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2013年6月，聯想集團董事長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時說的一席話，隨後在一個名為「正和島」的企業家社交網站上引發了一場風波—島民王瑛提出抗議，並宣佈「退島」。
據中國企業報報道，政治問題，居然成了更敏感的問題。如何搞好與官員的關係， 成了商人們最大的煩惱。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表示，「企業家也是公民，也會關注公共的話題。比如，當我瞭解到薄熙來在重慶『打黑』期間很多違反法治原則的做法，對於企業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開來殺人、王立軍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業家能躲得過他嗎?」
「離不開，靠不住」
他認為，從重慶事件來看剝奪的不僅僅是資產，還可能是你的生命。從重慶事件包括很多強拆事件來看，這是一個大問題，不是擔不擔心的問題，而是沒有根本解決。
王石認為，現在是三種力量，一種是政府的，政府非常強大，第二是企業，第三是社會。相對而言，最弱的是社會。政府允許開放的社會，企業家更多的是在社會中扮演角色，企業家擔任政協委員、人大委員，個別企業家進中央委員會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更多的角色。但我覺得企業家更多是在社會上盡責任。這是社會的擔當，應該這樣去做，首先扭轉社會對企業家群體的歧視或者不正確的看法。
政商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清末民初的一位實業家曾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奧秘：「離不開，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社會秩序，為商業糾紛提供裁決平台，自然是離不開的。更重要的是，在當前環境下，政府作為資源主導者，企業想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政府給你一個大項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給你，可能就得慘淡經營。這種情況在當前國情下還會持續很久，好的政商關係對企業發展意義重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總經理王振侯的一番話說出了很多企業家的心聲。
政府承諾無法替代法律法規
在中國式的宏觀環境中經商，不僅需要純商業思維，更需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點集團董事長袁岳認為，中國市場將是長久受到非市場因素影響的市場，只有充分理解中國的公共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市場。他主張企業家要從組織間關係、公共環境、社會文化、政策演進的角度關注企業管理。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導嚮往往決定了資源的走向和購買力的轉移。企業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資源，就應該分析政策走向。
農民企業家吳仁寶曾直言不諱地說：「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這一點在華西村從來沒有動搖過。」他每天晚上準時收看新聞聯播，從中揣測政策風向標。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剛公開，吳仁寶當夜召集開會，預測中國經濟將再度高速成長，於是決定囤積，狠狠地賺了一筆。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宋學增表示，一般來說，政府的性質決定了其行為是一種公權力行為，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的承諾就能替代法律法規。同樣，政府官員雖然是政府行為的實際踐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為時才具有權威性，否則就是純私人行為。因誤解這種區別而導致的悲劇著實太多。顧雛軍在庭審中曾申訴，當初他辦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門的特許，他之所以犯法違規也是因為有政府官員的許可，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對他行為的定性。
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只有一線之隔
多年以前，50多位企業家聚集北京華潤飯店，抗議某高峰論壇主辦方利用有領導人出席的名義收取贊助費。主辦方想利用企業家們要和領導人握手、合影之機來掙錢，可領導沒來，最終反釀成退款鬧劇。不難看出，在不少企業家心中，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劃比劃，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來，那更是無上榮光了。
郭廣昌曾經為政商關係劃出界線：「人們都說，一個人的財富是一個『0』，健康是一個『1』。事實上，民營企業能不能合法經營就是這個『1』，離開了『1』，後面規模再大，財富再多，最後還是會變成『0』。可以說，合法經營跟身體的健康同樣重要。」與郭廣昌經營理念相似的還有王石「不行賄」的立企哲學。無論是郭廣昌還是王石，他們的準則都是摒棄畸變的政商關係。
「當前國情決定了政府在事務決策中占主導地位，企業家試圖剔除商業發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家告訴記者，如何有技巧地游刃於政商博弈之中，仍將成為企業家的最大挑戰。在一個沒有穩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境下，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一朝得手與穩健擁有不可同日而語。那麼，企業家該如何拿捏與政府及官員的關係呢?對轉型期的中國企業家來說，這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更是一個技巧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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