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1971年夏天，19歲的令政策離開家鄉山西平陸，北上省府太原。
其時，他還只是一個毛頭小伙。2014年，依舊是個夏天，已經62歲，貴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他，突然身陷囹圄。
從19歲到62歲，40餘年，半生征程。從小機要員，到副省級領導幹部，再到落馬官員，走上仕途的令政策，命運像一條反向拋物線：一路上揚，又重重墜落。
山西大學的普通學生
令政策總是能夠成為傳奇的一部分。
1952年，從父親令狐野為他取名政策的那一天開始，他的名字就和哥哥方針、妹妹路線以及弟弟完成聯繫在一起，惹來不少人的好奇和關注。
1971年，省裡要抽調一名機要員，平陸縣領導班子為此專門開會研究。經過討論，讀過書，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較優秀的令政策脫穎而出，獲得了這個寶貴的機會。
當時19歲的他很快結束了在家鄉平陸常樂鎮公社醫院給人抓藥的日子，離家北上。
1982年，已經30歲的他，成為山西大學中文系幹部專修班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員，進行了3年的全日制脫產學習，並獲得了大專文憑。
若干年後，這個班60多名同學，出了兩名副省級領導和至少20多名副廳級以上幹部。作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令政策，無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山西大學中文系幹部專修班，這本是特殊時期下的特殊產物。
1980年2月，面對十年「文革」給文化教育帶來的干擾，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發佈了《關於加強幹部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幹部教育的地位。
半年後，教育部、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舉辦幹部專修科和幹部培訓班暫行辦法的通知》，大專院校開始承擔幹部培訓任務，著力改善幹部隊伍的文化結構。
為了響應中央號召，1981年年底，首批幹部專修班招生在山西大學和太原理工大學分別展開。當時的選拔，主要面向省直機關，報名者入學前必須經過考試，科目包括語文、數學、歷史和政治。
如同1971年的那次遴選一樣，來自省委辦公廳機要處幹事的令政策，經過層層篩選後，獲得了這個寶貴機會。此前，他畢業於平陸縣常樂中學，學歷僅為初中。
1982年春天，山西大學毛主席像背後的灰色教學樓裡，令政策重返校園。他所在的班，放在今天也會頗為特別——大家工作不同、學歷各異、年齡最大的有40多歲，最小的20多歲，被打趣為「老少班」。
不過，「老少班」在學習上可不馬虎。兩位曾經帶過這屆幹部專修班的山西大學中文系退休老教授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回憶，或許是因為之前錯失了上學機會，這批年輕幹部的學習態度要比一般本科生認真得多。
那個時候，班上同學大部分都是走讀，無論颳風下雨、嚴寒酷暑，大家都是騎自行車或坐公交車來學校。有一次天降大雪，上課前老師點名，全班沒有一人遲到，更不用提逃課了。
另外，由於有了一定閱歷，這批學生的思想、行為都比較成熟。他們更善於也更願意和老師溝通，下課間歇，有的男生還會提上一根煙，和男老師熱乎地聊個天。
相比之下，令政策是班上再普通不過的一名學生。在老師和其他同學的印象中，他成績一般，話不多，也不是班幹部。上課時，他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很少主動發言或提問。下課後，他就騎上那輛黑色的「二八」自行車，大約要半個多小時，才能趕回太原府東街的住處。
老實、本分，這是一位令政策大學同學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對他的評價。在他看來，大概是機要員出身的影響，當年令政策講話謹慎，穿著也很樸素，完全看不出是幹部子弟。
不過，他又不是那種木訥古板的人——隨著時間推移，令政策也會和熟悉的同學說說笑笑，露出其活潑的一面。
挺進當年的「腐敗窩」糧食廳
1985年春天，獲得大專文憑的令政策回到原來的單位——山西省委辦公廳，先後在辦公室和文書信息處工作。一年半後，34歲的他首次得到提拔，成為省委辦公廳文書信息處副處長。
1991年4月，令政策開始擔任山西省委機要局副局長。此時，距離他最早從事機要工作，已經過去20年。
不過，令政策並沒有在機要工作上一幹到底，6年後，他進入了一個全新領域。1997年9月，他開始擔任山西省糧食廳(2000年5月改革後稱山西省糧食局)副廳長，為時三年。
「令政策當年是來到了一個腐敗窩。」山西省糧食系統一位老幹部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透露，當年的腐敗，和時任糧食廳長高志信分不開關係。高志信主政山西省糧食系統的十餘年間，正是該系統的「問題」逐漸增多、愈演愈烈時期。該系統在監督管理的各個環節上，普遍存在著監管不到位、監管措施不落實等問題。
高志信是山西運城市河津縣人，1995年起任山西省糧食廳廳長，2000年5月之後繼續擔任山西省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曾與令政策同事三年。
令政策初到山西省糧食廳時，山西糧食系統的窩案，已經開始發酵。山西省委主辦的雜誌《先鋒隊》刊文披露，高志信在1996年曾提攜時任山西省屬天津金良科工貿實業公司經理張莉萍出任山西省糧食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和北京金穗源公司經理黨支部書記，後又讓其兼任忻州田村糧食儲備庫主任。
1996年，高志信口頭指示張莉萍，在澳大利亞創辦富士林公司，天津金良科工貿實業公司投入702萬元，其結果造成了467萬元的巨大損失。1997年，高志信又指示張莉萍，從北京金穗源公司借給香港高孚公司1000萬元，又造成損失453.76萬元。1996年12月，高志信指示張莉萍將60萬元公款外借，數年後無法追回，就用本單位資金填補。
一位山西省糧食廳的老職工回憶，當年令、高二人共事時，關係和睦，還是老鄉，但無證據證明二人有聯合違紀行為。
「土壤挺關鍵。」一位熟悉山西省糧食系統的官員說，令政策本人當年在糧食廳工作時為人低調務實，「但是這片腐敗的土壤，對於一個人的仕途發展並不好」。
2000年6月，令政策調至山西省發展計劃委員會，開始他的仕途新徵程。高志信在糧食系統的違紀行為持續擴大、發酵。根據知情者提供給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情況，一位中央領導人當時曾直接點名批評過高志信。
2007年4月， 山西省委、省政府免去高志信山西省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2009年6月9日，山西省紀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了高志信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行政撤職的處分決定。
同時，山西省紀委還公佈了高志信利用職務便利濫用職權，批准借款，造成國有資產400萬元經濟損失，弄虛作假、騙取財政補貼，為自己修碑立傳等違紀行為。
令政策的煤改成績單
太原市東後小河12號院，這是山西省發改委的所在地。
2000年6月，令政策來到這裡，擔任山西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一職，進入其仕途最受矚目的8 年。
和早年在機要崗位不同，身居要職的令政策在省發改委「進步神速」。他用了4年，就從副主任升到主任，開始在事關山西經濟命脈的煤炭領域大展拳腳。
2004年，也是煤炭價格高漲，山西煤改剛剛啟動之時。
這年4月16日，剛剛任命為省發改委主任的令政策在山西省政府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將對焦炭生產過熱和在建項目違規超量現象進行調控。
有關資料顯示，為了遏制頻發的礦難，山西這一年關閉了4000多座非法煤礦，並將年產3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全部關停。
2005年，在經歷近一年的調控後，令政策啟用了「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改革路子。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山西省正面臨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刻不容緩;各類結構性矛盾仍很突出，全面推進結構調整刻不容緩;經濟發展軟環境不夠寬鬆，改革經濟體制刻不容緩;與國際國內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擴大對外對內開放刻不容緩。」
這4個「刻不容緩」，由令政策在2005年初的省發改委工作會議上拋出，旨在給搭上「資源型經濟快車」的山西煤炭資源領域的發展敲警鐘、潑涼水。
緊接著，當年3月，一份題為《山西省煤炭開採對水資源的破壞影響及評價》的調研報告引起廣泛關注。報告指出，山西每采一噸煤，即損失2.48噸地下水，從1949年到2004年，山西共產煤約77億噸，損失水資源達191億噸。這份調研，就是在山西省發改委的主持下完成的，其調研結果，為「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調研依據。
煤炭能源改革之路並沒有止步，在經歷了外力調控、內在整改後，山西省繼續為「煤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財力支持。
2007年，山西開徵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該基金是山西省人民政府為實現煤炭產業可持續發展而設立的基金，目的是建立煤炭開採綜合補償和生態環境恢復補償機制，為實現山西煤炭可持續發展提供財力支持。
基金的徵收主體為省人民政府。省財政部門負責基金的徵收和預算管理，省發展改革部門負責基金使用的綜合平衡和計劃管理。當時山西省是國家唯一煤炭產業可持續發展試點省份，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為了這個試點，令政策前前後後做了不少努力。
即使離開發改委大院，令政策與煤炭的聯繫依然沒有割斷。
2008年，山西省成立總規模100億元的能源產業基金。有關介紹顯示，該基金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推進山西省新型能源和工業基地建設，構建國際性專業化的融資平台」。
即使升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之後，令政策還是擔任了山西省能源產業基金領導小組副組長這一重要角色。
身居要位時的AB面
「高處不勝寒」，隨著官位的不斷升高，令政策的面目也逐漸變的模糊，得到的評價也有了明顯的兩級分化。
在山西省發改委工作人員劉明(化名)印象中，令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工作狂」。他屬於事必躬親的類型，所有材料、講話稿都要親自過目，連標點符號的錯誤也不放過。為了修改稿子拖到凌晨一、兩點，也是常有的事兒。
「領導那麼拼，下面的人誰好意思偷懶?」劉明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坦言，那也是單位上下幹勁十足的一段時期。作為「一把手」的令政策，總是跟大家表達這樣一個意思——官位不在乎有多高，關鍵是在工作上做出成績。
他的另一位老下屬，已經退休的山西省發改委老幹部王剛(化名)則對令政策表現出強烈不滿。在他的表述中，令政策好說空話，比較專橫，在位時提拔了不少運城籍幹部，也曾為了一己之利濫用職權。
每個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各異，也很難給出一個共同的答案。劉明也坦言，令政策在省發改委的幾年，也是單位矛盾比較集中的階段。
當時，由於崗位有限、人員眾多，山西省發改委陷入幹部流動不暢的局面。一些幹部長年提拔不上去，積累了不少怨氣，直接導致了一些些人對令政策的不滿。
另外，自從「福利房分配」取消後，發改委不少人都把買房大事寄托於單位自建。可是，令政策經常給大家口頭承諾，房子卻遲遲沒有動工。一直到2008年以後,他離開發改委，房子才開始建設。
因為建房問題，發改委不少人對令政策充滿抱怨，但另一方面看，也足以感覺到令政策在仕途上的小心謹慎。
不過，對令政策大學老師和同學來說，評價又是另外一極：不管令政策當了多大的官，師生情和同窗情始終都在那裡的。
自1985年畢業後，山西大學82級中文系幹部專修班就保持著每年一聚的傳統。只要有時間，大家都會到，還會邀請當年的老師一塊兒敘敘舊。
漸漸地，這樣的場合能碰到令政策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有的同學會埋怨，令政策架子大，請不動了。也有同學表示理解，認為他工作確實很忙，也可能怕別人找他幫忙。
2007年3月，山西大學中文系老教授何君(化名)距今最近一次和令政策打交道。
當時，為了讓即將碩士畢業的兒子去省發改委下屬的某學校工作，何君往發改委跑了三次，才有機會和曾經的學生令政策碰一面。
對於老師的不情之請，令政策沒有當場拒絕。幾個月後，何君還接到了學校負責人的電話，邀請他過去聊一聊。「到了學校，人家才跟我說，今年沒有這個進人計劃。」喜出望外的何君最後還是被潑了冷水。他一邊覺得，向令政策打招呼沒起任何作用，一邊又有些介懷，為了拒絕自己，還兜了如此大的一個圈子。
對令政策的許多同窗舊友來說，這樣的一幕並不意外。大學同學張濤(化名)看到澎湃新聞《令政策平陸往事》(www.thepaper.cn)報道中寫到「初中同學去找他連辦公室都不讓進」的細節，不由得感慨，「他就是這個樣子」。
早些年，已是廳級幹部的張濤路過省發改委時，也想進去和老同學打個招呼。令政策對此似乎並不歡迎，對他說「你還是別上來了」。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對曾經的老師、同學鐵面無私的人，在省發改委老幹部王剛嘴裡是個偏袒「自己人」，和運城老鄉走得很近的領導。
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是，今年4月，令政策還和時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的杜善學一同出席了山西省臨猗商會組織的聯誼活動。和平陸一樣，臨猗只是運城市下屬一個縣，它正是杜善學的老家。
6月19日，令政策和杜善學幾乎同時出現在了中央紀委的查處名單上。
熱心文化口氣卻有點大
2008年4月，在成為省政協副主席後，令政策的主要精力有所轉移。和此前落馬的原山西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一樣，令政策變成了一位熱心文化的官員。
公開報道顯示，他曾多次觀看並參與山西省的戲劇文化創作表演，其中包括觀看《山西隨想》《粉末春秋》《蘇武牧羊》《守望》等劇目。同時，他還是大型文獻電影《決戰太原》的出品人，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的，則是該片的另一位出品人申維辰。
此外，令政策也在最近幾年展開了不少文化調研。2010年3月，他到訪北京798藝術區，重點走訪橋藝術中心、百年印象等藝術機構，考察借鑒了京味兒文化。同年6月，他又趕到晉城市部分旅遊文化景區和相關企業單位，就文化產業發展工作進行了調研;同年10月，他還去了沁縣調研該縣紅色旅遊，向當地老人詳細瞭解當年八路軍高級將領會議召開的情況。
2011年5月，令政策又去了江蘇連雲港，在當地領導的陪同下考察了花果山海寧禪寺、海清寺等宗教場所……2013年6月1日，作為山西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的他又帶領專家組對永濟市旅遊文化產業進行了一次調研。
「他是確實想做出點事情，就是想得比較簡單，話說的有點大。」一位曾經陪同令政策參與調研的山西文化界人士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擔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令政策對山西的文化事業確實比較熱心，對文化人也很尊重。
不過，和申維辰不同，令政策自己對文化不算很懂，很多想法都顯得特別「理想主義」。曾經有一次，他陪同令政策前往山西某地進行文化旅遊產業的調研，令政策張口就是，在這兒搞一個項目，要多少地?多少錢?
「沒有論證，也不去考慮可行性。」這位文化界人士告訴澎湃新聞，直到今天，令政策對文化產業的很多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口頭，根本無法付諸實踐。
從某種程度講，這又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場景——是什麼讓一個機要員出身，一向低調、謹慎的官員，口氣變得如此之大?
然而，不管外界有多少疑惑，令政策的命運，還是定格在了2014年6月19日17點31分。
那一刻，中央紀委宣佈：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一個人要經歷多少誘惑，才能使自己忘記初心?
答案，或許只有令政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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