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人物》報道，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讀完《朱鎔基講話實錄》後，有過這樣一句評價：「偉大的鄧小平與偉大的江澤民選擇了偉大的朱鎔基。」這句話是對鄧小平選人用人水平的一個精彩註釋。
鄧小平對朱鎔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每年都帶家人到上海過春節，一共在上海過了7個春節。朱鎔基接待過4次(1988年到1991年)。鄧小平在這4個春節裡，親眼看到上海的發展變化，親自聽到朱鎔基對經濟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瞭解了朱鎔基。
鼓勵朱鎔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鄧小平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這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他的首次外出視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來給鄧小平拜年。兩人的話題很快落到了浦東的開發建設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經濟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卻一直舉步不前。朱鎔基等市委主要領導認為，上海目前的選擇只有一個，就是搞深圳的經濟特區。但此前，由於種種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樣搞改革開放。這一次，朱鎔基也是委婉地跟鄧小平說，浦東開發建設的報告不理想，不敢報。鄧小平的回答是，應該趕快給中央報，「不用怕，報嘛」。
過完春節後，朱鎔基再一次得到鄧小平的鼓勵：「我一貫主張膽子要放大，這十年以來，我就是一直在那裡鼓吹要開放，要膽子大一點，沒什麼可怕的，沒什麼了不起。因此，我是贊成你們浦東開發的。」鄧小平又說： 「你們要多向江澤民同志吹風。」當時，江澤民已由上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鎔基接棒成為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不過，也正因為這層關係，讓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見。
鄧小平決定親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後，對政治局的領導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江澤民同志是從上海來的，他不好說話。我本來是不管事的，我現在要說話，上海要開放。」
當天下午，國務院總理李鵬就讓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給朱鎔基打了電話，講了一些浦東改革開放要注意的問題，建議出一個書面報告。朱鎔基回答說，上海的報告已經討論了兩三個月，總是不太滿意，要催的話，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鎔基果然當晚就改好了報告，第二天就送給何椿霖。此後，朱鎔基向中央領導不斷遊說：「我們現在希望增強中央下決心的力量，批准我們這個報告。」他還代表上海保證，會為全局做貢獻，「讓上海真正在全國一盤棋中做出他應有的貢獻，我們有這個決心。」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再次找到江澤民、李鵬等中央負責同志：「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定要及時。」「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一個月後，4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復》。由此，上海煥發出新的活力。
「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
1990年到1991年，國際上發生了蘇東劇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出現了嚴重曲折;國內則剛剛發生了政治風波，加上經濟體制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候，鄧小平一語定軍心。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道：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有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這次談話後一個月，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聽取朱鎔基匯報，再次談到浦東的開發。鄧小平說：「那一年確定4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不過，鄧小平用他一貫的自信和樂觀做了總結：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後來居上。
1991 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囑咐身旁的朱鎔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朱鎔基向鄧小平匯報了浦東開發開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鄧小平聽完後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後，但現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這「三個一點」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鎔基。朱鎔基在全市幹部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在談到未來上海的改革和發展時，朱鎔基說，第一是開發開放浦東，第二就是要推進各項改革，並稱1991年是個「改革年」，還借用曹操的話說：「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為此，朱鎔基被某些人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這種壓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非正式地傳達了鄧小平的思想觀點，連續發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話論述道：「有的同志兼資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辯滔滔，又能衝鋒陷陣，那更是人才難得，求之不得。」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的周瑞金後來承認，這裡寫的就是朱鎔基。
第二年，88歲的鄧小平不辭辛苦，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向全國明確提出「三個一點」，打破了姓「資」姓「社」套在人們頭腦中的枷鎖。因此，圍繞朱鎔基產生的這場爭論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視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
力排眾議扶「黑馬」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上海調往北京的朱鎔基被國內外媒體譽為中國政壇的「黑馬」，而「伯樂」正是鄧小平。1991年春節後，鄧小平就有了調朱鎔基進京的打算。由於朱鎔基獨立思考、敢於直言的性格，不見得所有人都喜歡，為此，鄧小平專門講過一句話：「朱鎔基只能當第一把手，不能當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鄧小平視察首都鋼鐵公司時說：「我不懂經濟，但是我能聽懂。我們選幹部，還要懂經濟。朱鎔基就懂經濟。」
1992年10月19日，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連跳幾級，由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排在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之後的「第五號人物」。
當然，對於朱鎔基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內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見和聲音的。有人寫信表示反對。有人說：「多考察，注重實績。」還有人說：「要多聽意見，上來了，再下去就被動。」
但是，鄧小平愛才用才的態度十分堅決而明確。他意味深長地講道：「我們黨現在和將來都需要一批黨性強、懂經濟、思想開放、富於創新、任勞任怨的領導幹部，這樣的同志現在還不多，朱鎔基就是這樣一位同志。他從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績，黨和人民都見到的。一些同志應當把偏見收起來，一大批新的能獻身於黨的事業的好幹部就在眼前。」江澤民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在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朱鎔基順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朱鎔基在出任國務院副總理3個月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那時，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膨脹、貨幣發行量過大、物價猛漲、股票集資熱等金融秩序混亂的情況，在江澤民、李鵬的支持下，被稱為「救火隊長」的朱鎔基果斷決策，加強宏觀調控，整頓金融秩序，為治理通脹、平抑物價奠定了基礎。朱鎔基堅持不搞全面緊縮，只對低水平重複建設和「泡沫經濟」的部分從嚴管理;而對交通、能源、農業及有利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部分積極扶持。這樣避免了大起大落，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此次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中國宣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首次的經濟戰役，這次勝利使朱鎔基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鄧小平和陳雲兩位元老贊成適當集權，增加中央財政的財力。江澤民也說，要適當地集權，因為中央財政太困難。為此，江澤民先後多次分片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長座談會，宣講政策，聽取意見，消除誤會。隨後，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南征北戰，先後走了十幾個省，與地方官員面對面地掰著指頭算賬。分稅制改革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此中國的財稅體制進入了長期穩定的軌道。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為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面對朱鎔基通過一系列艱苦努力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欣慰地說： 「朱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現，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廣，敢挑擔，敢碰硬，可以勝任。」評價他是一個「有觀點，有主張，有幹勁，有魄力又懂經濟的難得的幹才」。在鄧小平去世一年後，1998年，朱鎔基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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