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回歸17年，港人究竟如何評價回歸後的生活?他們眼中的香港有哪些變化?他們認可這些年的深港合作嗎?如何看待一些現實中的新隔閡?南方都市報採訪了三個香港人，請他們講述眼中的回歸17年。
本土港人葉振都至今還記得17年前的今天，他和全家人一起坐在電視機前，全程觀看香港回歸報道，「看到滂沱大雨中解放軍入港的畫面，大家都很激動」。
而10歲才跟父母從上海移民到香港生活的洪為民，當時正在參加一個國際慈善組織的早餐會。回歸對他來說，意外收穫在於，很多管理人員因此移民，他及同齡有能力之新人迅速獲得晉陞。
方舟則是回歸後才定居香港的新港人，作為一國兩制的研究者，他覺得深港兩地在溝通上有很多地方需要協調，但比回歸之前還是要好很多。「之前香港做地圖，深圳河以北都是空白的，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樣，現在已經改變了」。
葉振都：深港兩個城市在慢慢靠近
人物簡介
葉振都，1971年生於香港，香港榮興集團常務董事，也任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志願者協會創會會長和香港青年聯合會首席參事、前海青年專業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近年來，他組織了上千名香港大學生到內地實習，亦組織了許多香港志願者到內地邊遠地區服務。
受父親影響，對祖國懷有熱忱
17年前的7月1日，葉振都和全家人坐在電視機前，全程觀看了香港回歸的報道，「看到滂沱大雨中解放軍入港的畫面，大家都很激動」。那時他26歲，從英國學成歸港已有兩年，在父親創立的家族企業做事。在英國時，葉振都會說自己是從香港來的「Chinese」，父輩對故鄉潮州的眷戀是他的成長基調。
儘管葉振都和兄弟姐妹生於香港，粵語很地道，潮州話仍是家中「法定語言」。父親葉樹林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2009年因長期投入公共事務及志願工作而獲得香港「銀紫荊勳章」。耳濡目染之下，他的子嗣也都對志願服務和祖國事業懷有熱忱。葉振都仍記得兒時被帶回潮州，父親在祖屋前說，「中國是你們的根」。
對葉振都而言，「深圳」最初意味著回潮州的必經之路。1980年代初，羅湖橋這頭只有幾棟高樓，「再往西就是稻田和雜草，很荒涼」，兄弟姐妹8人和父母在口岸車站坐上長途大巴，駛過「破得不行的路」。年歲漸長，葉振都常陪父親到深圳見潮州鄉親，在羅湖口岸附近的華僑酒店商量在老家投資路橋、興辦學校的事。
之後「深圳」代表著地產和工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接單，深圳加工，『前鋪後廠』持續了一些年頭」。後來深圳的高樓越來越密，葉振都發現，深港兩個城市「生活習慣、城市規劃、清潔衛生程度在慢慢靠近」。近幾年，很多港人開始知曉騰訊、華為等深圳企業。
積極送香港學生到內地實習
葉振都幾乎有一半精力在做公共事務和志願者活動，近8年，他所在的香港青年聯合會都在積極地送香港學生到內地實習。「香港和內地雖然青年交流活動頻繁，但很多都是走馬觀花，我們想用6個星期甚至更多的時間幫助港生融入內地」。
第一次嘗試是在2007年，葉振都遊說上海的港資企業拿到31個崗位。去香港大學招募時，不到一周有500多學生報名。之後，學生去到故宮、國家博物館，以及央企、國企和新聞出版機構實習，甚至北京的街道辦事處也有他們的身影。今年，香港青年聯合會的內地實習團申請者達到15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30%，有300名學生最終得到了實習機會。
前不久，一位去CCTV新聞聯播實習的港生在社交媒體裡興奮地宣佈，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片尾字幕，「13億人都睇得到!」葉振都說：「這個學生第一次體會到『13億人口』是什麼，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有了很深的感受」。
令一位港生驚訝的是，北京地鐵裡等車的人竟是港鐵中環站的幾倍。也有港生從五湖四海的人帶來的不同風土人情中，感覺到「很廣闊的知識面」。一位在上海實習的港生說，不僅知道了內地的經濟狀況，也懂得了怎樣和內地人溝通合作，怎麼站在他們的角度想問題。
作為香港志願者協會創會會長，葉振都參加過2008年北京奧運的志願者服務，也在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大運會組織過志願者活動。深圳大運時，協會從3000多位報名的港人中選出了850多位志願者。這幾年，葉振都還組織了5期香港青年服務團前往梅州、韶關支教，成員都是香港的公務員、學生、企業職員，他們自願暫停手中的事，為邊遠地區提供一年的服務。
近幾年內地和香港的關係出現不少「插曲」，但葉振都認為：「不應該把矛盾和摩擦放在放大鏡下面。很多港人暫時放下自己的事，去內地邊遠地區做服務，為什麼這樣的事沒人關注?」葉振都記得回歸初期的港人心態，「像是親戚經常來家裡做客，大家都很熱情」，後來「講普通話的人沒那麼受歡迎了」。他說，這背後既有港人面對經濟增長趨勢的失落，也有文化摩擦，但他相信通過交流會慢慢好起來。
洪為民：並非沒有互信，但還沒有到最默契
人物簡介
港人洪為民，祖籍福建的印尼華僑，1979年10歲時隨父母從上海移民香港。2008年香港十大傑青、香港知名人士。有香港菁英會榮譽主席、全國青聯常委兼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等多重身份。上月被選為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深圳的變化太大了」
在葉振都全家坐在電視機前看回歸直播時，時年28歲的洪為民正坐在尖沙咀，參加一個國際慈善組織的早餐會，「雨大得不得了，過馬路都很困難」。洪為民是祖籍福建的印尼華僑，1979年，10歲的他隨父母從上海移民香港。
那天早上七點，他從廣州坐火車到深圳已經快中午。當時邊防站還是木頭建築，過了羅湖關，要走過一個有鐵路的橋，才到香港。接著在港英關口排了一下午隊，接近傍晚才終於搭上了從羅湖到紅磡的香港東鐵。「當時東鐵還是柴油火車，沒有冷氣。有人挑個擔子，專門在羅湖到上水這個區間循環上下車，賣雞腿或漢堡包」。
初到香港，洪為民的家很小。幾平米的房子，擺一張上下鋪的雙人床和一張飯桌就滿了。很快，他們在一片菜地裡買了個木屋，但不到一年就被拆。因未呆夠七年，還無永久居留權，沒資格申請公屋，全家只能住臨屋。
「即臨時房屋區，這是什麼概念?就是政府只給你一個屋頂，四面你自己拿鐵皮圈起來，按家庭人口多少告訴你可以圈多大。我家十平方米，沒洗手間，廚房在屋外。電壓不夠，無法裝冷氣，其實也買不起，夏天熱得只好往房頂潑水降溫，非常辛苦。」
儘管家貧，但由於重視教育，在大陸讀小學，洪為民已多次跳級，中五(相當於高二)又直接考進香港理工大學數學系，以15歲年齡成為該校史上最小的學生，不到20歲便出來做事。
第一份工是電子工業部下面的公司，雖只做了很短時間，但要常跑深圳大學和蛇口。「深圳的變化太大了。」洪為民說自己1987年來深圳，羅湖還是很髒亂，很多民工模樣的人，每次坐出租車總擔心會被載到陌生地方遭搶劫。而福田香蜜湖往西則都是農田，「很難相信現在南山發展成這個樣子。而人的素質也變化大，還是湖南的哥，感覺卻不一樣了。」
洪為民覺得自己這個年齡段的港人還比較走運，因為回歸之前的移民潮，很多中層管理人員辭職。「所以我們，尤其是師兄師姐都升職很快，有的一兩年就做到經理。但現在管理層的流動變少了，80後的升職出現了一個玻璃天花，看得到但夠不著。」
而回歸之後的香港在經濟上發生著兩個變化，一是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後，香港碰到97亞洲金融危機，接著千禧年前後又出現互聯網泡沫，2003年非典來了，一直經歷苦難。「香港人以前是很樂觀的，都不太儲蓄，覺得錢花光了，只要肯努力又可以賺到。但經歷這些之後，很多人的意志相對消沉了一些，信心也喪失很多」。
另一方面是香港經濟結構本身存在問題，比如港英政府時期留下的高樓價、壟斷等疊加爆發。社會貧富懸殊明顯，從2001到2010年間，香港薪酬最高的10%人群收入增長了60%，而最低的10%人群卻下降了20%。「的確會有人把這些低迷與回歸扯上聯繫，但史無前例的和平移交、一國兩制，這些內地政府和港府其實都沒有經驗，以前也從沒有過『港人治港』，連學術研究都沒有，難免一些配套政策做得不是很好。」
被前海看中做中間人
但對於深港合作，洪為民總覺得似乎很少達到「兩頭熱」，即雙方契合度同時處於波峰、產生共振的時候較少。「雖然深圳早期經濟很大一部分程度是靠了港資，三來一補、前店後廠，一些中小港企因此做大。但後期這個模式已經不行。深圳開始發展高新科技，而香港並不感興趣，大家的發展並不對口」。
洪為民說，香港一直都是在做資金密集的產業，比如金融。新加坡是從勞動密集到資金密集，再到知識密集，而深圳則跳過了資金密集，「深圳最厲害的企業是華為、中興、騰訊」。「但做企業的人知道的，不進大陸市場，只做香港沒意思，沒發展空間，要利用中港合作去佔全世界的市場。」
作為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直言，過去其實對前海並不瞭解，直到今年3月在一次飯局上認識了前海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錦俠才有了較深認識。「與以前的深港合作相比，我感覺前海最特別之處，在於思想比較開放，很多東西願意去嘗試，當年改革開放也是有一幫敢先行先試的人。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感覺整個國家在治理方面的思維有了變化，『負面清單』不只是上海自貿區在搞，很多地方都開始做了。不該管的，政府就放手了」。
但最初前海邀請他承擔此職時，他第一時間便推掉，「我說，我願意出謀劃策，但做你們的官啊，我不願意，而且我自己還有生意」。但後來前海再來說服他，說可以以註冊「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的形式，屬非官方機構，前海出資，他可以兼職做總經理。「這個我覺得可以，自由度又大一點。」
洪為民認為，被前海看中做中間人，一是因為他有中港文化背景，對內地的政策和法律有不少瞭解。二或是因為他在港有著深厚的人脈資源，並受商政兩界認可。他是港府中央政策組、特首和3個司長的特邀顧問、智囊，「相當於深圳政府的政研室」。同時，洪為民與港媒關係也十分密切。
「我會通過自己在媒體圈內的資源，宣傳前海惠港政策及優勢，也會加強與各界的溝通，打消他們對前海的顧慮或誤解，增加前海這片土地的『粘性』。促進兩地深入合作，謀求共同繁榮。」洪為民認為，前海的定位就是輔助香港，但也不要做得太過，「香港人是不接受無事獻慇勤的，不然他會想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好?他們喜歡共贏」。
而對於更長遠的深港關係，洪為民則建議，雙方應首先建立起互信。「現在不是說沒有，但感覺上還沒到很有默契的階段」，還是官方的會議多一點。「官方很重要，但民間不能忽視，雙方一定要主動，要認同合作對雙方都有好處。」其次，雙方還應真正地尋求共贏，而不是由上自下的政策推行，「要打破一個框框」。
方舟：深港兩地開始重新認識各自特點
人物簡介
方舟，籍貫福建，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留學歸國定居香港的新港人。現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博士。
與葉振都和洪為民不同，方舟是在香港回歸後一個月，才定居香港的，當時他剛從國外留學回來，20多歲。選擇香港的理由是「這裡是中西結合點，本身是南方人，氣候也比較適應」。他進入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而其前身就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自由行對香港居民影響大」
「基本法是決定香港基本政治、經濟框架的，起草階段委員會主要聽取香港各界的意見，做準備和研究工作。基本法正式頒布後，班底保留，變身為現在的這個研究機構。」方舟說，當時香港市民對回歸心情比較複雜，因為擔心回歸後很多東西會變化。
「很多外國領事也問我，一國兩制到底實施得怎麼樣?我覺得制度、生活方式都沒變。1990年—1996年香港有一個大規模的人口移出，但是1997年之後有個明顯回流，所以從『不變』來說，非常成功。」
不過方舟也認為，雖然香港已回歸了17年，但一國兩制對國家和香港都還是新課題。比如香港沒有製造業，服務業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前者即金融、會計、法律等，高增值，但吸納就業人口不多，且都是專業人士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上層人士;後者是零售、餐飲、旅遊等相對中低端的產業，自由行的開通，為很多基層港人創造了就業崗位。「香港的失業率非常低，只有3%，接近全民就業。」
但這一政策也帶來新挑戰。「我們樓下皇后大道這條街就可以看到變化，十年前這條街上還能看到各式各樣的店舖，現在大多是賣黃金、首飾、高檔時裝。因為2009年到2012年這3年間，自由行帶動香港的零售額累計上升了64%，但零售商舖面積只上升了1%。比例的倒掛，導致商舖租金飛速上漲，有的甚至出現一年翻一番。什麼樣的店可以承受這麼高的租金呢?一定是利潤高、賣奢侈品的店。所以小吃店、書店、藥店，連銀行的門市都通通不見了。」
方舟說，上水如今也出現這種情況，本地居民的生活受到明顯影響，所以有些情緒也是有原因的。「香港內部的變化實際上是跟不上周邊形勢發展和兩地發展步伐的。」
「兩地合作比回歸前好多了」
對於深港合作，方舟說回歸之初，香港看深圳像是「哥哥看弟弟」，2003年，香港作為不到700萬人口的城市，經濟總量超過廣東全省，更不要說深圳。但過去十年，廣東飛速發展，香港只有廣東三成左右了，「未來一兩年內，深圳和廣州的GDP可能都會超過香港了」。
「過去30年兩地是一個垂直分工的關係，後來逐漸開始平行發展，出現一些競合關係，比如港口，現在兩地是全球最大的組合港之一。競爭與合作相輔相成。香港回歸那年，香港航運開始轉型，隨著深圳港口的起來，集裝箱的裝卸業務更多的轉移到深圳，而香港則主要做跟航運相關的船舶註冊、船舶融資等業務，由碼頭功能逐漸變成了服務功能，雙方又再一次合作。」
方舟認為，兩地開始重新相互認識各自的特點，「香港也在想如何利用深圳的已有產業集群來拉動香港經濟，下半年應該馬上要成立香港創新科技局，這也反映出港府的思想調整，而過去基本是自由放任的。很多領域，香港開始借助深圳的力量了」。
這些年，方舟親身參與了深港協調、經濟協作、通關安排，包括一些新的合作區，如前海、河套地區的發展戰略。他說，兩個體量這麼大的城市，有很多問題需要逐步協調，「市場的力量互動得很快，但機制體制是稍稍滯後的」。但他認為，兩地的合作與溝通比回歸前好了很多。
「其實之前香港做地圖，深圳河以北都是空白的，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樣，規劃時也不太在意河對岸發生了什麼事。」方舟直言，兩地政府不一樣，內地是強政府，香港是小政府，政府還要受到立法會制約。規劃上還是存在中環中心主義，政商都在這裡，維港兩岸狹長地帶就是核心，新界則是郊區，靠近北面更是遠郊區。深圳是貼著香港成長起來的，羅湖、福田、南山跟香港都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對香港來說，垃圾焚燒廠肯定都是放到遠郊區的，但飄出的異味就到了深圳中心地帶。所以兩地感知完全不一樣。」
「兩地要加強民間交流」
方舟認為，深港雙子城結構，包括在經濟合作、規劃都要開始反思，「現在已有些變化，比如港府已經在開發大嶼山，並在做新界的規劃。另外，港英時期為了防止內地人偷渡，沿著深圳河20多公里的狹長地帶劃定了一個軍事邊界禁區，普通香港人沒有通行證都無法進去。這一兩年宣佈，禁區從28平方公里縮小到4平方公里了。」
另一方面，方舟也建議，深港雙方在經濟合作之外，一定要增加民間交往和社會層面的交流，「深圳也不瞭解香港，而香港年青一代對內地瞭解更少，港媒負面報道多，導致對大陸人印象不佳」。他希望兩地能相互創造實習、就業機會，真正瞭解對方在想什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