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今年85歲的法學教授江平，每年仍然帶著3個博士生。雖然慢慢開始減少出席活動的頻率，但這並沒有減弱他發出的聲音。
據廉政瞭望報道，記者日前在一次會議上所見到的江平，思維清晰，表達順暢，有時語速還很快，歲月似乎不曾在這位老人的語言表達裡留下印記。雖然他曾經歷過太多人生的跌打，以及時代的坎坷。他對公共事務的敢言，和只與法律為伍的意念，使他在法律的「江湖」裡，一直被認為是「教父」。
吃「知識飯」，不吃「政治飯」
上世紀50年代，江平曾被公派留學蘇聯學習法律，本是六年的基本學制，他提前一年學完歸國，回國前幾天夜不能寐，沒想到等待他的是一頂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右派」帽子。隨後，因政治壓力新婚妻子離開，在五七干校勞動被扎斷了一條腿，都成了他一生中最灰暗的記憶。
所幸，他最終能回到校園，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中，踐行知識分子的本職。在中國的法學院，他是首講羅馬法和商法的第一人。
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前院長錢瑞升教授，在江平來學校執教的時候，判定他是吃「知識飯」的，不是吃「政治飯」的。
而一路走來的立法參與，最讓江平歎息不已的是民法典的三次流產。「從一個國家正常的發展來說，建國60多年還沒有一部法典，這是個笑話。」
對江平影響至深的一位師友，著名學者李慎之當時給江平說了一句話，對他影響甚深。「你們搞法律的人對法律研究越深，就越會感到和政治的碰撞，法律人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
江平在近期的一個活動中，重申這樣的觀點：依法治國核心的就是處理好黨政關係。他在用現有最大的空間，直面著政治這個不能躲避的問題。
只站在法律一邊
歷史的圖景中，常常存在這樣的現象：一個有公心的知識分子，有時並不會被所有的人民所接受。江平在《八十自述》中說道：「不昧權，也不討好輿論。」
他對「最牛釘子戶事件」的觀點，曾推他至大眾輿論的刀刃上。這是《物權法》頒布實施後的第一案，一對重慶夫妻不肯搬遷，認為政府沒有將土地作為公共利益之用，並對補償費用不滿意，網上充滿了同情和聲討。
江平認為，公共利益的界定權應該屬於法院，而且，法院已經下了裁定，就要按裁定來執行，認為補償不合理，就應到法院訴訟。
當時有人說江平為富人、為權貴說話的真面目終於露出了來。面對指責，江平道：「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抗爭應該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面對要站在弱勢強勢哪一邊的問題，他認為自己只坐在法律的一邊。江平被認為是為私權吶喊的法學家，但也一直在強調勿濫用私權。
江平的「敢言」引來的誤解，不在這一例。1997年，江平在《中國法學》發表了一篇論文《公司是資本企業》，他收到了一張來自德國的明信片，上面寫著江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署名為「一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想寄回去和他們講理，但並沒有回信的地址。
有人問江平，吶喊的痛苦是什麼，他回答：「於沉悶的空氣裡面，總得有人喊幾句吧。」
江平在《八十自述》中說：「不昧權，也不討好輿論。」他在近期的一個活動中說：依法治國的核心就是處理好黨政關係。他在用現有最大的空間，直面著政治這個不能躲避的問題。
談反腐——不是每個案子「兩規」了就要判
記者：您是法學專家，怎麼看待現在紀委通報案件情況時，有關「違紀」和「違法」的界限?
江平：這個問題要看兩個，一個是公開說的，上面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把握，寧可說的寬鬆一點，不能把問題說的太嚴重，比如周永康，是說了違紀，沒說違法。其實他的問題，肯定會涉及違法。但這樣的做法留有餘地，這個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最後要查出來違法了就是違法。
第二個情況，就現在已經查出來的情況，本身也是違紀，報紙上登的，有個官員連降七級，只做了違紀處理，是不是對他有特別優待呢，是不是寬鬆處理呢，如果經過紀檢機關查了，確實沒有到查到違法的情況，就按違紀來處理也可以。我覺得也不是每個案子「兩規」了就要判。
記者：出現腐敗，是官員信仰出了問題嗎?
江平：貪官貪腐，既有他的表面現象，也有內部深刻的原因。但是治本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我們國家過去在解決反腐的問題上，缺乏多方面的手段，自己的問題怎麼能完全靠自己呢，輿論監督就很重要，我們有輿論監督，但沒有發揮作用。
自己糾正自己，你想糾正的人就和被糾正的人會有瓜葛，怎麼下狠心解決呢，這次中央反腐之所以能挖的深，正是因為王岐山比較鐵面無私。但只有自己監督自己的話，不能解決治本的問題。
談司法改革——將來所有的法官工資都應由中央開支
記者：現在各地都在嘗試法院的人財物省管，上海也先行了司法體制改革，您怎麼評價?
江平：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我完全贊成，但是現在只能做到省一級。能夠集中在省一級，就不簡單了。將來法院的管理，應該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
你看現在的執行，就是集中到省一級，省法院的執行局統一管理下面的執行案子。但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伴隨著財政機制的改革，現在是地方稅和中央稅分開，中央稅屬中央，省管地方，將來如果能做到所有的法官的工資能由中央來開支，就更好。台灣地區現在就是這樣，所有的法官都是最高級別的法院開支，他們的法官待遇都一樣，調到哪他都可以，但大陸就不一樣，把一個法官調到邊遠地區，他可能就會猶豫了。
記者：習總書記強調，憲法的生命和權威都在於實施。那麼如何在中國樹立對憲法和法律的信仰?
江平：憲法不僅是至高無上，而且絕對應該是全國人民行動所依據的指南，而且應該有違憲審查制度，你違反了憲法就應該允許老百姓告到法院。如果這套機制不能確立，那憲法等於是空的，要能夠確立憲法實實在在為人民所完全信任的，那你就得保障人民按照憲法來提起訴訟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要真正建立法治國家，政府，要走的路還很多。最重要的是，如果要想人民完完全全信仰憲法，我們先要保障群眾對違憲的行為提起訴訟的權利。訴訟保障，是公民權利保障的最後一關。而憲法訴訟又是所有的訴訟裡的最後一關，這兩個「最後一關」很重要。
再議戶籍改革——防止中國出現貧民窟
記者：最近國務院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您一直比較關心戶籍制度的改革，請問怎麼看待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之間的關係?
江平：城鎮化和城鎮的戶口一元化，是兩回事。城鎮戶口的一元化，就是國家不要再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戶口不一樣，很多條件就不一樣，不僅買房子，受教育，勞動保護，社會保障，都不平等。所以農村和城市的戶口一體化，體現了非常大的法治進步。因為農村城鄉的不平等，就意味著身份不平等，在法律上身份不平等，就等於說人格地位就不平等。
而城鄉一體化是指減少農村和城市居住之間差別，特別是居住方面的差別。有些地方搞的城鎮化，就是把農村的土地合併到城鎮，把農民的土地宅基地和他的房子城鎮化，常帶有強制性質。我是一直主張，城鎮化是方向，中國總不能很多人一直是農民，但城鎮化的前提條件不能剝奪農民，不能強迫命令，基於自願原則。
記者：怎麼樣去平衡戶籍改革中的利益?解決戶籍制度的難點和措施在哪裡?
江平：戶籍制度基本是中國的制度，沒有戶籍制度，會產生一個問題，大家都會往大城市跑，大城市就會產生很多貧民窟。你到外國去看，大城市都有貧民窟。防止大城市出現貧民窟，就必須要控制，建立在公平和合理的進入機制。
如果現在外面一個很有用的技術人才，是北上廣很需要的，戶口要進來，就是積分制，達到積分，就能進來。這個辦法是市場平等的基礎上競爭得到的積分，我有能力我能在重要的技術崗位上工作的外地的居民可以遷到北京。我想這個是符合我們現在所說的大城市進入的標準。
我舉個例子，美國現在出現了什麼現象，美國很多人不願意住大城市，農村公眾設備都很好，富人寧可住鄉村，變成了貧民住城市，富人住鄉村。縮小城鄉差別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城市發展均衡，小城市和北京醫療水平，教育水平差不多，他為什麼要來北京上學看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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