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5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賀詞。與2014年新年賀詞相比，今年的祝詞要具體的多。對於奉命出國的工作人員，去年習總書記只是提到「不少同胞依然奔波在世界各地為祖國辛勤工作，許多人民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正在履行光榮使命。」
今年則是:「中國人民關注自己國家的前途，也關注世界的前途。非洲發生了伊波拉疫情，我們給予幫助;馬爾代夫首都遭遇斷水，我們給予支援，許許多多這樣的行動展示了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懷」。
賀詞一年只有一次，每次只有短短1000多字。今年習主席專門為中國援非的伊波拉防疫工作「點贊」，這個待遇堪稱殊遇。然而，因為援非人數不多，習主席的大多數「聽眾」和許多讀者還不能完全瞭解此次援非工作的功績和意義。觀察者網1月13日發表長篇通訊，《30個中國軍人，拯救一個國家》，記錄這段「年度故事」。
序
100萬人聚居的城市，沒有下水道，雨季的洪水混雜著污水在街上橫流，你能想像這樣的城市嗎?
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因為中國援建才有幾百公里的瀝青公路。殖民地時代的鐵路40年來未曾運營，最後一段鐵路2006年被賣給了廢品收購公司，你能想像這樣的基礎設施嗎?
600多萬人口，只有不到200個醫生和6輛救護車，每年都會爆發瘧疾和霍亂。最近一輪疫情已經殺死了一半醫生，讓兩輛救護車報廢，你能想像這樣的社會如何對抗伊波拉嗎?
2014年9月16日，解放軍第302醫院派出首批援塞醫療隊，乘坐專機飛往西非塞拉利昂。此時，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自己要飛往這樣落後的地方。但他們很清楚此行的目的:對抗21世紀最烈性的感染病——伊波拉。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無數次宣佈西非尤其是塞拉利昂的疫情失控，現在他們要把這個國家從死亡的威脅中拯救出來。
早在中國醫療隊抵達之前，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已經解體。往往是一個伊波拉患者入院，全院的醫生護士立刻一哄而散。結束了內戰的軍方接管了防疫工作指揮權，但軍隊連軍醫都沒有，只會用步槍封鎖疫情嚴重的居民區，和示威人群發生一輪又一輪的衝突。由於一半醫生感染了伊波拉，剩下的醫生已經喪膽;1000多名護士連抽血都不會，每天忙於罷工討薪。外國援助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希望。
歐美援助的聲勢浩大，但往往也只有浩大的聲勢。一座帳篷醫院要建幾個月，開診半年的醫院只給幾百人次看過病。剛下飛機的時候，西方醫生高度自信，根本不把伊波拉當回事，在炎熱的氣候下對防護流程漫不經心。
一部分醫生被感染後，外國醫生才體會到當地同行的絕望心態，轉而把伊波拉當成洪水猛獸，從盲目樂觀一下子跳轉到盲目保守，甚至禁止給嚴重脫水的患者輸液。伊波拉因而落下了「不治之症」的名頭。記者招待會上，恐怖氣氛被這些醫生散發出去，再被媒體添油加醋地向人們放送。在整個世界的電視觀眾看來，塞拉利昂已經無法改變跌向地獄的命運。
解放軍首批援塞醫療隊在雨季降落到塞國首都弗裡敦國際機場，他們連夜趕赴中塞友好醫院，冒著暴雨搬運物資，在酷暑中改建傳染病醫院，從「零」開始培訓當地工作人員。僅僅過了兩周時間，中國軍醫就開始接診。留觀伊波拉病人，並迅速創造了日均收治病人最多、在院病人最多的記錄。僅僅40天的時間，收治病人總數躍居塞國各醫院第二。
解放軍醫療隊之所以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是因為他們不僅僅帶去了高超的醫療技術，還帶去了嚴密的操作規程和鐵一般的紀律。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們對病人實行單間隔離，病房和接診大廳拆掉了空調和電風扇。醫生和護士每天在30攝氏度以上的濕熱環境中穿上厚重防護服和面罩。護目鏡。鞋套。工作結束時，再反覆進行噴淋消毒，按照預定步驟，脫下11件防護用品，每次脫衣都要歷經20分鐘左右，但醫生護士一絲不苟地遵守操作規程，每天至少三次進出病房，在滿是病毒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中穿行，與屍體近距離接觸。有時還要到院落裡。大樹下尋找不服管理的病人，逐個詢問病情、測量體溫、發放藥品，挽救了許多病人的生命，大大控制了伊波拉病毒的傳播。
中塞友好醫院除了30名解放軍醫療隊員外，還有近百名當地工作人員，他們與解放軍醫療隊員並肩戰鬥。為了消滅潛在感染隱患，醫療隊員從「零」開始對當地工作人員進行了全面的防護培訓。在兩個月的工作時間，不僅中方醫護人員安然無恙，塞方人員也無一感染，正如防控組長賈紅軍總結:30-1=0(中方只要有一名工作人員感染，都意味著工作是零分)，0+0=100(中方、塞方工作人員零感染才是一百分)。解放軍首批援塞醫療隊最終用實際行動交出了滿分的工作答卷。也為控制伊波拉疫情提供了可行方案。
解放軍首批醫療隊的工作得到了塞拉利昂人民的讚許:「第二批還會像你們這麼好嗎?」也得到了各國同行的認同:歐美各國的醫務人員在來中塞友好醫院參觀後，對解放軍醫護人員的操作流程給予了高度評價;古巴醫療隊的醫生直接提出要求，希望與中國醫療隊一道抗擊伊波拉。
在歸國後的座談會上，解放軍總後勤部的首長高度肯定了首批援塞醫療隊的工作。目前，30名隊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崗位。記者採訪了部分隊員，報道解放軍首批援塞醫療隊的工作歷程。在此，我們祝福正在非洲抗擊伊波拉疫情的解放軍第二批醫療隊平安凱旋，祝願即將出征的解放軍第三批援塞醫療隊醫護人員一切順利!
一、李進訪談錄
李進(解放軍第302醫院副院長兼醫務部主任、解放軍首批援塞醫療隊隊長、傳染病防治專家)
記者:您是全隊最早知道要去非洲執行任務的嗎?
李進:這次去非洲，任務來得很突然。我們醫療隊是9月16號出發的，之前9月1號到8號我已先期跑了一趟塞拉利昂。同行的有七、八個人，都是為建實驗室。為派檢測隊打前站的，只有我一個人擔負考察醫院選址的任務，但也只是以備萬一，沒有明確命令說要去建醫院。我和全體隊員一樣，都是9月12號晚上接到總部命令，組建醫療隊去塞拉利昂伊波拉疫區。從接到命令到出發，只有3天準備時間。
記者:您在其他隊員之前去了一趟塞拉利昂，帶隊出發前對這個國家有什麼認識?
李進:這個國家有600萬人口，面積有大概有兩個海南省那麼大，屬熱帶季風氣候。純粹的農業國，2003年才結束內戰，非常貧窮。首都弗裡敦有100萬人，既沒有污水管道，也沒有紅綠燈，全國唯一的一條等級公路是我們中國援建的。
記者:塞拉利昂原本的醫療基礎怎麼樣?
李進:那是個前英國殖民地，都會說英語，好醫生有機會就要移民到歐美。所以塞國只有100多個醫生，人均醫生比例是咱們的幾十分之一，還有不到2000個護士。
他們的硬件基礎也比較差，和咱們歷史上的水平相比，最多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還得說是當時鄉鎮水平，當時我國城市醫療水平他們完全沒法比。伊波拉疫情之所以這麼厲害，不是因為病毒真的那麼恐怖，而是與他們的整體醫療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差、國際援助不得力有很大關係。疫情發生後，當地的醫務人員死了很多，剩下的也不敢接伊波拉病人，全靠外國援助。
記者:如果伊波拉疫情發生在中國，您覺得多久可以解決?
李進:這個伊波拉病毒現在被媒體渲染得很厲害，但放到咱們國家，我有把握在一兩個月內能把它控制住。
為什麼我敢於這麼說呢。首先，咱們國家有非常成熟的傳染病疫情防控體系;其次，咱們國家的政府組織力很強，說做就做;最後，咱們的老百姓對防疫有瞭解，服從管理，對傳染病的概念有認識。
他們(西非)那邊不行，老百姓對疫情沒概念，連「害怕」這個基本要求都做不到，疫情最厲害的時候，滿大街也都是人，再加上基本醫療條件缺乏，死亡率才那麼高。
當地人有些風俗習慣加速了病毒傳染，比如葬禮上要把屍體洗乾淨，親朋好友都來撫摸甚至親吻，伊波拉恰好就是接觸傳播的。只要正確的應對，伊波拉不是「沾上就死」的絕症。
咱們國家對傳染病的重視程度可不是這個樣子，我們隊員從西非飛回來後，下飛機拍了張合影照後，走單獨的通道進行檢驗檢疫，然後用專車送到北京郊區一個地方進行隔離，根本不和外人接觸，單間隔離了21天才出來。
記者:12號晚上接到命令，16號就起飛，準備物資的時間實際上就是13號到15號三天。三天時間，你們是怎麼準備全部物資的?
李進:當時隨貨機運載了50噸左右的物資，主要包括設備、藥品、防護用品、消毒物資。那三天，醫院組織好幾百人為我們採購。清點。打包。裝車，當然還有許多物資已經在庫房裡準備好了。這個流程，我們已經反覆訓練了很多次，一聲令下就能動起來。
這也得益於我們平時的戰備訓練，上半年我們還做過幾乎相同的演練，當然目的地是在國內。這次換成國外，也一樣用得上。
記者:中塞友好醫院伊波拉留觀中心用兩周時間就改建完成開始接診病人，是怎麼做到的?
李進:中塞友好醫院也是我國政府援建的，此前一直在運行，但到8月份，該院收治了一個伊波拉病人，感染到工作人員就停業了。我們到達的時候，醫院院子裡到處長滿了雜草，我們自己動手拔草清理場地。中塞友好醫院是個小型綜合性醫院，沒法嚴格區分清潔區。半污染區和污染區，從結構上就不適合做傳染病醫院。因此，我們看了現場之後，決定立即動手對其加以改造。
改建傳染病醫院，我們之前也有所準備，因為在國內多次拉動時都做過臨時開設烈性傳染病醫院的演習。當年的「非典」、「甲流」，我們都有處置的成功經驗，所以我們心裡有底。當時，大使館幫助協調當地中資企業員工，根據我們的要求對醫院進行改建，經過大家的積極支持和配合，僅用一周時間就把傳染病醫院建好了。啟用那天，塞國總統科羅馬也來了。
記者:醫療隊住在這個醫院嗎?
李進:我們住在北京建工集團在當地開的一家旅館。伊波拉疫情爆發後，很多外國人都撤離了，只有我們住在這裡。上下班要40分鐘左右，我們租了一輛麵包車。只有夜班人員住在醫院。
記者:醫院開始正式運行後，隊員們是怎麼工作的?收治了多少病人?
李進:我們第一批醫療隊收治了274個病人，其中145例被確診為伊波拉患者。考慮到我們的接診時間，這個數字已相當可觀。我們是9月17號到達的，10月1日醫院才接診病人，11月10日為了向第二批醫療隊交接暫停接診，實際上收治工作只有40天，但這40天接診的人數在世界各國援建的伊波拉醫院中，已經佔到了第二位。
救治流程其實不複雜，就是先和塞方疫情轉運中心的人員交接，把病人接過來。然後問接觸史，查體征，抽血，每個人先暫時作為疑似病人收容。檢查結果出來後，一般疾病的分到一邊，過幾天就送出去，伊波拉陽性的就留下來接受治療。
在我們收治的病人中，死了86人。這個病早期干預很重要，許多病人都是晚期才送進來的。我們第一批醫療隊結束工作的時候，治癒了3人，其餘都交給下一批繼續治療。
記者:醫護人員進病房要帶多少防護設施?
李進:11件，穿起來要經過36道工序。只有膠靴和護目鏡可以消毒後重複使用，其它的都一次性使用後銷毀。儘管30多攝氏度的高溫，但依然嚴格穿戴，一步都不能錯。這些防護用品都是我們從國內帶去的。我們給當地工作人員配備的防護用品都和我們一個標準，所以物資消耗得特別快。
我們醫護人員每天進病房三次，上午。下午和晚上，每次一到一個半小時。當地溫度30多攝氏度，防護服不透風，時間長了體力跟不上。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像在國內一樣查房治病，後來發現幾個小時都做不完，有的隊員體力消耗大了，退出污染區休息，但活沒幹完，還得花幾十分鐘穿脫防護服再進去，所以後來我們就一起研究了新流程，把所有不穿防護服就能做的工作都留在外面做好，再進病房。
記者:我在網上查了一下弗裡敦的天氣，每天都是30多攝氏度。許多隊員都提到穿上防護服後，汗水止不住地流，有時幾乎要窒息，為什麼不採取一些降溫措施呢?
李進:我們對伊波拉的傳播方式還做不到100%確定。病房裡也有許多病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裡面都含有伊波拉病毒，空氣快速流動會威脅醫護人員，帶來交叉感染。所以我們沒有裝空調，原有的電風扇也拆掉了。
記者:污染區和清潔區是怎麼劃分的?
李進:我們改建的中塞友好醫院，原來的結構是三棟平行的樓房，可以看做一個「三」字。我們把最外面的那棟樓改造成接診。安置病人的病房，就是污染區;把最後面那棟樓改造成辦公休息區，就是清潔區;中間那一棟則是緩衝區，用來逐件穿脫防護服，隔離污染。垂直於三棟樓的走廊，我們將它封閉起來安裝噴淋設備，也是緩衝區。這個緩衝走廊和三棟樓房正好構成一個「王」字。醫護人員每天兩個一組進入污染區，互相協助穿脫防護服，也互相檢查監督防護服的完好程度。
記者:伊波拉傳染這麼嚴重，醫護人員有沒有遇到過防護服被劃破、鞋套被刺破這樣的危機?
李進:遇到過，這樣只能立刻退出污染區，盡快消毒。但和平時脫防護服一樣，該有的流程還是絕對不能省。
記者:咱們醫療隊訓練了當地協助的工作人員。
李進:是的，我們都是從「零」開始對他們進行培訓。最初有87個，最後增加到130人，包括這所醫院原來的醫護人員。
記者:本地人都說英語。與塞方工作人員或病人交流困難嗎?
李進:塞國過去是英國殖民地，本地人還有克裡奧語(指西方語言和土著語的混合)等方言，但英語還是通行的。不過，他們的口音很重，所以查房的時候我們要帶一個塞方護士。隔著防護服有時聽不清，我們就預先做好調查表，進去和護士一起按照預定項目填表。
記者:進出污染區的流程這麼嚴格，塞方工作人員執行得怎麼樣?
李進:很麻煩，當地人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別高，很多人連11件防護用品都分不清楚。
舉個例子，塞國衛生部有個協調員，非常能幹，是個幹事非常有效率的人，就是不注重防護規定，脫防護服隨便一拉，用污染過的手去摸臉，他懷著僥倖心理覺得沒事，十天後他就死了。這種級別的衛生官員，防護意識還這麼差。我們能做到和我們一道工作的塞方人員「零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事。
記者:病人配合治療嗎?
李進:病人不太好管理。他們對交叉感染沒什麼概念，我們給每個病人都安排了單間病房，但他們根本不會老老實實地住在病房裡，喜歡到走廊、門診大廳溜躂，到大樹底下聚集聊天。
我們經常是在病房裡找不到人，發現他們睡在地板上，睡到院子裡。他們時不時會嘔吐在地板上，或是隨地大小便，這些污物裡面都有病毒，都容易造成感染。我們通過監控系統看到後，就趕快讓保潔人員穿上防護服去處理。
記者:聽說有一次屍體在病房放了四天半?
李進:對，是由當地的收屍隊扯皮造成的。那麼熱的天氣，伊波拉屍體放四天多，那就是個「炸彈」。最後，經過我們再三協調，收屍隊才拉走。
記者:當地的基礎設施怎麼樣?
李進:很差，首都弗裡敦這麼大的城市，連個下水管道都沒有，污水橫流，明溝排水。網絡和電話還算通暢。每天都會停電，供水要讓當地人運送淨水，我們自己買了三個大水罐存儲水。當地物流效率也很低，我們從國內剛出發不久，從北京寄出的物品，到我們回國之前幾小時才送到。
記者:醫療隊來回都是包機嗎?
李進:對，東航包機，去的時候隊員們坐得比較分散。回來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從疫區來的，所以機組人員安排隊員們集中坐在後艙，與中艙和前艙隔離，飛機回來後都要消毒。
記者:已經到達弗裡敦的第二批醫療隊，和現在的第三批都是從302醫院抽組的嗎?
李進:對，第一批30人，第二批41人，第三批43人，都是從我院抽組的。
記者:三批都由302醫院派出，是不是我們有意要輪訓本院部隊，讓醫院的骨幹都經歷一下烈性傳染病的防治工作?
李進:這主要還是看軍委和總部的考量。最早的確有全軍衛生系統輪流去西非防疫的計劃，但總部考慮到這次疫情實在過於嚴重，最後決定還是由我們這家常年備戰傳染病的單位包攬三批援塞工作任務。
記者:總結會的時候，有領導提到習主席指示「軍隊要走出去」，為將來的駐外行動做準備。這次我們會搜集當地的熱帶病資料嗎?
李進:我們帶了病例資料回來，將來會出一本關於伊波拉的書。解放軍這次不僅在塞拉利昂開設了醫院，在利比裡亞也派了解放軍醫療隊，他們都會帶回資料。
記者:在世界衛生組織協調下，很多國家都派醫療隊到西非對抗伊波拉疫情。我們的援助成績和這些國家比如何?
李進:世界很多國家都去那邊進行援助，建了20多家醫院。剛才說了，我們第一批醫療隊離開的時候，收治病人數量已經是第二名了。要知道我們開始收治病人的時間在這20多家中最晚。但是我們敞開收病人，最高峰的時候達到43個病人同時在院，所以總數迅速趕上，現在收治病人數量已經是第一了。
許多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援助聲勢很大，但我們過去一看，規模其實很小，所以，塞國總統號召所有外援人員向中國人學習。
古巴派去的醫生比我們還要多，他們是由英國訓練的，但到我們這裡參觀後，他們驚歎於我們的標準化流程和嚴密的防護措施，他們通過我駐塞大使提出要求，想派遣醫生跟著我們干，但我們考慮自身畢竟是軍人身份，不宜和別國力量隨便合作，所以婉拒了。但是我們整理的工作流程和防護標準，他們都學了，世界衛生組織也推廣了中國抗伊波拉經驗。
記者:你們這次有沒有嘗試使用中醫藥?
李進:治療中用了很多湯劑，黑人患者吃了之後效果不錯。
記者:進入疫區，食品供應是怎麼保證安全?
李進:我們的米、面、油都是自帶的，蔬菜和肉都在當地買。當地有中國人開辦養豬場和超市，還是很放心的。
記者:醫療隊在那邊有沒有遇到什麼安全問題?
李進:弗裡敦居民總的來說還比較淳樸，對我們都非常友好。我們夜班就留幾個人在醫院值班，其他人回旅館休息，沒有出什麼安全問題。
二、孫捷訪談錄
孫捷(解放軍第302醫院政治部副主任、援塞醫療隊教導員)
記者:您是哪天知道要去非洲執行任務的?
孫捷:和隊員一樣，都是提前三天。
記者:您知道要帶隊去塞拉利昂，第一反應是什麼?
孫捷:我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國家在哪。」對它的地理位置。社會情況完全沒概念，要從頭瞭解。
記者:那麼，在去非洲之前，您想像中的塞拉利昂是什麼樣?
孫捷:本能地覺得那裡貧窮落後。當然去了之後發現，居然比想像的還要貧窮，還要落後。
記者:去之前怕不怕?
孫捷:怕。因為未知因素太多，當然有恐懼心理。我和隊員基本都參與過四川汶川地震救災。應對過「非典」疫情，但這次是去國外，又知道是死亡率這麼高的傳染病，心裡沒底。不過命令來了，就必須執行到底。
記者:咱們這次去非洲，後勤是怎麼組織的呢?
孫捷:主要靠後方運輸，立足自我保障。來去都是東航的包機。到了弗裡敦，當地提供的力量也不夠，物資裝卸還要我們隊員自己完成。9月份是當地雨季的末尾，我們到達時正好趕上暴雨，所有男女隊員一起上陣卸載物資，就這樣還是因為暴雨損失了一部分物資。
記者:吃飯問題怎麼解決?
孫捷:我們帶了廚師，自己做飯，不吃外面的任何食品。
記者:外出採購就是您和炊事員嗎?
孫捷:就我一人。怎麼敢讓炊事員去疫區。買東西的地方人很多，伊波拉的接觸性傳播非常嚴重。他們如果出事，這麼多人都危險。醫護人員要進病房，所以只能是我去。
記者:安全問題是您負責，遇到過什麼麻煩嗎?
孫捷:安全問題還好，西非常年有中國援助的醫療人員和項目，當地人對中國人印象非常好，打交道很有善意。再說我們去的都是軍人，這方面問題不大。
記者:塞拉利昂人對醫療隊印象怎樣?
孫捷:當地最好的辦公樓、最好的體育場、最好的公路——當然用我們的眼光看也就是普通公路——都是我國援建的。中塞友好醫院院長卡努在哈爾濱醫科大讀書7年，中文說得非常好。弗裡敦地區衛生負責人，相當於北京衛生局長吧，是北京二外的畢業生，後來到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進修過。每個塞拉利昂人都知道中國是友邦。
臨走的時候，塞方工作人員問:「下一批還會這麼好嗎?」我們告訴他們，下一批還是解放軍過來!還有當地工作人員表示將來一定要來中國留學。
記者:這麼多人，這麼多物資，給三天準備時間就要出發，你們是怎麼做到不出差錯的?
孫捷:302醫院平時面對地方收診，但我們是軍隊醫院，是全軍傳染病診療中心，軍事職能是第一位的。我們的隊員平時接診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但作為軍人，他們都是野戰傳染病醫療所的一部分。我們每年都組織訓練演練，就是為了確保一聲令下，能夠隨時出動。
戰備庫房裡給每個人都準備了背囊，裝滿了全套的防護、後勤用品。我們那三天準備的其他物資也有預案，要採購什麼，到哪裡去買，到哪個庫房去取，一切按照戰備方案走。08年汶川地震，03年「非典」，後來亞丁灣護航，我們都做到了隨時出動。只要平時訓練到位，三天出動或者再快一些都可以。
記者:塞拉利昂的貧窮落後能具體講講嗎?
孫捷:我給你說個細節吧。我在首都弗裡敦要買50雙拖鞋，跑到一個很繁華的大市場，算是他們那裡重要商業中心了，結果湊不夠。我開始還想給女同志買點小尺碼的女鞋，跑了十幾個攤位，不論尺碼才湊了45雙。這些小攤連拖鞋都不敢多囤貨，全指望賣了這些拖鞋再進貨，小本經營到這份上，你說是有多窮。
說起落後，我去他們的電信部門，給30人每人辦一張20美元的電話卡，結果窗口的營業員算不清我該給他多少美元。他回頭叫同事一起算，5個人算了40分鐘才達成一致意見。看來平時也沒多少人買這麼多電話卡。
當地人對疫情也沒什麼認識。我們國家鬧「非典」的時候，大街小巷基本上很少有人活動，大家都自覺減少外出，而塞國民眾還是照常生活，街上人流熙熙攘攘，看了都怕。
記者:你們在當地開展工作，當地政府配合情況如何?
孫捷:我們通過大使館去聯繫塞國衛生部。塞拉利昂軍方出面組織成立了一個疫情緊急協調中心，不過他們沒有軍醫，所以還是要和衛生部門聯繫。
塞國全國總共就100多名醫生，這個國家規定護士不能抽血，都讓醫生來抽血。伊波拉必須驗血才能確診，不抽血的護士就很難幫忙，我們去了以後還得重新培訓當地的護士。塞國首都弗裡敦地區只有6輛救護車，還壞了兩輛。
水電供應倒是有，但是每天都會遇上停電，所以我們自己搞了發電機，用柴油發電，還自己購買了三個大水箱，與其靠他們不如靠自己。
我們當初改造醫院也基本是自己請的人，高價雇了一些黑工，但主要是請中資企業員工來做的。他們還順便給水箱做了個底座，我們才保證供水。
記者:當地中資機構很多嗎?
孫捷:很多，分佈在不同的地方。但自從伊波拉疫情爆發之後，大多數員工回國了，每個工地只留很少的人看守。
記者:你們有沒有幫中資企業對付伊波拉?
孫捷:離首都200多公里的地方，湖南建工有一批人在那裡修建水電站。有一天，有個工程師發燒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伊波拉。當時也送不過來，因為一路上都有當地政府設的關卡，凡是發熱病人都必須留在本地處理，不能跨區。所以我們派了一個醫療組，坐了好幾個小時的車過去，給他抽血檢查，最後確認不是伊波拉，是瘧疾，現在他已經恢復正常工作了。
我們這次出國，本來就有為當地中資企業員工提供醫療服務的任務。我們為留守的中資企業員工培訓了傳染病防治常識，免費發放了許多藥品。有一個被狗咬傷的，在當地怎麼也找不到狂犬疫苗，也是我們醫護人員上門送藥。
記者:問一個可能很殘酷的問題，如果我們自己的醫護人員感染了，我們打算怎麼辦?
孫捷:或許領導有這方面的考慮，但我們自己並沒考慮後送人員的問題，恐怕還會以就地治療為主，因為太危險了。我們回國後也是作為潛在傳染源，到北京市郊一個地方隔離了21天，我覺得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隔離到了第15天，我們就放心了。測測體溫，活動一下，發現自己沒發燒，就知道肯定沒事兒，就安心等回家。
記者:第二批醫療隊的人員對前方的困難有瞭解嗎?
孫捷:第二批醫療隊先遣組隊員在我們撤離前一周到達，與我們進行工作交接。我們把所有的經驗都毫不保留地傳授給他們了，確保了所有工作無縫對接。
三、秦恩強訪談錄
秦恩強(解放軍第302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一科主任、解放軍首批援塞醫療隊醫療組組長)
記者:秦主任，這次去非洲，您具體負責醫療工作。您的家人知道您去哪了嗎?
秦恩強:我愛人也是軍人，也在302醫院工作。女兒才12歲，不太瞭解這些事情。我開始打算瞞著我父母，後來有個熟人去我家，偶然說漏了。我母親因此比較擔心，但我父親心裡很有底，對我的工作和技術水平有信心。
記者:提前三天通知去非洲，您作為醫療組長要做哪些準備?
秦恩強:不需要特別準備，因為已經演練過無數次。我98年到302醫院，2006年以來，我們醫院年年要搞演習，去年5月份剛剛搞過一次野戰拉動能力驗收，正好這次就用上了。這就是我們軍隊醫院的本職工作。非典、汶川地震、巴基斯坦水災、海地地震，我們都這麼出動的，習慣了。
記者:您之前對非洲有什麼瞭解?
秦恩強:去過好幾次，對非洲本身已經沒什麼心理壓力。2009年去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做抗瘧疾援助。後來跟著和平方舟號又跑了一趟東非，到過吉布提、肯尼亞、塞舌爾等。西非雖然沒去過，但多少有個概念性印象。非洲的確很窮，但各個地方之間差異很大，坦桑尼亞大家知道相對好一些，馬達加斯加條件比較差。
瞭解當地情況後，非洲就沒那麼可怕。我自己在那邊負責過抗瘧疾工作。一般去非洲，很多人都會吃抗瘧疾藥，我就不主張亂吃。因為我自己搞這個，知道青蒿素類抗瘧疾藥的半衰期很短的，早吃了也沒用。你知道瘧疾怎麼感染嗎?蚊子叮咬之後，瘧原蟲要先進入肝，脹大破裂了才會進入血液，到這時候吃藥才有用。之前吃了也白吃，反而可能引起不良反應，只要你掌握規律，傳染病這個東西沒啥可怕的。當然，伊波拉是個新問題，媒體宣傳的那麼厲害，去之前我心裡也有點空，不是特別有底氣。
記者:您最初是怎麼看待伊波拉的。
秦恩強:到達非洲之前我也看了一些資料，這個病有幾個特徵是它的「弱點」。首先，這個病雖然很容易死人，但在發病之前，在有明顯症狀之前不會傳染。其次，它主要通過接觸傳播，不碰上去不會傳染，空氣途徑目前認為不引起傳播。所以只要防護工作到位，也不怕。
從病情來說，你看歐美也傳染了不少，沒死幾個人，美國人運回去也治好了，沒有傳染。所以我當時推測，這個病死那麼多人不止是病毒自己的問題，和西非當地的自然、社會條件也有關係。能改善這些條件，就能對付它。
記者:醫療隊的其他隊員都表示，在高溫天氣下穿防護服查房是個很大的考驗，您作為醫療組組長怎麼應付這個困難?
秦恩強:我們每班人員安排的並不多，盡量保證休息時間。原則上我們4天是一個倒班循環，其中包括一個主班，24小時，一個輔班，主要是白天。主班就是白班，負責進病房診治病人;輔班不進病房，但需協調很多工作，如要盯著監視器和其他輔助人員，記錄工作細節，避免主班出錯。夜班就是3個人留下負責一夜。這要求你必須「會幹活」，進病房以後的一切工作都要有計劃，提高工作效率，否則40個病人，光查房就耗盡體力了。
記者:我們的治癒率怎麼樣?
秦恩強:數字你應該知道了，第一批工作期間送來274個疑似病人，其中145個確診，死掉了86個，治癒3個。死掉的這86人，主要是送來的太晚了，大多數都沒熬過送來之後的兩三天。這些晚期病人有明顯的嘔吐、腹瀉等症狀，導致人體內環境嚴重紊亂，沒機會救他們了。只要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很多人都可以救過來，不要覺得染上伊波拉就是不治之症，我們有辦法治療。
我對我們的診斷非常有信心。有一次，別的醫院宣稱我們搞錯了，我們這裡出院的一個陰性的病人到了別的醫院，再次檢查為伊波拉陽性。後來我們查檔案，我們是10月6日送出去的，他們8號就確認多了一個伊波拉患者，而通過驗血來確診伊波拉至少也要3天時間。所以只能是他們搞錯了，不會是我們誤診。
記者:送來的早的話，應該怎麼救他們?
秦恩強:我們對伊波拉患者的死因做了統計分析。實際上大多數死於併發症，死於嚴重的內環境紊亂，如嚴重的脫水、電解質紊亂、酸鹼失衡。很多患者發燒四五天才來，這些天沒人敢碰他，也沒人給他補液。送水，甚至沒人給他吃的，等到醫院的時候，各項體征已經都不行了，都不一定是伊波拉病毒直接致死。
所以我們針對他們這個特徵，重點是補水。保證足夠的食物供應。敢於接觸病人，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一半問題。有的時候他們病人自己不肯喝水，催著喝也不喝，我們就配一些中藥湯給他們，實際上也是補水。他們喝了之後很感激，心理狀態很好，跑過來謝謝我們。最嚴重的，我們還給他們輸液。只要病情比較輕，到我們這裡都能救過來。
記者:本地人對伊波拉是怎麼看的?
秦恩強:當地很窮，人均壽命不到50歲，日常的衛生觀念不是很強，平時用水沖一下就算保證防疫衛生了。不管怎麼勸說，他們還是要按時去做禮拜，擠在一起。街上還是到處是人。對伊波拉不怎麼害怕。
他們的病人也不太服從管理。根本不肯老實地在房間裡等著治療。院子裡有棵芒果樹，我們經常要到芒果樹下面去查房，勸說他們回單間病房隔離，但效果不太好。
記者:之前也有很多國際組織和國家去援助，為什麼解決不了問題?如果伊波拉在中國出現，會有什麼後果?
秦恩強:這裡我可以自信的說，歐美在對付重大疫情方面不如我們有經驗，我們國家有一整套對付嚴重的暴發傳染病的機制，這一點他們也沒法和我們比。塞拉利昂絕大多數人的物質條件比我們六七十年代還差，雖然有很多國家給予援助，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才導致疫情發展成這個結果。如果發生在我們國內，最多也就是點狀發生和有限傳播，疫情很快就能控制，也不會有很多人死亡。
之前的媒體宣傳，有點把伊波拉給妖魔化了。媒體也喜歡聽西方醫生說這種話題，渲染恐怖氣氛，結果直接影響了伊波拉的治療。比如說，出於對醫務人員的保護不許給伊波拉病人輸液的標準，可很多伊波拉病人有脫水，不給他們輸液，許多人就這麼死了，再變成新的傳染源。
實際上呢，是他們自己不嚴格遵守防護規範，所以容易感染，於是制定了過於嚴厲的規則，在耽誤病人的同時把自己也搭進去了。耽誤的病人多，他們自己又繼續恐慌，成了個惡性循環。這就是大家說起伊波拉就覺得是不治之症的原因。
記者:您和其他國家的醫生交流過嗎?
秦恩強:交流過。很多人在看過伊波拉傳染過程之後過於自信，覺得伊波拉不過如此，結果就鬆懈了。不遵守嚴格的隔離流程，防護環節出了紕漏，歐美等國那幾個醫生的感染問題就是這種情況。
嚴格遵守防護規定，這絕對是個苦功夫。長時間在高溫高濕的病房工作，出汗很多，起身時能感覺到汗水向下流的聲音。脫了防護服，能從鞋套裡倒出汗水來。那些西方醫生往往耐不住這個苦功，當地醫生也受他們影響。當地有個最能幹的小伙子，是留觀中心的協調人，我親眼看到他用沒消毒的手摸了摸臉，結果非常可怕，十天後他就去世了。
記者:這麼說的話，如果中國早點接手，情況是不是會好很多?
秦恩強: 我們還訓練了39個護士，還有幾十個保潔人員。不同的人我們有不同的訓練方案，有不同的上崗證書。所有崗位都持證上崗，雖然中國醫院接診病人最多，但我們一個感染的都沒有。這就是我們的底氣。一開始西方人主導援助塞拉利昂，想給我們評級，掛個什麼燈，不到綠燈不能開業。李進隊長直接把他們擋出去了，他們有什麼資格給我們評級。
古巴的醫生在那邊最多，他們到我們這邊參觀之後，就很讚賞我們的經驗，覺得我們這裡最安全。其他醫院別的不說，就穿脫防護服太快這一條，就帶來很大的隱患。
記者:聽說一開始預定接班的是其他醫院的。
秦恩強:對，考慮是讓別的醫療單位接手，但由於我國在另一個疫情流行國家利比裡亞建了一所100張床位的醫院，因此後續的人員全由我們302醫院承擔。說實話，伊波拉帶來的恐慌還是很大的。真要是派普通醫生來，既怕出問題，也怕派不動。這真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哦，一步弄錯，骨灰都回不來的。
記者:您考慮過萬一的情況下，自己人感染怎麼辦嗎?
秦恩強:我們暫時不具備美國那種條件，只能就地收治，我們給自己預留了病房。不過，說實話，我們這些搞傳染病的軍醫，要是自己感染了，那就是同行的笑話。只要嚴格執行操作規範，就不會出任何問題，我有這個自信。回國後，整個醫療隊又隔離了21天，我們沒有任何問題。
說實話，自從飛機離開疫區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放下了，我相信自己完全安全了。因為回想起來，沒有任何操作出過錯，沒有任何流程不對。隔離21天的流程還要走到底，但我非常輕鬆。
防控組組長賈紅軍補充:我們當時有個口號:0-1=0，0+0=100。我們自己人，損失一個就是0分;我們自己人，和我們訓練的塞方人員都做到無感染，才是100分。我們教了無數遍，把這些11件衣服都數不清、順序總是搞錯的當地人員培訓合格。我們改變的不僅是他們的技術，還改變了他們的生死觀。
四、李志偉訪談錄
李志偉(解放軍302醫院肝膽外科主任、援非醫療隊外科負責人、醫院改建現場指揮)
記者:您去之前對伊波拉是怎麼看的?
李志偉:伊波拉的傳染途徑到現在還不明確。雖然國內還沒有過伊波拉病例，但我們去之前經過充分的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查閱文獻資料，研究數據，我觀察到伊波拉的擴散並不快，呼吸道感染的可能性不大;傳染方式也不是成群傳染，判定一般也不通過消化道傳染。總的來說，只要不直接接觸患者和體液，感染風險就不會太大。
基於這個認識，我們到了駐地就動手改造醫院，儘管不通過呼吸道。消化道傳染，但我們還是按照最嚴重的情況考慮，兼顧預防呼吸道、消化道傳染病的要求改建醫院。那裡本來有一個小型綜合醫院，現在我們要建一所初步符合收治各類烈性傳染病的專科醫院。
記者:改造之後的醫院是理想的傳染病醫院嗎?
李志偉:不能那麼說，只能說是把我們的想法搬過去，對現實條件做了一定的妥協。從操作上說，我們做到了污染區、清潔區各佔一棟樓，中間還有整整一棟樓做緩衝區，供我們穿脫防護服、洗澡、更衣、噴淋。簡單點說就是:流程要合理。
三棟樓都有兩層，理想做法是所有醫務人員，包括中方和塞方，都只走單行線。從第三棟樓二層清潔區出發，經過第二棟樓二層緩衝區，到第一棟樓二層及一層污染區工作，工作結束再從第一棟樓一層污染區，經過第二棟樓一層緩衝區，再到第三棟樓清潔區回來，符合傳染病房的設計規程。
但實際操作中發現，塞方人員很難做到單向走行，經常不分清潔和污染來回穿梭。再加上宗教習慣，洗澡更衣的習慣等和我們不太一樣，操作也不規範。為了避免交叉感染，也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我們只能把中塞雙方的路線分開。從清潔區到污染區都走同一條路線，回來的時候，我們從二層沿原路返回緩衝區，再到清潔區。他們從一層按照原來的設計路線返回。實際上，我們把危險留給了自己，把方便和安全給了塞方。
一般設緩衝區，就是空間上分隔一下。這次考慮到傳染方式不是很明確，我們把緩衝區還分了好幾層。穿著防護服走到第一個緩衝區外面，先噴淋含氯消毒劑，然後脫掉第一層防護服，第一層手套，進入第一緩衝區。在第一緩衝區脫掉第二層防護服、面屏、鞋套和第二層手套。到第二緩衝區脫雨鞋、眼罩、帽子和第三層手套、換拖鞋。出了緩衝區再去洗澡間，脫內層防護服，洗澡更衣，進入清潔區。這幾層緩衝區，每一層之間都有物理隔斷，用木板和門隔開，每一步操作完成後，都要用含氯消毒劑重新洗手。從硬件上說，基本靠得住。可以說，設置了兩個緩衝間，準確的說，加上第一緩衝間外面噴淋，我們有三個緩衝間。這是我們這次病房改建上的一個亮點，一個創舉，突破了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疾病控制中心有關傳染病病房設置的規範，大大減少了傳染病傳播的可能性。簡單的概括一下就是:分區分層穿脫防護服。
記者:改造醫院的過程順利嗎?
李志偉:李進隊長是總指揮，負責流程及施工圖紙設計，我具體負責整個醫院的具體改造過程，也就是監工。從打隔斷到裝噴頭，一件件落實。總的來說還算順利，中資機構幫了我們很多忙。但是當地人實在是靠不住。當時留守醫院的人全跑了，我們只能把門全砸開，再重新配鎖。那都是十幾年前中國施工隊安裝的鎖，換到合適的鎖芯很不容易。但請的鎖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最後一天馬上就要接病人了，這個醫院原來的塞方院長親自去找，才把鎖匠找來。最後還是配不齊，只能有什麼用什麼，有的地方用掛鎖，有的地方在門上開一個洞，用自行車的掛鎖湊合鎖上。我們給第二批交班的時候，也是交的這麼一串千奇百怪的鑰匙。
記者:這麼多的防護裝備，穿在身上是不是很不方便?
李志偉:非常不方便。防護服不透風也不透水，那麼熱的天氣，一戴上口罩和面屏就呼吸困難，稍微動一動氣喘。在病房一個半小時已經是體力極限了。脫防護服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同事的臉已經變成紫色。全身都被汗水浸透，幾乎是用盡最後的力氣才能把防護服脫掉。
帶著這麼多東西，不要說干複雜的事情，就是擰一顆螺絲釘也費很大力氣。有一次病人不服從管理，不願被關在單間，把門踢壞了，我們去修門。呼出的水汽凝在面屏上，什麼都看不見，又不能用手去擦，只能減慢呼吸讓水汽自己慢慢干。越著急就越看不見，減慢呼吸又喘不過氣來，只能強忍著。很多體力差一點的隊員中間不得不出去休息一下，然後穿上防護服再進來。
穿防護服的時候，聽力也受影響，本來當地人的英語就混著許多當地方言，這下更聽不懂，我們只能帶一個當地的護士進去，要她來翻譯。
記者:這些防護裝備，穿起來有什麼原則嗎?
李志偉:根據我們的經驗和當地的具體實踐，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原則:脫防護服比穿防護服還重要。穿防護服的時候，你是在清潔區，防護服本身也是乾淨的，所以錯誤不會太致命。兩個人可以互相檢查，互相幫助穿戴，有遮擋不嚴密，佩戴錯誤的地方可以互相糾正。
脫防護服就麻煩了。你是從污染區走出來的，任何錯誤都可能導致感染。而且為了避免交叉感染，你只能一個人操作，不可能有人幫你。步驟錯了、方法錯了都不行。所以，我們一再強調，脫防護服才是真正的考驗。
脫防護服是有次序的，而且必須是一層層輕輕地向下卷，外層決不能碰到內層，有的時候要脫20分鐘。脫掉之後，防護服捲成一小團，輕輕地放到指定位置，然後進行下一個步驟。三層防護服要在三個房間脫掉，每個房間都有指定放防護服的地方，亂扔也會帶來危險。
進出污染區，我們都做到雙人出入，互相監督互相幫助。在這之上還有個雙班制度，一個副班在監視器裡盯著一線的醫生護士，尤其是監控塞方護士，有錯立刻通知。只有確保塞方一個醫護人員都不感染，才能保證我們中方也不感染。我們投在培訓監控管理塞方人員的精力，遠遠比投在病人身上多的多，因此，我們不但收治了近300病人，更給塞方留下了一支永遠帶不走的收治傳染病的專科醫院和專門隊伍。
這套嚴密的規程是我們自己總結出來的，天氣這麼熱，其他國家的醫生往往會忽視安全隱患，扯開拉鏈就把衣服扔掉。很多國家的國人醫護人員都這麼幹，結果就是被感染。20多家醫院，只有兩家做到了0感染，另外一家是個很小的留觀診所，我們是唯一0感染的大型醫院，這不是偶然。
記者:輔助人員能習慣這些防護裝備嗎?
李志偉:培訓他們很難。他們基本沒有受過這方面訓練，很多人連五指分開的塑膠手套都不知道怎麼戴。培訓了很久，在穿防護服方面勉強可以，脫防護服還是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我們的工作人員比較有經驗，知道自己快到體力極限了，就會及時退出污染區，脫掉防護服休息一陣。非洲的工作人員往往是到了體力極限，或是氧氣不足快要暈厥了，才往外狂奔，跑到緩衝區一把扯掉面罩大口呼吸。就算是正常的下班退出緩衝區，他們也往往有不規範操作。
記者:當地人員不規範操作，這是不是很大的隱患?
李志偉:對，不能說到了清潔區，就掉以輕心。我們的另一個深深的體會，或者說是亮點，或者說是原則是:清潔區消毒比污染區還要重要。因為在污染區大家都穿著嚴密防護服，只要操作正確就不會有問題。但是到了清潔區，所有人都混在一起，不分中方、塞方，都只穿著普通的便裝，免不了近距離接觸乃至身體接觸。如果有一個人。一個角落感染，後果都完全不可控。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對清潔區進行反覆消毒，控制人員出入，持有證件才能進來，進來之前先查體溫。這才做到了塞方人員0感染。
塞方人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下班後不走，聚在辦公區聊天。因為我們這裡免費提供食品，為了這頓飯他們也不願意回家。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們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規定不上班的不能來醫院，不到上班時間的也不能早來，下了班的及時走人，工作期間不能扎堆聊天等，盡可能減少無關人員進入工作區，大大減少了互相污染的機會。
我們總結的這兩個原則:脫防護服比穿防護服還重要，清潔區消毒比污染區還要重要。各國來參觀的都讚賞，表示要學習。當然學習歸學習，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我們還提出過其他的標準嗎?
李志偉:有。原來塞拉利昂的伊波拉疑似病人，被確診後要在醫院留觀6天才出院。這實際上是一個完全不考慮實際情況的標準。經我們結合實際情況考慮後，改為3天。現在美國CDC和WHO都接受了我們的標準，在整個塞拉利昂推廣。
為什麼要修改這個標準呢。因為病人很難管理，交叉感染的概率太高了。我們的醫院算是硬件條件比較好的，還是管不住病人往一塊湊。病人們不肯老老實實住在病房，從監控裡看，他們經常半裸。甚至裸體到處遊蕩，哪裡涼快就在哪裡睡，我們查房經常要跑到大樹下面。有的時候病人忽然就會少了一個，哪裡也找不到，查監控也找不到，然後第二天就冒出來了。還有一次，病人莫名其妙多了一個，那麼高的牆，不開門，也不知道怎麼就多了，然後這個人過幾天又莫名其妙出去了，我們都懷疑自己數錯了。後來才知道，一個小伙子翻牆進來看他的弟弟，然後又翻牆出去了。
這樣的環境，很容易把沒病的病人也傳染上伊波拉。其他醫院的硬件還未必有我們好，所以我們建議，3天驗證沒有伊波拉的病人就該出院。其他醫院覺得我們的建議合理，也照著做。
記者:管理這些病人不容易吧?
李志偉:這裡也有很多細節問題。非洲人的臉在我們看來都一樣，隔著防護服就更看不清。甚至他們的名字我們也念不出來，讀音聽起來都一樣。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重名重姓的人很多，剛開始我們咋都對不上病人，費了好大勁才知道重名這回事。後來我們到舊貨市場買了一個拍立得相機，入院就拍照，把大照片貼在病歷上，每次查房都帶上當地護士，讓他們去認，這才搞清病人誰是誰。
護理組劉麗英:從來沒見過這麼難管的病人。
記者:秦大夫說，如果早點按照中國這套治療方法，很多人不會死。您怎麼看?
李志偉:的確，許多病人實際上不是出血而死，主要是併發症衰竭而死。之前的治療方法不注意防護，不注意支持治療，不注意給病人補水、補充營養，我們糾正了這些問題，效果明顯。所以，我們還提出一個觀點，就是:支持治療比藥物治療更重要。其後，我們才看到最新最權威的文獻也這麼說。
記者:聽說您在醫療隊也算大廚了。
李志偉:我們只去了30人，醫療隊內部什麼都得自力更生。我是山西人，會做飯，也勤快，只要有空就會去廚房幫忙做飯。我還有個兼職，就是醫療隊正式讓我負責廚房的食品及環境衛生。每天我要保證餐具清洗消毒乾淨，廚房用品及時使用及時清洗消毒乾淨，生熟案板刀具分開，肉菜等清洗乾淨。兩個月駐紮期，全隊未發生一人次拉肚子等食物污染事件。
我們臨走的時候，考慮到第二批隊員剛來需要適應環境，時間比較緊，我給第二批留在廚房好幾盆肉醬(面)鹵，把菜都洗乾淨切好了，等他們一來了就能立刻吃飯。
五、黃顯斌訪談錄
黃顯斌(解放軍第302醫院政治協理員、援塞醫療隊黨支部宣傳委員)
記者:黃協理員，首先容我好奇一下，我在您這裡看到許多關於伊波拉病房和救治患者的現場照片和錄像視頻，也知道伊波拉一線的防護措施是非常嚴密的。請問那些照片和視頻是怎麼拍攝的?
黃顯斌:我沒有專門的防護拍攝工具，只能用塑料袋把照相機和攝像機套上，和醫護人員一樣，自身採取嚴格的防護服措施後，深入到伊波拉病房進行拍攝。拍攝時，我們保證設備不碰觸病房裡的任何物品，出來後，再用手持噴霧器給照相攝像器材進行徹底消毒。
記者:您能談談去非洲之前，對任務是怎麼考慮的嗎?
黃顯斌:我當兵後，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新聞宣傳工作，一直對國內外重大新聞比較關注。其實，在去非洲前的半年時間，我就開始關注到伊波拉疫情的暴發情況，尤其在西非幾個國家肆虐蔓延的情況。我們302醫院是一所傳染病醫院，伊波拉疫情在西非暴發後，我們醫院也組織了相關知識的講座學習，對伊波拉防護常識也作了一些瞭解。
醫療隊從任務命令下達到出征，時間非常短，我本人是出發前三天才知道要去西非執行任務的，或許是此前自己有過一次到印度尼西亞執行援外任務的經歷，心裡頭倒沒有過多的顧慮，但對塞拉利昂疫情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心裡一點底都沒有。後來轉念一想，既然別人敢去，我為什麼不敢去。只要防護得當，相信不會出事。
記者:這一路飛了多長時間?請您講講隊員在飛機上的情況。
黃顯斌:去的時候，我們乘坐的東航包機飛了18個小時，同機的還有檢測隊的隊員。可能是因為對疫區情況都沒有很深入的瞭解，再加上有些疲勞，在飛機上大家顯得都比較「沉默」。不是躺著休息，就是看看電視、聽聽音樂。中途，飛機在荷蘭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停了一個多小時加油，整個行程中，機組和空乘人員的服務都很周到，對我們隊員也很欽佩。
在完成兩個月任務返回時，依然是東航的包機接我們，但考慮到我們是從疫區來的，全體隊員都被安排到後艙休息和活動，一個人可以佔兩個座，不讓到中艙和前艙去活動，我想這也是出於安全考慮吧。飛機在俄羅斯莫斯科經停的時候，一開始只加油不送飯。經過有關方面再三協調，終於打開後艙門，俄方工作人員穿著防護衣、戴著口罩，為我們送來了飯菜。
記者:您對塞拉利昂的第一印象如何?
黃顯斌:我們是當地時間凌晨1點多鍾到達首都弗裡敦機場的，兩個隊的車隊在前往駐地時，前面有警車開道。天亮了以後接近市區，沿途不時有民眾向我們乘坐的車輛揮手致意，向我們頻頻招手，還有許多人豎起大拇指，感到他們非常熱情淳樸。
但我們看到民眾的住宅條件非常差，很多都是破舊的鐵皮房，街頭有很多的小商販頭頂著東西叫賣，感覺普通民眾的日子過得非常清貧的，但我們從他們的臉上看不出生活的窘迫。後來，通過與塞方工作人員打交道，感到他們也很樂觀，對我們中國人非常友好，我們從一個側面也感受和見證了中塞友誼。還有，塞拉利昂瀕臨大西洋，我們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沿海馬路，那裡的自然風光非常漂亮。
記者:到達後，隊員們休整了嗎?
黃顯斌:當天上午到達首都弗裡敦市郊後，隊員們顧不上休整，自覺克服時差、疲憊、高溫和暴雨等不適因素，迅速投入到各項準備工作之中。經過簡短戰前動員，大家便馬不停蹄地趕赴距弗裡敦20公里處的中塞友好醫院進行實地察看，熟悉環境，清除雜草，消毒病房。接下來，在沒有機械化卸載工具的情況下，全體隊員連續奮戰三晝夜，硬是靠手抬肩扛，對隨貨機運抵的47類。近50噸醫療和後勤物資設備進行了卸載、清點、搬運、整理和入庫。
記者:我們在塞拉利昂是以解放軍的名義開設醫院嗎?
黃顯斌:沒錯，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塞醫療隊的橫幅就掛在中塞友好醫院的正門上，所有過往的民眾都看得到。
記者:當地醫護人員對我們這支解放軍醫療隊的印象如何?
黃顯斌:通過兩個月的工作，中塞工作人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說個細節吧，我們第一批臨走的時候，醫院的護士長艾麗絲問我們醫療隊的李進隊長:「下一批還會像你們這麼好嗎?」李隊長告訴她說:「下一批和我們一樣，都是解放軍，都是來自同一所醫院。」
記者:咱們的伙食怎麼樣?
黃顯斌:伙食搞好了也是戰鬥力。飲食保障雖然在出國前做了認真準備，但抵塞後還是遇到諸多難題，當地物資極為匱乏，日常副食採購非常困難。針對這些問題，後勤組不等不靠，立足現有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創造性地開展自我保障，想方設法調劑飯菜花樣，精益求精提高伙食質量，隊員們相當滿意。
記者:問個細節問題。前面孫捷教導員說我們的廚師都是從國內帶過去的，避免與外界接觸。那麼這兩個月的派駐時間，我們隊員理發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黃顯斌:這個都是靠自力更生。我們帶了理發工具，有幾個隊員多少掌握了一點理發技術，誰想理髮，他們就用剪刀給簡單打理一下，避免了我們與當地理髮店理髮師發生身體接觸。
記者:我們醫療隊的人員構成是怎樣的?當時選派隊員時有沒有考慮過已婚、未婚因素。
黃顯斌:醫療隊一共30人，19名男隊員，11名女隊員。女隊員中，有8個護士。2個感控人員和1個翻譯，其中有1個護士還沒有孩子，其餘的都已經當媽媽了。30個隊員中，除1名司機外，其他的都已結婚。
記者:萬一我們自己人感染了，我們打算怎麼處置?
黃顯斌:隊領導每天都會反覆強調安全事項，同時嚴格加強自身防護，我們每天自查兩次，主要就是進行體溫監測。留觀中心啟用時，我們預留了幾間病房，萬一感染，估計還是以就地治療為主。
記者:在照片裡看到我們要自己放火燒掉廢棄物。
黃顯斌:對，換下來的防護用品，包括污染區的糞便，沒有地方可以銷毀，只能自己倒上汽油放火。
記者:和國內工作比，最缺什麼?
黃顯斌:隊員們都很忙，都很辛苦。就我個人來講，我最缺的就是時間，感覺每天過得很快，還有很多感人事跡沒有宣傳出去，我留有遺憾。
記者:我們夜班是怎麼安排的?
黃顯斌:每天保證一個醫生和兩個護士留在醫院值班。
記者:醫療隊倒班這麼密集，怎麼保證內部的交流和協調呢?
黃顯斌:因為我們來自同一個單位，大家彼此都比較熟悉。我們每天晚上還要召開業務工作例會，總結當天工作，部署第二天任務，隊員之間彼此都是「零距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