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道出了職工群眾的心聲。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須妥善處理好推進改革與維護職工權益的關係，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職工群眾。[16:27]
[張世平]:為此，提出四點建議：一、共商改革大計，切實保障職工群眾的民主參與權利。目前我國職工已達3.5億。讓職工對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事項有充分的知情權和話語權，是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也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具體體現。把「依靠」當口號喊、當標籤貼，忽視甚至損害職工利益，這樣的改革不可能得到職工認同。政府出台相關改革政策時，一定要增強群眾觀念，尊重職工民主權利，確保各項改革政策得到廣大職工的理解和擁護。要堅持以職代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動包括非公和中小企業在內的各類企事業單位廣泛建立職代會。凡涉及改組改制、職工安置、工資分配等相關決策，必須充分聽取職工群眾意見，經職代會討論審議通過後方可實施，決不能僅僅由管理層說了算，堅決避免未經任何民主程序強制推行的錯誤做法。[16:28]
[張世平]:二、共推改革發展，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主力軍作用。廣大職工是改革的重要依靠力量，必須高度重視、充分發揮其勞動熱情和創造激情，為他們廣泛參與改革搭建平台，防止變「主人翁」為「主人空」。目前我國職工隊伍整體素質與建設「技工大國」的要求不相適應，技術工人嚴重匱乏，供需缺口在2200萬人到3300萬人之間，職工中具有初級職稱和無職稱的高達76%，城鎮從業人員中有技能的勞動者僅佔36%。應把提高職工整體素質，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職工隊伍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推動完善職業教育相關立法，加大政府和用人單位對職業培訓的投入，理順職業培訓工作機制，落實對農民工的免費培訓計劃;支持企業建立高技能人才創新工作室，廣泛開展群眾性經濟技術創新活動，不斷拓展職工成長成才空間。[16:30]
[張世平]:三、共享改革成果，確保各項民生政策惠及職工群眾。目前，廣大勞動者實際收入增長緩慢，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相協調，尤其是一線職工、農民工、勞務派遣工收入更低，多在2200元到2600元之間。據全總第七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70.3%的職工對當前工資收入水平表示「一般」或「不滿意」。應早日出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實施細則，落實勞動報酬比重提高和職工工資增長的具體目標，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制度，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工資逐年增長，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合理運用稅收槓桿，降低中小企業納稅負擔，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實行更低的增值稅稅率或免除增值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度;加強財政性社保支出向特困群體傾斜，提高職工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覆蓋率和保障水平，避免二次分配環節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16:32]
[張世平]:四、共幫困難職工，努力為職工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目前仍有不少職工生活比較困難或相當困難。在制定新一輪改革政策時，一定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實際情況，及時出台配套政策，從源頭上避免造成新的困難群體的同時，幫助有困難職工脫困。應把困難職工幫扶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公共預算，健全財政、勞動、民政、教育、衛生等多部門工作協作機制，共同對困難職工進行救助。政府承諾的事項要盡快落實，讓職工群眾真正看得見、摸得著，防止光打雷、不下雨。[16:33]
[吳江]: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解決收入分配不公關鍵是建立分配新秩序。[16:34]
[吳江]: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超越了過去60多年絕大多數時期，2013年基尼係數為0杄473，高於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首先，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過大。2012年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為2.34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為3.95倍。其次，城鄉收入差距一直高位徘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00年的2.78倍上升到2012年的3.13倍，而市場經濟國家一般在2倍以內。再次，行業收入差距畸高。比如，壟斷行業收入遠高於競爭行業收入，而差距的三分之二來自壟斷本身。最後，不同群體間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比如，雙軌制的退休養老制度造成退休人員待遇差距過大，國企高管薪酬與企業職工平均收入差距達數十倍之多。另外，腐敗收入以及灰色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難以估量。[16:36]
[吳江]:收入分配不公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百姓生活甚至國家安全的危害性極大。收入分配差距為什麼越拉越大?不公平現象為什麼越來越嚴重?分配秩序是個關鍵。那些不合理的分配舊秩序、潛規則已經成為利益固化的藩籬，少數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計地維護著收入分配舊秩序、潛規則，並為擴大分配差距穿上合理合法的外衣。[16:36]
[吳江]:比如：壟斷行業將獲得的高額利潤轉化為員工收入，使得員工收入遠高於社會工資水平，把企業自己賺來的錢用來分配，似乎天經地義，但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和獲得高額利潤的途徑值得反思。再比如：國企高管薪酬過高問題，以國外高管遠比國內水平高的理由來解釋似乎合乎情理，甚至還要更高才合理，這就使得這種收入差距擴大有了國際市場的支持。但如果拿國內工人收入和國外工人的收入相比似乎又有失公平。[16:37]
[吳江]:還比如：發達地區公務員工資遠高於落後地區公務員工資，原因在於地方財力水平不同，有錢就發、沒錢不發、錢多多發、錢少少發，這種分配秩序似乎也合情合理，但地方財力水平高低能與公務員的收入分配直接劃等號嗎?[16:37]
[吳江]:分配秩序是維護全體人民利益的公器，不能為少數利益階層私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打破這些舊秩序、潛規則，必須敢用壯士斷腕的精神深化改革，建立以縮小不合理差距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新秩序，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16:38]
[吳江]:第一，建立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的初次分配新秩序。突出產權保護和要素合理參與分配，保證各種分配要素擁有公平的分配權。盡快打破行政壟斷，堅持所有市場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消除各種隱性壁壘。[16:38]
[吳江]:第二，建立嚴格約束行政權力、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新秩序。突出簡政放權和權力約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減少行政審批;加大反腐力度，規範政府權力，防止「權錢交易」和尋租行為。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減輕低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負擔。[16:39]
[吳江]:第三，建立保障起點公平、機會公平的分配權利新秩序。落實所有分配主體擁有分配的知情權、參與權、表決權、分享權和保障權;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保農村孩子平等受教育、平等上大學，消除妨礙公平就業創業的體制壁壘和身份障礙。[16:39]
[吳江]:第四，建立公開透明、全民監督的陽光分配新秩序。中央「八項規定」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嚴肅分配紀律的好典範，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下一步要實現公職人員工資收入和財產的公開化;實現壟斷行業利潤分配以及員工收入分配的透明化。要把治理收入分配不公的權力交給人民，所有收入分配行為都應置於人民監督之下。[16:40]
[吳江]:第五，建立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的依法分配新秩序。要盡快出台《工資法》、《財產公開法》等相關法律;加大執法力度，杜絕用人單位拖欠剋扣勞動者工資、不按規定繳納各種社會保險等違法現象;運用法律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40]
[劉振亞]: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搶佔第三次工業革命先機推動能源發展戰略轉型。[16:40]
[劉振亞]:能源問題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大量能源消耗給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應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也帶來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特別是近年來東中部地區霧霾嚴重，給人民群眾生產生活、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目前京津冀魯、長三角地區單位國土面積煤電裝機分別是西北地區的13倍、26倍，沿長江平均30公里一個電廠，從南京到鎮江平均10公里一個電廠，嚴重超出環境承載能力。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能源需求仍將保持較快增長，如不加快能源轉型，能源總量供應、生態環境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16:42]
[劉振亞]:隨著清潔能源、智能電網、信息和網絡技術不斷突破，以清潔能源開發利用為特徵的新一輪能源革命正在興起，第三次工業革命孕育發展。從前兩次工業革命看，能源革命是工業革命的根本動力。前兩次工業革命，中華民族都落後了，追趕了二百多年。經過這些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特高壓、智能電網和清潔能源發展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自主建成投運了世界領先的「兩交四直」特高壓輸電工程;2013年我國水電裝機2.8億千瓦、風電裝機超過7500萬千瓦，均居世界第一;光伏發電裝機超過1500萬千瓦，是全球光伏發電裝機增長最快的國家。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我國已具備有所作為、引領發展的基礎和條件。[16:44]
[劉振亞]:為此，建議：一、加快發展清潔能源。重點是加快開發大型水電、大型風電和大型光伏發電基地，高效有序發展各類分佈式清潔能源，推動我國能源從以化石能源為主、清潔能源為輔向以清潔能源為主、化石能源為輔轉變。我國清潔能源資源豐富，水電可開發資源6億千瓦;風能、太陽能可開發資源分別為25億、27億千瓦，相當於18億千瓦常規火電。加快開發這些清潔能源，完全可以將我國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從2013年的9.8%提高到2020年的15%。如果風電、太陽能發電能保持12%以上的年均增速，到本世紀中期我國清潔能源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16:45]
[劉振亞]:二、實施「一特四大」戰略。重點是加快建設特高壓骨幹網架和全國統一電力市場，促進大煤電、大水電、大核電、大型可再生能源發電基地集約化開發，通過特高壓電網在全國範圍優化配置，既解決棄水、棄風、棄光等問題，又大幅度提高煤炭等化石能源開發配置效率。國家電網公司規劃到2020年建成「五縱五橫」特高壓骨幹網架和27回特高壓直流工程，滿足5.5億千瓦清潔能源送出和消納的需要。同時，加快建設現代智能配電網，提升電網互動水平，服務電動汽車、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快速發展。[16:46]
[劉振亞]:三、全面推進電能替代。重點是實施「以電代煤、以電代油、電從遠方來，來的是清潔電」。把工業鍋爐、居民取暖廚炊等用煤改為用電，大幅減少直燃煤;大力發展電動汽車、電氣化軌道交通等，減少石油依賴;以輸電替代輸煤，通過特高壓電網，把我國西部、北部富餘電力大規模輸送到東中部地區，把周邊國家的電力大規模輸入我國，提高電力供應保障能力，減少大氣污染。隨著新材料、儲能、電池等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將大幅降低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成本，提高經濟性，終端能源大部分都可以用電能替代。[16:47]
[劉振亞]:要加快發展清潔能源、實施「一特四大」戰略、全面推進電能替代，電網都是不可替代的基礎平台。建議在國家層面加快制定智能電網發展規劃，加快推進特高壓電網建設，配套出台財稅、價格、投資、金融等政策，加快建設一批急需的特高壓和智能電網重點工程。[16:48]
[劉明康]: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關於當前金融業改革發展的幾點看法。[16:49]
[劉明康]:當前，我國金融業面臨的經營環境非常複雜，金融業改革轉型的任務非常緊迫。下面談談我的看法。[16:50]
[劉明康]:(一)完善債券市場的建設。我國的債券市場存在兩個根本性的缺陷。一個是市場分割問題。證監會管上市公司債，央行管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發改委負責項目債券，分別在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發行和交易。各類債券的發行、交易、信息披露、監管標準都不一樣，市場互不連通;另一個問題是各種債券的隱性擔保問題。當出現可能的違約事件時，總由政府或銀行出面協調債務重組，沒有形成正常的、市場化的債券違約機制，扭曲了金融市場的風險配置功能。[16:51]
[劉明康]:建議：盡快實現各類債券的正常違約機制，並在發行、交易和監管的標準上實現統一。逐步實現跨市場執法，按《證券法》統一債券市場的監管。[16:51]
[劉明康]:(二)金融產品的「剛性兌付」機制亟待破除。目前，我國的理財、信託等金融產品在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的人為「保護」下處於「剛性兌付」的狀態;各類金融機構自身也沒有明確的退出機制，事實上處於「零違約」狀態。金融產品的「剛性兌付」與機構的「零違約」現象，不僅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也不利於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兜底」之後，風險溢價下降，高風險企業能以較低成本融資，這既可能造成過度融資，也會造成資金以低價流入高風險、低效率領域。由此，投資者容易被誤導，喪失風險意識，無法有效發揮市場的監督作用。[16:52]
[劉明康]:建議：對信託、理財等金融產品，及早建立正常的兌付和清盤機制，使相關金融產品的價格能夠真實、充分地反映風險。加強金融產品銷售合規性監管，逐步取消產品銷售中的「預期收益率」，破除資產管理產品的存款化。同時，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強化風險自擔意識。[16:52]
[劉明康]:(三)積極應對互聯網金融興起的新情況。互聯網金融服務在改善金融供給、提高效率的同時，也逐漸暴露了自身的風險與缺陷。有的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當影響。[16:52]
[劉明康]:建議：一是在鼓勵互聯網發展的同時，對敘做支付結算的進行合理監管，加強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信息科技風險的防範，確保其按照現有金融法律法規合法開展金融活動;二是金融機構應積極開展金融創新，降低經營成本，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公平性和可獲得性。銀行亦應積極吸收借鑒互聯網金融的技術方法開展小微型信貸業務。[16:53]
[劉明康]:(四)穩步推動發起設立民營銀行。民營銀行的設立，可以進一步強化銀行業的競爭，有利於為企業和居民提供更豐富便捷的金融服務。但在設立過程中，有幾個問題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民營銀行要有科學的戰略定位、股東資質、公司治理、激勵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等詳細框架，為持續合規經營提供製度保障。二是民營銀行定位應是特色化金融服務，尤其應面向社區和小微企業，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高效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三是要加強對民營銀行的監管，完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16:54]
[劉明康]:(五)回歸保險的社會保障功能。近年來，保險公司的投資類產品迅速增加，2013年保障型產品僅佔人身保險費收入的22%。宜加大政策引導力度，開發建立我國統一的經濟社會風險統計數據庫，加大保險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多方面引導保險公司風險保障類產品的開發銷售力度，真正發揮保險業對於經濟社會的風險保障功能。[16:55]
[劉明康]:(六)金融改革應當與經濟改革的總體方案相配合。金融改革很難孤軍深入。要加強貨幣政策、金融監管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國企改革以及環境保護政策戰略的配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16:55]
[遲福林]:各位委員，我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為題，作如下發言。[16:56]
[遲福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個歷史性突破：不僅牽動經濟體制改革，也將倒逼全面改革。[16:57]
[遲福林]:一、「市場決定」的經濟增長。我國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將取決於能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能否通過轉型改革釋放增長潛力。[16:58]
[遲福林]:1、釋放增長潛力關鍵在市場。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我國的突出優勢。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國潛在消費需求將達到50萬億元左右;加上引致的投資需求，內需總規模有望達到上百萬億元。這將為實現7%—8%的中速增長奠定重要基礎。把增長潛力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動力，關鍵是全面激發市場活力。例如，我國農村大市場被公認是全球經濟版圖上少有的一個亮點。要把這個大市場激活，取決於使市場在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農村土地雖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嚴格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其配置應主要由市場決定。建議把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財產權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務，爭取盡快出台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和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實施方案。[16:58]
[遲福林]:2、未來2—3年市場化改革要有大的突破。建議：1—2年內資源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要有實質性進展;2—3年內壟斷改革應有重大突破;顯著提高石油、電力、鐵路、電信、公共資源、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的水平。[16:59]
[遲福林]:二、「市場決定」的有為政府。「市場決定」不是不要政府，而是需要一個尊重市場規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政府。[17:00]
[遲福林]:1、建立公平競爭導向的宏觀調控體系。要把宏觀調控與行政審批職能嚴格分開，與財政金融體制改革有機結合，建立以獨立貨幣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17:00]
[遲福林]:2、盡快出台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要以負面清單管理界定政府邊界，倒逼行政審批改革;中央政府盡快制定和公佈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先行試驗。[17:00]
[遲福林]:3、推動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主體回歸。建議：明確把地方政府由市場競爭主體轉向公共服務主體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以建立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係為目標，盡快形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行動方案;以廢除GDP政績考核體系為重點，盡快形成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制度約束。[17:00]
[遲福林]:三、「市場決定」的法治建設。形成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的新格局，重在把過多、過濫干預市場的公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17:01]
[遲福林]:1、建設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盡快出台國家層面改善法治營商環境的綜合方案;盡快形成相關的立法、司法改革的行動計劃，實質性提升投資者的穩定預期;盡快修改完善市場主體准入與監管的法律法規。[17:01]
[遲福林]:2、推進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變。從實踐看，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合為一體的體制不改變，市場監管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要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改變以審批取代監管;有效整合市場監管的行政資源，組建權威性、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機構;把反行政壟斷作為實施《反壟斷法》的重點。[17:02]
[遲福林]:3、推動經濟司法「去地方化」。受地方利益驅動，地方政府干預經濟司法、導致司法不公的現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建議實行中央地方雙重法院體制：中央層面的法院體系主要負責經濟案件審理;一般民商事案件與治安刑事案件仍由地方法院審理。[17:02]
[遲福林]:「市場決定」牽動影響改革全局，並將伴隨著一場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它意味著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增長方式非改不可，這對於市場主導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有重大影響;它意味著權力配置資源導致機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非改不可，這對於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重大影響;它意味著官本位、權力尋租、經濟特權的問題非改不可，這對於抑制消極腐敗、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有重大影響。[17:02]
[遲福林]:各位委員，我們有責任為推動這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全面改革竭心盡力。謝謝。[17:03]
[人民網]: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進行完畢。[17: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