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澎湃新聞網報道，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這裡，坐落著一個大型國營農場——湖南益陽大通湖農場。
60多年裡，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來到這裡，在此處扎根，種田、畜牧、打漁，他們自給自足，生活平靜。
從湖南漢壽來的余家是遷入農場的其中一戶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兒子余剛在此出生。
1987年，19歲的余剛考上北京的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機關工作，成為農場所有人的驕傲。
又過了一些年，在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工作的余剛成為一位中央領導的秘書，此後一路相隨。
整整27年後，余剛46歲的時候，他出現在中央紀委的通報名單裡。
2014年7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一則通報打破了農場的寧靜：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通報稱，經查，余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姦。
余剛的三叔余則運聽說了這個消息，顯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兒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剛的二叔的女兒、堂姐余暉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反應卻是「高興」。
她告訴記者，自從去年12月聽說余剛被調查以來，她一直擔心再也無法聽到弟弟的消息。
軍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農場成立於1951年。
當年4月，大通湖特區人民政府成立，與蓄洪墾殖管理處合署辦公。1952年1月，大通湖農場升格，與特區政府、管理處形成政、事、企三位一體的聯合組織，直屬湖北省政府領導。
其後，大通湖農場沿革不斷，歸屬調整頻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紅四個國營農場和南灣湖軍墾農場及大通湖漁場的基礎上，撤場建鎮設區，大通湖區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陽市直管。
大通湖農場建成後，首批遷居來此的是一批退伍軍人家庭。余剛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剛的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曾參加抗美援朝，是個威嚴的老軍人，性子火爆，對兒女十分嚴厲。餘暉笑稱自己的大伯甚至有「軍閥作風」，對孩子就是「打呀」，就連最老實的余剛，也沒少挨父親的打。
退伍後，余剛的父親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農民」。早些年，余剛父親的工作是趕馬車，馱運豬飼料，隨著農場生產技術提高，馬車逐漸被淘汰，余剛一家人便被調到大通湖農場四分場的畜牧隊餵豬。
當年，大通湖農場有5個分場，每個場裡有畜牧隊、副業隊、機耕隊等不同的分隊，余家在當時屬於四分場五分隊。
余剛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這一家人要養一百多頭豬，儘管父母勤儉持家，家裡條件依舊很貧困。家裡還要供四個兒女讀書，壓力更大。
余暉向記者回憶道，要養活四個兒女，光靠養豬還不夠，需要自己種些糧食。見這一家人忙不過來。余剛的叔叔嬸嬸們便喊上自家的鄰居、廠裡的同事，專門去余家幫忙插秧。大家還會帶上買好的菜，給余家送去。
在鄰居的眼裡，余剛的母親是個賢惠、溫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記者回憶，當年，大家在田頭勞作、餵豬，累了，就在余剛家門前休息，余剛母親會燒茶，為鄉親們解暑。聚在一起嘮嗑喝茶，也是當時大家工作期間的一件樂事。
余剛成為整個家族的驕傲之後，余剛的母親依舊很低調。「他媽媽從不向外界說什麼，也不炫耀自己的兒子。」余暉告訴記者。每當鄰居們稱讚余剛母親有個優秀的兒子，她總是回答：「是黨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余暉看來，余剛從小是個懂事的孩子，對父母，對叔叔嬸嬸都很孝順，深得長輩們的喜歡。
從小看著余剛長大的鄰居張漢東回憶著當時的少年：「余剛年輕的時候，長相很幼稚，像小孩兒一樣，呆呆的，總是笑瞇瞇，見到長輩就會問好，討人喜歡。他長得像他爸爸，現在四十多歲了，還是當年那個樣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張漢東的印象裡，余剛從小勤奮唸書，成績優秀，「他從不問家裡要什麼，只要能夠有書念，就夠了。」而這也是大家對余剛最深刻的印象。
余暉告訴記者，余剛不愛幹農活。因皮膚敏感，余剛在田里接觸到草，身上便會起疙瘩，癢得難受，這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不幹活的理由。像
余剛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學習。週末時沒課，父親喊余剛下田、進豬圈幹活，「他下田沒多久，就跑回家裡，抱著書讀，」余暉回憶說。
余剛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農場附近的小學念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區第一中學。
在之後的二十多年裡，是大通湖區一中的輝煌時期，該校有不少學生考入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讀書。如今，由於師資待遇跟不上，教師們紛紛離開學校，這所中學的光環漸漸暗淡下去。
1984年，余剛進入一中就讀。在高中的三年裡，余剛讀書的狠勁兒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與余剛同班的同學對記者說，學校一般在晚上9點半下晚自習，同學們都準時收拾書包回家睡覺。深夜的教室裡只剩下余剛一個人。他點著蠟燭，在灰暗的燭光下繼續學習，直到深夜12點才回宿舍睡覺。
這一年，余剛也因學習成績優異，性格頗受同學歡迎，連續多次被同學們和老師選為班長。
在同學的眼中，余剛不是個有架子的班長，反而低調、脾氣好，看到同學調皮搗蛋，他會站出來和氣地「批評」道：「你不要鬧了!」。
高二文理分班時，余剛選擇了文科。曾在余剛高二時教過他的老師李成英向記者回憶，分班後，余剛也幾乎次次拿下考試第一名。
時隔近30年，李成英已經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剛是個聽話的孩子，各方面都很優秀，性格內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氣，低調，從不張揚自己的成績。
當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長陳守凡教過余剛高三的語文課程。在他印象中，當年的余剛是個勤奮好學、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學生。
當時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陳守凡的腦海裡。一次，教室外有舞隊敲鑼打鼓，十分熱鬧，同學們都跑出教室看表演，唯有余剛一個人旁若無人地繼續學習。「他學習他的，外面敲鑼打鼓，他不去。」陳守凡回憶道。
在高三時，余剛喊出了「豪言壯語」：「我非人大不去!」「我復讀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績公佈，余剛成為學校裡的狀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系。這個結果，也在老師同學們的意料之中。
余剛考上人大後，當時的教導主任要余剛對著錄音機，錄下自己學習的經驗和自己的志向，之後的學弟、學妹們即使無法「目染」學長的風采，也要讓他們「耳濡」一番。
國務院小余
1987年到1991年，這是余剛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四年。
這年9月，人大法學院招了兩個班的本科新生，一個是經濟法專業，一個是法學專業，余剛，就是法學班上的一員。
「他那時也算是系裡的才子了，好像還聽說是他們當地的高考狀元……」提起余剛，一位來自人大87級經濟法專業的校友這樣向記者描述。
據他透露，大學前兩年，兩個班經常一起上公共課，住宿也是一幢樓的樓上樓下，大家自然比較熟絡。在高分考生雲集的人大，余剛不是班幹部，也不算很張揚，反倒是能給人留下一種「湖南人就是很聰明」的印象。
大學畢業後，余剛和他的大學同學，尤其是留在北京的，也時常小聚。「他似乎還是個熱心腸。」這位校友表示，曾經也有同學找余剛幫忙，一般情況下，他都會出手相助。
據李成英回憶，1991年從人民大學畢業之後，余剛面臨兩個工作分配的選擇，一個是去鐵道部下面的法律機構，另一個是國務院法制局。
國務院法制局於1986年成立，由原國務院辦公廳法制局和國務院經濟法規中心合併，屬於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全面負責國務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李成英很關心余剛畢業後的去向。他說，「當時，余剛的第一志願是鐵道部，我提出自己的建議：去鐵道部的下屬機構，對將來的發展不及去國務院這類中央機關作用大。」
最後，余剛聽從了李成英的建議，選擇了國務院法制局。
工作不久的余剛還是會和老師們聊起工作的事情。余剛曾告訴李成英，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期間，他經常跟著領導去各地視察。
有一次，時任國務院法制局局長還委託余剛代表他去雲南開會，要他「只聽不表態」，回來再向局長匯報工作。
在老師們看來，這也代表了領導對他的信任。
陳守凡也回憶起余剛當年親口講的一個小故事。當年，余剛曾出差到河南鄭州，河南省委一個領導在鄭州請他吃了飯。在吃飯的時候，領導還給余剛勸酒：「小余啊，喝酒啊!」不過，那時才工作不久的余剛還不會喝酒。
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了幾年後，余剛調往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具體分工，秘書三局主要負責辦理教科文衛、政法民政等社會事業的文電、會務、督查，以及聯繫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軍隊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間，余剛也曾在廣東江門下轄縣級市鶴山市掛職副市長。之後，余剛回到中央。
據余剛多位親友回憶，大約從2005年起，他開始擔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領導秘書，直到被調查。
這五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均擔任過上述已退休中央領導不同時期的秘書，因而也被媒體稱為「秘書五人組」。
細伢子變了
1998年的一天，陳守凡去北京，余剛請他在國務院門外的一個湘菜館吃飯聊天。那時候，陳守凡也覺得余剛還是那個「細伢子(小孩子)」，如當年勤奮刻苦的學生一般沒有變化。
但9年後，李成英卻有了和陳守凡不一樣的感覺——那個曾經懂禮貌、尊重長輩的好學生已經變了。
2007年，余剛已是已退休中央領導的秘書。這一年，李成英去北京旅遊，心裡還記掛著經的學生，問到余剛的號碼就給他打了過去。
電話那頭，余剛對李成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的?」李成英理解余剛的驚訝，「畢竟他的身份特殊，一般人沒法獲得他的聯繫方式」，但同時，這句話也傷了他的心。
李成英聽說，鎮上一位科級幹部曾去北京拜訪余剛，余熱情地接待了他，自己是余曾經的老師，卻只換來了這麼個問句。「算了，打了這個電話我就把你電話銷了。」 李成英有些生氣。電話那頭，余剛沒有任何回答，兩人便掛了電話。
李成英不忍心刪掉余剛的電話。
李成英說，在北京的7天裡，他一直在等著余剛打來，想著自己的學生會來跟自己解釋原因。但直到李成英離開北京，余剛都沒有任何表示。臨走前，李成英給余剛發了條短信：「我來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後我們還要見面也很難了……」余剛依舊任何沒有回復。
李成英說，這趟北京之行，讓他的心涼了。20年前，他把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優秀學生介紹給人民大學的朋友。20年後，余剛連他的短信也不回復。「我感覺到，余剛已經變了。」 李成英說。從此之後，李成英與余剛再也沒有聯繫。
同在2007年，余暉想找余剛幫個忙，也遭到了拒絕。
余暉告訴記者，2007年，余暉的外甥高考成績不理想，但想去北京念大學，為了幫外甥，余暉去了趟北京。
余暉打電話給余剛，想約堂弟出來吃個飯。電話那頭，余剛說沒時間見面。當時余暉覺著堂弟連自己也不願意見，掛上電話後就哭了。余暉決定第二天就回家。在回去前，余剛給堂姐回過來了電話，他說：「大姐你來了很不容易，我抽個時間陪你吃頓飯。」吃飯時，余暉提到幫外甥的事情，余剛立即拒絕，說「不可能」。回家之後，余暉選擇理解弟弟，「他在外面不容易，我們家裡人不能影響他。」
親友們沒見過余剛妻子
做了「首長秘書」之後，余剛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余剛的家人、鄰居、同學和老師都表示，甚至過年過節也很少見他。
對於余剛的工作，家裡人也從未知道一點信息。大家知道的，只有給某位領導做秘書，這個工作很重要，也有很多機密。一個令人有些疑惑的細節是，余剛的多位親友和鄰居們都表示，不知道余剛的妻子是誰，也不知道他何時結的婚。
7月2日，中央紀委公佈余剛被「雙開」的消息後，余剛的親友都不願接受這個事實。
「走到這一步，他真的不容易。他就是這樣毀掉了一生。」7月13日上午，談起堂弟，余暉幾度落淚，哽咽無法言語。
余剛的父親已經去世。余暉說，消息公佈後，家裡人一直不敢把余剛被「雙開」的消息告訴他70歲的母親，「擔心身體本就不好的老人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但一個鄰居不小心在老人面前說漏了嘴，老人知道了」。
從7月2日那天起，「余剛」，成了這家人最怕提及的兩個字。相比於家人，曾經教過余剛的老師們評價更為冷靜一些。
「不容易啊，從我們這麼個小地方走出去，他還是算比較成功的，但是他沒有把握好自己。」總結余剛的經歷，李成英感慨道。感慨之後，李成英分析認為余剛走到這個地步，主要是因為自己個人的原因，「中央紀委已經立案了，說明他肯定是收受了賄賂。」在李成英看來，這不能怪罪他人。
李成英假設，余剛如果在廣東掛職後選擇離開國務院秘書三局，結果可能就不會如此，但他自己沒有選擇離開，繼續在「羽翼下面生長」。
李成英認為，如此下去，余剛是「長不大的」。
陳守凡用四個字描述自己的感受——「可歎可惜」，歎息又惋惜。陳守凡從沒意料到，余剛自己放鬆了。
「在那個時代，一個農村的孩子，沒有任何的背景，能夠考上好學校，能夠靠自己獨立有這麼一份工作，多不容易!但一下子就這麼垮下來了!實在是可惜啊!」 陳守凡慨歎道。
事實上，早從去年底開始，這個家庭已經連續被不幸的事情籠罩。去年12月，余剛的親友獲知了其被調查的消息。
今年3月，余家小女兒余莉的丈夫被媒體曝出自殺離世。當時，兩個人的兒子才8個月。
四兄妹中，余莉最小，受哥哥余剛的影響也很深，在益陽市讀完中專後就去了北京。
余暉並不清楚自己的堂妹具體做什麼工作。在她印象中，余莉讀了博士，但一直沒嫁人，而余莉母親最擔心的就是女兒的終身幸福。
2012年，等到34歲的時候，余莉才結婚了，新婚夫妻還特意在益陽老家擺了酒席。在婚禮上，余暉第一次見到了余莉的丈夫，印象不錯，覺得這個人很熱心，一直「大姐、大姐」地稱呼自己。
據財新網報道，2014年3月12日下午4時，銀河證券位於金融街國企大廈的辦公樓內驚現一起血案。
財新網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案件發生在國企大廈17層，該層是北京證券業協會辦公樓層。死者是銀河證券員工王垣，而他在17層樓梯間被人發現時，鮮血已染紅地面。公安機關當即派出多輛警車赴現場調查。
銀河證券事後對媒體聲明確認了這一事實，稱3月12日16時左右，公司發現一傷者倒在樓梯間，立即撥打120急救電話並報警。急救人員到場採取措施後確認該人已死亡，經證實，死者為銀河證券員工。
當天晚間，銀河證券又補充聲明稱，經公安機關現場勘查，死者留有遺書，初步認定為自殺。
據財新網報道，王垣曾為銀河證券監事長俞文修的秘書，目前監事長沒有配備秘書。
和訊網當天的一篇同題報道和財新網基本上一致，只不過死者的名字寫的是「王元」。
這也是余暉知道的余莉丈夫的名字。
她記得很清楚，2012年余莉和王元結婚時，在婚禮現場她看見了這對新人婚禮告示牌上，新郎的名字寫的是「王元」。
余暉說，事情發生後，余剛的小叔作為益陽的家屬代表去了一趟北京。
「明年我一定來看您!」
2013年10月的一天，多年沒有回家的余剛突然出現在家人的面前。
在益陽市，一家人吃了頓飯，見到余剛，大家都很高興。余暉說，當時余剛沒有透露任何工作上的情況，只告訴家人：「我們要團結，家庭和睦，大家也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余則運是個老黨員，那天在飯桌上，他還如過去一樣教育侄子：「你必須要做到兩袖清風。」
當時家裡沒有人料到，2個月後，余剛被調查的消息就傳來了，這頓飯也成了余家人最後的一頓團圓飯。
回憶起當天的情景，余暉沒有發現余剛有什麼異樣，余剛也沒有透露任何信息。但家裡人事後回想起當時見面的場景，都認為當時余剛肯定知道自己將要出事。而這次回來，也是為了在被調查之前，再和家人團聚一次。這次家庭聚會後，余剛又單獨請陳守凡吃了頓飯，兩人飯前飯後至少談了三個小時。
陳守凡直接問余剛：「余剛啊，你領導都退休了，你怎麼還沒換工作啊?」余剛回答道：「我領導還不放我，要聽領導的。」
陳守凡又問余剛：「你以後想到哪裡去?是政府?還是企業?還是去事業單位?」余剛回答：「我想搞慈善事業。」
當天，余剛告訴陳守凡，中國的慈善事業還是很薄弱的，所以他想往這方面發展。「如果他當時跟我透露一點他的問題的話，我就會勸他，你趕快向中央紀委自首。但是他沒有透露一點，他還有僥倖心理，而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說到這裡，陳守凡眼眶紅了。
在陳守凡心中，余剛依然是自己的學生，在那天吃飯的時候，他也對余剛講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希望余剛能回到學校搞教育，當個書記，或者上課或者搞行政，遠離官場。聽了陳守凡這番話，余剛笑笑，沒回答。
吃完飯，余剛送陳守凡上車。臨別時，余剛對他說：「老師，我明年一定到大通湖來看您!」這句話，余剛重複了說了兩遍。陳守凡很高興：「那你講話要算數啊!你一定要來啊!你要是不來，以後就可能看不到我了!」
在回北京的路上，余剛又給陳守凡發了條短信。短信再次重複了那個承諾：「明年我一定來看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