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鳳凰網報道，12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丁出爐關於「中國民眾對收入分配認知」的專題報告。基於ISSP2009和CGSS數據的分析和跨國比較表明，儘管我國貧富不均已處於世界前列，但從大局上看，民眾並未充分認識到現實存在的收入不均，並且對現實中的不均有很高的容忍度，更未形成極端的不公感。鑒於此，報告認為，中國不應該貿然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否則將會帶來危險。
以下是內容摘錄精編：
中國貧富不均長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國民眾更能容忍
貧富差距的擴大帶來了巨大的收入分配改革壓力。國家統計局和不少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從1990年代就開始超過國際警戒水平0.4，並長期高於0.47，個別研究甚至估計我國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61。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收入不均處於世界前列。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08年的基尼係數排在第21位。
基尼係數的高企引發了高度的社會關注與強烈的改革衝動。因為收入不均，特別是分配不公——有人得到了比理應得到的更多，而另一些人則沒能得到應得的——的持續擴大被認為是影響國民公正感與社會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有人甚至擔心隨著社會分化和衝突的加劇，中國會成為一個處處潛伏危機隨時會爆發的火山‛社會(懷默庭, 2009)。但收入不均本身並不足以說明收入差距是否嚴重。基尼係數是一個反映收入分配的『均等』狀況的指標，不涉及公眾感知與價值判斷‛。
如果實際的收入不均沒有被人們認識到，或者是可以容忍的，也就不必過於擔心。如果不均被認為是公平的，就更沒有必要一出現了分配不均就著急進行收入均等化改革。已有研究顯示，收入不均容忍度較高，甚至必要的不均被認為是公正的正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智利社會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普遍接受「部分人先富」，認為不平等不是制度製造成的，而是個人能力和努力不同
相對於絕對平均主義和成分制，如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政策和革命年代的階級出身論，今天的中國民眾對於「部分人先富起來」所意味的收入不均已經普遍比較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均同樣被認為是必要的。
懷默霆的研究表明，中國民眾不論何種背景，普遍將當前的貧富不均主要歸結為「基於個人績效的不平等」，認為是個人的能力和努力的結果，而非制度或體制所致。
這種認知不僅受到中國民眾所持有的分配公正觀影響，也受一般認知規律特別是相對地位認知模式影響。局部的平等主義以及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經濟增長，極大地提高人們對於全局性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人們在同周邊人以及自己過去的比較中認識自身，相對境況的改善使得以農民為代表的底層劣勢群眾對於收入不均的接受度比城市居民及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階層更高。
因為官方宣傳，中國人覺得發達國家更不公平，所以能接受中國的現實
此外，中國的制度與文化影響著人們對於社會不均的歸因方式，並增強了人們對於社會不均的接受水平。中國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官方的宣傳以及中國自身經歷的長期影響，中國人不僅認為個人努力或績效基礎上的不平等是正當的，而且社會不均是經濟發展的不可避免的成本，甚至還將這種認識框架投射到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水平和社會不均水平的認知上，認為其他發達國家也有著更為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由此可見，脫離民眾的分配觀念以及中國的制度與文化實際，簡單地從基尼係數和所謂國際標準來認定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是非常不謹慎的。進一步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僅需要研究清楚收入分配的現狀，還需要研究清楚人們持有怎樣的分配公正觀，對於當前的收入分配有著怎樣的認識及願望。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改革更符合客觀規律以及民眾的願望，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效果。
主觀感知的收入不均(perception of inequality)區別於外部客觀的收入不均。這種認知受到認知規律的影響，並為人們的社會位臵與利益訴求所左右。由於每個成員的收入並非完全公開透明，社會實際存在的收入不均很難被社會個體所真正認識，當一個社會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區隔重重時更是如此。例如我國城鄉社會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國全國的貧富差距很大，但城鄉社會內部相對同質性使得很多老百姓都會低估全國的貧富差距。
人們對不公的主觀認知比實際的不公更直接影響他們的行動
隨著有關城鄉居民以及不同群體的貧富差異信息的傳播，部分公眾開始感受到巨大的收入不均，其程度甚至超過實際不均。因此，當一個更高的基尼係數被公佈時，很多人並不質疑其科學性，反而認為官方以往公佈的較低基尼係數是政府努力抹殺事實、粉飾太平的證據。從對引發公眾行為的後果上，認識到的收入不均比實際的不均有著更為直接的行動後果。人們在對分配不均進行認識時，因為關注的範圍不同，又可以分為宏觀的不均和局部的不均。對於全球、全國不均的認知可歸屬於宏觀的不均，而對於局部如城鄉各自內部，單位組織內，身邊人範圍內不均的認知可以作為局部的不均。宏觀與局部的區分並沒有絕對的邊界，僅僅是相對而言，但從認知顯著度來看，個體身處其中的局部的不均對其認知和行為可能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
除了主觀認識到的收入不均，每個人心中還有一個可以接受或可容忍的不均度水平。並非任何程度的社會不均都是不可接受。實際上，絕對平均主義在中國並不得人心，中國人大多數主張基於個人績效的分配原則。一定程度的不均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甚至被認為是公平的。
而從另一個極端來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不會支持某一個人或集團壟斷所有的財富，而讓所有其他人顆粒無收，走向滅亡。人們在堅持一種公正的分配原則時，常常會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對分配的結果進行修正，例如平均主義者為了保證社會的運轉效率主張差別性分配以刺激生產積極性，效率主義者為了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權、避免寡頭壟斷而對分配的兩端進行管控(Whyte, 2010)。認知的不均與認可的不均之間可以形成比照，從而得出現實的不均是否突破認可範圍。認知的收入不均、認可的收入不均兩者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並不相同。
人們對是否公平的認知與收入分配是否平均無必然關聯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對分配合理性的判斷。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判斷與收入分配是否平均並無必然關聯。財富均分在結果平均主義者看來是公平的，但在優勝劣汰論者或機會均等主義者看來，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個人得到他理應得的但不多佔他不該得到的，他就得到了公平對待。每個人都得到此種分配結果，社會的分配整體上而言也該是公平的，不管他們最終得到的是否一樣多。
簡單地講，分配公平就是每個人實際得到的收入等於他應該得到的收入。顯然，每個人對於一個人理應得到的收入的認定是存在差異的。這也就導致了在某些人看來公平的分配，在其他人看來並不公平。收入分配公平感更多與人們的分配觀念以及實際分配規則相關，與分配結果的均等情況只是次屬相關，是分配認知中對行為最具決定性影響的因素，而其背後則是人們的分配公正觀問題。
經過上面的辨析，認知的不均，認可的不均，分配公平感三個概念大致可以分別解釋為：(1)人們認識到的社會成員實得收入的不均程度，(2)人們期望的應得收入的不均程度，以及(3)人們認識到的實得收入與應得收入的匹配程度。
因為收入差距大引起中國人不滿，中國就像坐在火山上——這種說法是危言聳聽
中國民眾認識到的收入不均度相對較低，能夠容忍的收入不均度和對收入分配的公平感較高。懷默霆關於中國民眾對當前收入不均表示接受，認為相對公平的觀點在此得到支持。看來，長期存在的收入不均並未在中國民眾中聚集起足以令人擔憂的不滿，以往因不平等擴大而將中國社會比喻為處處暗含隱憂的「火山社會(social volcano)」的研究確實有點危言聳聽了。
從公平指數的分佈也可以看到，民眾中確實有一定的分配改革訴求——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但促進收入平等有兩種努力方向，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個則是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中國民眾是偏向「劫富」還是「濟貧」，抑或雙管齊下呢?
中國人更傾向「濟貧」，而不是「劫富」
從受訪者估計的實得收入均值與應得收入均值的比值來看，整體上而言，民眾希望相對大幅度地提高實際收入較低的農民、農民工、一般工人、中學教師、工程師的平均收入，並‚一定限度‛地抑制市長、縣長、省部級以上官員和大型企業董事長總經理等等與公共權力及資源關係密切的高端職業的收入水平。
更具體考察的表明，民眾對於「濟貧」的共識似乎要超過「劫富」。
從1990年以來，民眾中要求縮小社會貧富不均程度的人整體上在增加，而民眾對於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的感知也出現過波動。還好，最新的數據顯示民眾的公平感有所回升。2008 年時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公平感仍處於一種相對較好的狀態。在亞洲國家和地區中雖不算最好，但比歐美國家、東歐及前社會主義國家、後發展國家普遍好。這種變化可能源於分配實際和認知的變化，也可能源於人們的分配公正觀的變化，儘管後者的變化緩慢。
中國不應貿然調整收入差距
如果人們的分配公正觀沒有根本改變，斷然改變收入分配的原則是不可取的;沒有瞭解清楚民眾認可的貧富差距，貿然調整收入差距，甚至陷入被民眾反對的平均主義，同樣難以展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