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4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被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准後雙開，涉及的問題包括「因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姦」。
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天之驕子，再到機關青年、余副市長直至「首長秘書」，即便是家人，恐怕也很難知悉這個如今已經落馬的隱秘者的內心世界。
如今，我們或許可以從21年前的那篇《一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內心獨白》來一探隱秘余剛曾經的光明。詳情請點擊閱讀： 「落馬秘書」余剛「獨白」:中南海非世外桃源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如果「首長秘書」余剛能有機會和20年前的自己對話，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那個相信「萬物靜觀皆自得」的國務院機關青年余剛。
「首長秘書」余剛，低調得幾乎無跡可循，即便是在媒體的追訪「起底」之下，面目依然模糊。
在已知的有關余剛的只鱗片爪裡，最清晰地不過是他作為一個寒門學子一路過關斬將、擠獨木橋的奮鬥史。此後，一切都變得隱秘而模糊。
1987年，他以湖南益陽大通湖一中「文科狀元」的好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當年228多萬名參加高考的學生中，有幸能進入大學的62萬人，而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僅1264人。
1991年，作為新中國誕生後創立的第一所正規高等法學教育機構的畢業生，23歲的余剛順利進入國務院法制局，成為一名機關青年。10年後，國務院法制局的「小余」以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三局掛職幹部的身份在廣東省鶴山的經歷，可循的蹤跡也不過是年鑒裡的一句話，和至今仍然倖存於廣州圖書館網站上的一篇動態《國務院掛職幹部盛讚：廣州圖書館延伸服務有成效》。
12年後，低調隱秘的他因為一條中央紀委的通報而成為全中國無人不知的「首長秘書」。2014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被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准後雙開，涉及的問題包括「因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姦」。
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天之驕子，再到機關青年、余副市長直至「首長秘書」，即便是家人，恐怕也很難知悉這個如今已經落馬的隱秘者的內心世界。
如今，我們或許可以從21年前的那篇《一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內心獨白》來一探隱秘余剛曾經的光明。
當時任職於國務院法制局的余剛寫的這篇文章刊發於1993年第2期《中國人力資源開發》雜誌。官方資料顯示，該雜誌創刊於1984年，這本「專業人力資源期刊」現由發改委主管，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主辦。文章還配發了一張拍攝時間顯示為1992年9月13日的個人照片，照片中的余剛，有一張乾淨、青春的面孔。雜誌編輯甚至認為，這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評價和選擇，可為「十二億人十億商」的時代困惑作答。
獨白裡的那個青年餘剛面對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過困惑。
看到報章上《教授賣餡餅》這樣火爆標題，會「眼花瞭亂」、「心驚肉跳」;同學舊交見了面，劈頭就是一句「你現在在哪兒發財」或「你怎麼還沒下海」，會「汗顏項背，自感慚愧」;聽聽那則「著名」的家訓新傳——在沿海某地區，有母親這樣「語重心長」地教育兒子，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就只能當幹部;教育女兒則說，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只能嫁個幹部，會「無地自容」。
但細細一想，卻「照舊『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孔方兄」固然可愛，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他在國務院機關裡「能尋找到一個大寫的『自我』」，並能留有一份寧靜。
獨白裡的那個青年餘剛還應該是個愛讀書的年輕人。
他認同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結構理論」，並以此說服自己，「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一點價值的工作，只要你『鍾情』和專注自己的工作，認為它能發揮你的長處，同時內心也感到充實、舒適，那就堅持好了。」
他讀美國學者C W 莫裡斯的《開放的自我》，這本寫作於1948年的小冊子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西方學術譯叢」中的一本，這套叢書收入的都是伏爾泰、羅素、威廉 詹姆斯、杜威、湯因比這些大師的著作，多是文革前作為內部發行出版過。這套叢書被認為「在80年代疾風暴雨般介紹西方的新思潮、新學科、新觀念的熱潮中，顯得不夠時尚」，但「份量十足」。
他也讀汪曾祺的《美國家書》，記住汪先生說的「面對市場經濟，我無動於衷」;他很欣賞錢鍾書老先生《寫在人生邊上》的一段話：「把快樂分成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儘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
獨白裡的那個青年餘剛還自稱是一個「工作狂」。
他視自己供職的國務院法制局是國務院領導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參謀和助手，並充滿「自豪感」。
當時正在起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證券法》、《股票發行和交易暫行規定》和當時即將出台的《國家公務員條例》這些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法規一般都是由有關部門起草後報送國務院審批，對報送的草案經國務院法制局審查後，才上國務院常務會。「對每件草案，領導都要求我們站在總理的高度來審查，不僅要從法律上把關，還要在部委之間做大量的協調工作，任務很重。」
面對幾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領域，作為名牌法律院系的畢業生，「仍然感到壓力大」，「許多節假日和下班時間都是在辦公室裡度過的」。
獨白裡的那個青年餘剛認為自己有「樂道於『救人』」的知識分子情結。
他講述自己在某市遇到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故事，說的哥隨身帶著一個塑料袋，裝有18種證件，說「哪個發證機關都是我的爹」;他披露1992年3月有農民因負擔過重而自殺的事例，並透露時任國務委員陳俊生獲悉後，立即批示「農民負擔過重，在全國程度不同存在」;他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法制園地」節目中，開辦「行政復議條例常識」專題講座，節目播出後，先後收到群眾來信一百多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映行政機關濫施、亂用執法權」。
他用「墮落」和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某些「劣根性」來調侃自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只要能發揮自己的長處，為社會做點事情，便甚幸矣」。
那個青年餘剛最後這樣結束自己的內心獨白：「時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話：東西南北中，發財在廣東。我倒以為，萬物靜觀皆自得，未必就是「風景那邊獨好」，關鍵看你自己想發什麼羅。你說呢，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