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引言:2011年，徐星拿著22份犯人登記表，按照當年的地址按圖索驥，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單槍匹馬採訪到了14位坐過「文革」冤獄的農民，最終剪出了一部135分鐘的紀錄片《罪行摘要》。徐星說，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小人物的命運是最令我著迷的，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據南都週刊報道，1米88的徐星，蝸居在京城北部一個老小區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裡。那是他去世的父親留下來的。自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失去「鐵飯碗」後，徐星的檔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辦不了低保，連這間小房子的繼承手續，跑過很多次「有關部門」，一直也都辦不下來。他反覆用「三無人員」來定義這幾十年來的自己。
徐星一窮二白，在住進這套小房子前，他在勁松的地下室生活過幾十年。今年58歲的他，最大的財富，恐怕是所背負的沉重歷史。他用筆，用攝像機，記錄著過去的歲月，而「文革」，是他最為癡迷的話題。
2006年，徐星開始從一個作家向獨立紀錄片製片人轉型，時長80多分鐘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以獨立的視角橫空出世。在長達兩年的拍片過程中，徐星沒有找到一個敢於懺悔者，沒有人敢在鏡頭前，說自己在「文革」中打過人、抄過家。
「沒有一個人。」 2008年，徐星強調。
而在今年，他又推出了講述「文革」的紀錄片——《罪行摘要》，這一次，14位「文革」中坐過冤獄的農民站在他的鏡頭前。
國家的棄兒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莊拍攝畫家村題材時，認識了一位叫賈和震的畫家。賈在「文革」期間被控「現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豐監獄農場度過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記表」的背面偷偷作畫，出獄的時候帶了出來。 表格中的「犯人」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均來自浙江，他們以各種罪名被判處7年至20年刑期。
登記表上的「犯罪事實摘要」一欄，罪名五花八門：包括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10年； 冒名撰寫反革命信件，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20年；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20年。
「對於『文革』的反思和記錄，無論是文藝作品、新聞報道還是紀錄片，絕大部分都把視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身上，比如劉少奇和老捨的遭遇，極少關注底層群體，而農民這一塊，基本沒有涉及，其實，這個群體的遭遇可能最為悲慘和荒誕。中國農村，中國農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說。
2011年，徐星拿著22份犯人登記表，按圖索驥，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單槍匹馬採訪到了14位坐過「文革」冤獄的農民，最終剪出了這部135分鐘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館放映。「這個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現場說。
他邀請到片中的三位當事人參加。其中一位老人講，作為農民，如果沒有徐星的記錄，他們的這段屈辱歷史就會被完全淹沒掉，帶到墳墓中。
這些農民除了一紙釋放證明，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賠償。1979年以後對「文革」進行平反，所謂「落實政策」，農民基本是一個被無視的群體。
老人們回憶，在釋放後，他們向政府要求賠償，但政府把責任歸到四人幫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如果都要平反賠償，就是把上海賣了也不夠啊。等國家富強起來再說吧。」農民們體諒國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過去了，「改革開放這麼久，國家這麼強大了，我們仍然沒有等到賠償，我從26歲到36歲，勞改10年，就沒有一分錢工資？到哪兒都被拒絕，現在連法院的門都進不去了。」一位老人說。
農民們用《國家賠償法》上告，但得到的答覆是該法只適用於1995年1月1日以後的問題，法律的原則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說自己在監獄裡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極大折磨，名譽上也受到損失，在紀錄片裡，他希望「政府根據黨的偉大政策」，能不能「給點補貼」。
這些農民在維護自身權益過程中遭到的冷遇，他們的無助和絕望，在徐星看來感同身受。「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棄兒。」他說。
「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徐星有過輝煌的青年時代。1981年復員回京後分配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1985年，這個清潔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引起轟動，被評論界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之作。
「年輕人可能無法想像1980年代人們對文學的狂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都來採訪我，每天都有文學愛好者來店裡找我交流，不誇張地說，烤鴨店的收發室收到全國各地寫給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來能有一公斤。」徐星說。
這樣的名氣讓烤鴨店的領導很不滿，小店容不下大佛，「他們開始暗示我離職找別的工作。在計劃經濟下，一個人離開體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丟工作的人，社會上一般會認為你犯事兒了，比如偷東西、強姦什麼的才會有此下場，沒有單位到處會遭白眼。那時，王朔在醫藥公司收藥，舒婷在燈泡廠裝燈泡，北島在鑄件廠做工人，芒克在醫院看大門，陳建功在房山煤礦當礦工，印象裡，我是這撥作家裡最早離開體制的。」徐星說。
離開了月工資30多塊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單位分配的這間地下室了，1980年代後期跟妻子離婚後，地下室判給了前妻，但他還是有居住權，這個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學圈的沙龍，後來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這個沙龍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為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作家班的學員，同學裡有莫言、劉震雲、余華、畢淑敏、遲子建等。談起和同時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兒作家們，徐星曾自嘲說：「我除了窮點兒，可活得挺好的。」
僅靠微薄的稿費和教外國人學中文，徐星的生活過得異常貧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華人世界》的雜誌當了一段時間編輯，當年4月，這份雜誌的封面出了大問題，直接被封停了。
「這是我最後一份工作，從此再沒有上過班，雜誌社倒閉後，我的檔案也被弄丟了，沒有社保，辦不了低保，甚至連父親留下的房子都無法繼承。」徐星覺得，自己和那些坐過冤牢的農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國內去政府部門辦事情的時候，永遠會面對一個小小的封閉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裡面的人的長相。他們高高在上，冷酷無情，你會感覺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絕望。」
徐星說，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後者他駕馭不了，「小人物的命運是最令我著迷的，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當年的恐懼至今沒有消失
於是，在《罪行摘要》裡，14位「小人物」們在田間地頭，在院壩酒桌上，向這位北京來的「小人物」講述了一個個荒誕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聽敵台，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被判10年。他有一個小收音機，當時中蘇關係緊張，雙方都在用電台做宣傳，周明夫偶然聽到了信號更強的蘇聯廣播，被人告發。在被綁走時，來人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當時房間裡就三個會計，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徐星說。
在片子裡，周明夫和老伴一邊幹著農活，一邊嘟囔著：「文革」時，人都是「沒有心」的，誰壓倒誰，就上去墊一腳自己就高一點。為了表現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更愛毛主席，都是為了這個。
比起大多數難友來，周算是幸運的，老婆還等了他十年。在那個年代，一個人因「反革命罪」被抓，為了避免成為「反革命」家屬，很多人的選擇了和親人「斷絕關係」。
翁志渝被刑訊時，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組織」的名稱，他回答「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對方用槍把敲他的腦殼，不承認就繼續就敲。
翁知道不編個詞兒是混不過去的，他想起在報紙上看過「啟蒙」，覺得啟蒙是中性詞，不反動的，於是就「交代」了。審訊組後又加上「領導核心小組」，「啟蒙領導核心小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幾個農民的反革命組織名稱。而那幾個老鄉「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華和翁40年多年來一直都有矛盾，程認為就是翁志渝「啟蒙」兩個字，把他害得妻離子散。
徐星在拍攝的同時，也試圖在化解這兩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說事兒：「在刑訊逼供下，別說『啟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認了。」
在徐星的勸說下，翁和程冰釋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說「我們幾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兩位老人抱頭痛哭。
徐星發現，這些農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當年的恐懼，直到今天也沒有消失。「這種恐懼可能是下意識的、潛移默化的，已經完全在他們的血液中了。」
他們依然會警惕說錯話，得罪政府遭到報復。徐興林當年被朋友舉報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徹底交不得」，他說。
徐興林曾說過，「你要是說我偷東西，你拿出證據來，政治這東西，說你是你就是。」
「年輕人會認為，以前發生過那麼多殘酷荒誕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這種說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說。在杭州看片會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
最近，徐星在籌備一個新的紀錄片《告密者》，將回放一位現年80多歲的學者的「特務生涯」。他在「文革」期間受「組織」秘派，潛伏物理學家束星北身邊，監視其言行。「文革」結束後，所有的部門都不承認他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擠打壓。
「歷史被層層的謊言覆蓋著，其實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細節，就能戳穿這些謊言。」徐星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