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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話梁曉聲:我跟你筆下的知青不一樣


http://news.wenweipo.com   [2015-04-01]

【文匯網訊】習近平當過知青,作家梁曉聲也當過。去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梁曉聲參加了。會上,習近平和梁曉聲有個簡短交流。「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這是習近平的第一句話。

習近平所說的「不一樣」,指什麼?他們還聊了什麼?梁曉聲為何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4月1日,學習小組推薦《秘書工作》雜誌對梁曉聲的訪問。全文如下:

使更多青年都有精神上的故鄉

——訪著名作家梁曉聲

梁曉聲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說,人應該有兩個故鄉,一個是現實地理的故鄉,另一個則是精神上的故鄉。讓更多的人從青少年時期就擁有良好的精神故鄉,是作家肩負的時代責任。因本刊曾編發他的文章,有過多次電話交流。元旦後不久的一天下午,梁先生在他簡樸的書房裡接受了我們的採訪。梁先生平易謙遜,極具親和力,訪談氛圍輕鬆而愉悅,近三個小時的開懷暢談仍讓人意猶未盡……

記者:您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和您有個簡短交談,習總書記說,希望文藝家要使我們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如何理解?您為什麼說習總書記「是有兩個故鄉的人」?

梁曉聲:習總書記肯定是有兩個故鄉的人,我是指書籍應該成為人的另一個故鄉。為什麼世界各國用讀書人口比例來進行比較,哪個國家讀書人口多,哪個國家就感到很光榮呢?一個國家讀書的人口越多,證明這個國家的社會狀態越靜好。人不在靜好的時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讀書的。還有一點就是,即使這個時代不靜好,一個人也可以通過讀書增強自己對時代的抗擊打能力。

其實,習總書記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我先是一愣,然後總書記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個人是要求自己壓力越大,意志要越強。」我覺得他說的「不一樣」意思主要在後面這句話。我們這一代人中,有的背負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後還走不出那個陰影,這樣的人有很多。總書記不是這樣的,他強調人應該從各種磨難中走出來,精神上強大起來,變得更堅強。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站在我旁邊的王安憶說:「曉聲也是那樣的人。」總書記就笑了。我也得說句話呀,我就說:「我認為您是有兩個故鄉的人,書籍是您的第二故鄉。」然後,總書記就說了那句話:「希望文藝家要使我們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鄉。」這話其實是包括文學在內的全部人類文藝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記者:文藝工作座談會後,您有什麼具體的安排和打算?

梁曉聲:近期,我寫了兩本小冊子:《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中學生如何寫好作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們和閱讀的關係。我想對小學生和中學生講,閱讀、作文不要成為一種包袱,因為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們怎樣從分數的壓力下解脫出來,其實也有對老師們的一些建議。

現在,我正帶著十來個「80後」寫一個劇本,反映山區農村早年的貧窮和後來的變化,也要寫山裡的孩子如何背井離鄉闖人生和他們魂牽夢繞的那種鄉情。儘管這些「80後」沒有直接閱歷,但相信他們在寫作過程中可以補上對從前中國的認知。另外我也覺得,由「80後」來寫這樣大情懷的劇本有一定的示範作用,我希望年輕作家的作品能夠像老作家的一樣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而不僅僅是娛樂和愛情。有家風、有鄉情,就不一樣了。所以,接下來的計劃就是繼續帶著他們寫,我一直想著春節之後怎樣把這件事做好。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在創作重心上有一個轉變,從對過去的摹寫(北大荒文學)到對現實的叩問,是什麼促成您寫作風格的轉變?

梁曉聲:近期幾家出版社出的書,收錄的都是我所寫的社會時評,包括少數雜文。這並不完全是近兩年放下小說來有意為之的事。

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就開始寫時評,寫過《九三斷想》《龍年一九八八》《九五隨想》,還寫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等。從那之後我基本上是兩支筆寫作,一支筆寫文學,一支筆寫時評。這些時評除少數像《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當時受到關注外,大多數沒發表過。因為時評類的文章當時很難發表,我就直接收入書裡。

出版社認為,我以前寫的某些文章,重新組合,再出版,依然有讀者,發行量還可能超過一些新書。他們根據內容重新起書名,當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兩年寫的文章。這意味著,在讀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歡讀時評,可能是他們想從中找到對於整個時代和社會認知的某種認同。

記者:這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種反映?

梁曉聲:是的。其實,我的寫作也在變。我在《九三斷想》的開篇寫道,我經歷的時代從來沒有像目前的時代這樣給我一種粗鄙的感覺,一種浮躁的感覺。

說句實在話,1993年的時候,我絕不會允許自己的書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因為那時候我有一種憂慮,看到了拜金主義對我們青年的影響,看到了放肆大膽的權錢交易。種種社會問題明明就在那裡,為什麼不重視?為什麼只看到發展,只看到國家財富增長,沒看到這些問題?那時我是海澱區人大代表,當時覺得自己的聲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樣一種激烈的文字寫出我的憤慨。

問題在那兒,如果不把它說出來,我會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現在看到了變化,我也不願做那種閉著眼睛不承認變化的人。有問題說問題,有變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筆呈現出來,使更多的人承認。

記者:一個人閱歷再豐富也很難瞭解一個社會的全貌。您如何確保作品中的描寫分析客觀公正、令人信服?

梁曉聲:寫小說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談小說創作原則的時候說,我們作為文學家,第一品質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對同胞命運的關注和同情,我們總歸是用筆在寫他人,而不是寫自己;還包含看社會看時代的理性,「善良」這個詞我覺得是善和理性的結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們不大可能看到,一個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誤傷好人。

我是城市裡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對農村的現實生活不瞭解。雖然當年下過鄉,但我們是兵團,不是真正的農村。因此後來只能通過間接的渠道去瞭解,比如看新聞報道、去採風、讀別人的作品,但這遠遠不夠。所以,每逢家裡來了農村的親朋好友,我一定要問:農村的面貌、農民的生活到底變了沒有?某種情況下,你到了最貧窮的鄉村,這時候會想,這麼貧窮的地方究竟還有多少?但同時也看到一些農村在發生變化,只看一面是不夠的。這種變化見得多了、聽得多了,你會覺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未來。

寫社會時評,還需要讀一些歷史,中國的,外國的,尤其是近代史。讀得多了,你會覺得中國目前的狀況,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希望和憂患並存的一個時期。你幾乎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問題很多。還有,和國外比較,你會得出另一個結論,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國外大體上也都經歷過,只有一部分是中國特色。對於國外經歷過的那些事,我們也在經歷,但代價要比國外小一些。如環境污染、資源耗費、社會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時候,要多關注更草根、更底層的群眾。讀了一些歷史後,看自己國家的眼光會越來越理性。

記者:讀您的作品能感覺到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您的這種擔當意識源自哪兒?家庭熏陶,後天學習,還是社會環境的影響與激勵?

梁曉聲:我父親14歲就闖關東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掃盲的時候才認識幾個字,但不夠看書,只能寫些最簡單的家信,像電報文那樣的家信,而且還有錯別字。我母親來自東北農村一個中農家庭,我沒見過面的姥爺做過私塾先生,是識字的。我母親喜歡戲曲、評書,小時候經常給我講故事。作為母親,講給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滿正能量。

主要還是後來看書。依據我的經驗,書籍對25歲以後的人生準則產生影響是較難的,最好從小學四五年級就開始,這也是我寫給孩子們那兩本書的目的。我不是想僅僅教孩子們如何寫作文,而是想通過作文這件事讓他們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堅守做人的良好原則。

我小時候讀過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觸不到。比如,我讀過獵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個童話。講獵人海力布救了龍王的女兒,龍王用珍寶報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寶,最後選擇了能聽懂動物們的語言,這對獵人來說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聽到一群鳥交談,得知山洪即將來臨。但這個特異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動物的話告訴別人,就會立刻變成一塊石頭。然而,他還是告訴了鄉親們,一邊說一邊從腳到頭變成石頭。

在讀這樣的書時,我往往會本能地問:「我自己能做到嗎?」常常得出的結論是,我不能保證自己能做到。大多數人正是因為不能做到,所以對這個虛構人物產生了更大的敬意,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力量。我們說自己不能做到,這是由於此刻我們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極特殊的情況下,那我們也可能就會先人後己了。

又比如,我讀過高爾基的《丹柯的故事》,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個部落為了生存,在密林中遷徙。密林很陰暗而且多沼澤,樹枝纏結在一塊兒,每走一步都很艱難。行進中不斷有人倒下或被沼澤吞噬,人群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力氣和勇氣。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劃開自己的胸膛,舉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樣燃燒著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著丹柯勇敢往前衝。後來他的心裂散開來,仍像星星一樣散發出光芒。尤其在我們那樣一個英雄主義盛行的年代,讀了這樣的書,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們的英雄主義又不一樣,讀了之後覺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動,至少要求自己筆下也要多寫這樣的人物。

還有,在看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時,感覺他為人類保住火種固然是很光榮的,但是那種痛苦太難以承受了,在自己寫書時就會很自然地覺得,我也要寫那種使人向上、使人變好的書。

記者:您曾在一本新書中寫到,堅信中國未來的三十年會發生一些變化。是什麼給了您這樣的信心?

梁曉聲:應該說最大的鼓舞是黨的十八大以後,習總書記這個班子上任之後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敗。一些腐敗的情況,到了什麼程度、到了哪一級別,有些官員人格異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種地步,早已超過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後呢,你看確實做了許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這些事情做起來有多難。你可以想像得到,那些利益集團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這根本上就是一種較量。現在,反腐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網民一樣點個贊吧?你前面吶喊著要這樣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來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這時候又裝聾作啞,那不是一個正派知識分子的立場。我們常說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風。說來慚愧,十八大以前,我們開兩會的時候,住在任何一個賓館,自助餐至少是十來樣菜,也有三十來樣的。吃個飯,有必要從那麼多菜裡選嗎?還有,頓頓有酒,從紅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說了,晚上還有小火鍋。全中國老百姓近幾年的訴求都寄托在這幾天、寄托在這些代表委員身上了,代表委員乘坐大巴從會場回來之後,吃著火鍋喝著小酒,可能一頓飯一兩個小時。我當年就有這個考慮,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點,這也是愛護我們的形象。還有,那時我們政協委員下去,前面都有警車開道,隊伍會越走越龐大,車輛越來越多。大多數情況下,就是聽匯報和走馬觀花,更多的時候是吃飯。中國人的特徵,北京來的,又是政協,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時候,百分之八十都還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務員出身貧寒,他(她)肯定不會像我這樣說——相信中國的未來的,最直接的就是罵娘了,那是因為我們做得真不好。現在這些都改變了,與認識的官員出來吃一次飯是不容易的,他們很害怕,一定要問誰買單。都讓它陽光起來嘛,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還有,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受重視。這是我間接聽到的,習總書記在年前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不管經濟增長總量如何,總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讓這種思維變成國家性的思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這樣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責任編輯:夏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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