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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反腐敗從「治標」轉向「治本」的節點問題，時不時成為輿論聚焦的主題。
8月1日出版的《人民論壇》雜誌(8月上)，在周永康落馬之後，通過十三篇文章對「節點」問題進行了多方位解讀。
在《反腐節點到來》一文中，將「周案」定義為當下反腐的「里程碑」。該文認為，「節點」可分為三部分，即時間的節點、重心轉換的節點和階段的節點，得出「高壓反腐形成的官場地震必須依靠制度來修復和重建，這意味著反腐從以治標為主轉向以治本為主正當其時」的結論。可見文章認為現階段的反腐敗已經有了一定量的積累，造成了官場地震，此時就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地建設「有效的反腐體制和常態化機制」。
有學者寄希望於通過制度建設實現「節點」的到來。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在《當前反腐重心走向探究》中認為，造成腐敗的根源有三：幹部對資源支配的權力過大，制度缺漏監管不力，腐敗成本十分低下。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楊雪冬借用歷史小說作家二月河接受採訪時說的「現在的反腐舉措找遍二十四史都難尋」為由頭，認為：「作為受影響最直接的群體，官員隊伍的反應則最為複雜，害怕、顧慮、鬱悶、旁觀、退出、支持等心態皆有……官員隊伍的多樣化反應，尤其是消極回應，也反映出幹部管理中長期存在的鬆懈、放任，各項制度規定形同虛設等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拓認為：一方面要嚴格限制權力，另一方面還要讓權力充分發揮為公眾服務的功能，為其留出發揮正能量的空間。這就需要從制定合適的制度、激活已有的制度、樹立制度絕對權威和加強監督權力執行等方面作深入研究和有益探索。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吳丕則將「蛇之七寸」落在「加強外部監督」上，他分析：「從政治監督學的角度來說，監察機關的獨立性越強，監督效果越好;並且僅有內部監督絕對不夠，必須有強大的外部監督才能有良好效果。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監督之所以效果不佳，導致歷代王朝均以腐敗告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實行內部監督而且抵制外部監督。」
也有學者從幹部選用規則和官員財產監督等具體的治理手段上思考。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認為：在某些特殊領域或腐敗重災區，沉痾日久，不「換血」無以新生。面對人才短缺該如何應對?突破觀念和體制瓶頸，做到超常規用人是關鍵。所謂超常規，是指以有力措施將逆淘汰出局者、因保持名節被「冷藏」者、體制外優秀分子、條件限制未及涉腐的高素質人才四種人選用好。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通過現實樣本的研究，發現「官員財產公開試點並沒有呈現逐步擴大、升級趨勢，而是呈現衰減趨勢。」他認為：「這可以從側面說明，這一試點是一個敏感性較高，牽涉面較廣，阻力較大的反腐戰略，推進速度緩慢。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建立的關鍵在於中央的決心，而腐敗存量、官員阻力、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態，是影響中央對其持謹慎態度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法理室副主任張立偉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陳宇博，主張法治是消除腐敗的真正治本之策。
從歷史和外部經驗的角度看待「反腐節點」，也是一些學者的研究角度。
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黃振萍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反腐敗問題，認為：「傳統中國是道德與政治合一的，這是理解傳統中國官員的基本出發點。傳統中國重視對官員的監督，建立起了獨立的言官系統，對朝政和吏治起到了較好的監督作用。」
日本駐華大使館政治參贊有馬孝典向中國民眾介紹了日本在反腐敗領域過往的經驗：「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日本國家公務員一度廣受國內外讚譽。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牽涉政府高官在內的國家公務員的醜聞層出不窮。對此，日本實施了多項改革措施。國會依托在選舉中所獲得的國民明確且強烈的支持，制定出了《國家公務員倫理法》，據此大幅限制國家公務員的行為。」
中山大學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郭文亮則對反腐敗的影響持謹慎態度：「當下，全黨上下對中央加大反腐鬥爭力度已有高度共識，但對此可能引發的各種風險卻缺乏足夠的重視和必要的準備。如果對風險估計不足、預防不周，不僅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腐敗的發生與蔓延，甚至有可能犯下習近平總書記所警示的『顛覆性錯誤』」。郭認為，「大老虎」的聯手反撲和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最高決策層需要關注的。他認為，反腐鬥爭要有頂層設計、公佈腐敗案件要循序漸進、反腐敗鬥爭的重點要放在制度建設上」。他主張應「解脫一大批幡然悔悟的『小蒼蠅』，集中力量打擊『大老虎』」。
此前不少媒體都對該問題有過討論，最近的一次討論來自於《學習時報》。
7月21日，《學習時報》刊發題為《反腐轉型之路如何走》的文章。作者認為「強勁的反腐風暴開始突破一些人的觀望、猜疑、僥倖心理，『反腐無禁區』的制度效應得以初現。」文章繼而提出，「在反腐漸入佳境的時候，或許有必要省思：反腐是否迎來了治標到治本的『時機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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