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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資料圖 【文匯網訊】「在政治歲月的最後，仇和終於學會了跟命運妥協。但留給他的，終究還是孤獨。」《南方人物週刊》在「孤獨仇和」一文這樣寫道。文章還透露，今年雲南「兩會」期間，在一次分組討論會上，仇和曾對時下的反腐表示了贊成，他告訴在座的代表，「反腐好，只要按程序辦，就不會出事，像我，就好好的。」他講了一個故事來證明自己的按章辦事。劉漢在出事前，想在昆明搞房地產開發，便找到白恩培。白恩培把劉漢介紹給了仇和，仇和禮節性地請劉漢在昆明吃了一餐飯，然後告訴劉漢，一切還是要按程序辦，他無能為力，幫不上忙。
全文如下：
對雲南官場來講，仇和是一個突降的外來者;於昆明民間而言，仇和是一個野蠻的拆遷者;但對他自己來說，他覺得是一個施政理念不被理解的孤獨者。在這三者之間，仇和始終都沒有學會妥協合作。在政治歲月的最後，他本想尋找中庸之道，可終究一切已來不及。孤獨，成了他最終的宿命。
熊思遠為仇和震驚了兩次，頭尾伴隨著仇和在雲南的開始和結束。他是雲南大學的一名教授。
3月15日，熊思遠想早點回家看李克強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便在頭一天通知學生早一點下課。當他匆匆趕到家時，記者招待會已近尾聲。「並沒有我們期待要宣佈某些『你懂的』的消息。」自2012年溫家寶在他總理任期最後一年的記者報告會上捅破薄熙來事件後，他對每年的總理記者招待會都充滿了期待。
他關掉電視，準備休息一會兒，但還沒躺下，手機就響了。朋友轉給他的一條中紀委剛剛宣佈的消息顯示：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
「腦子裡立馬有3個大問號，接著3個大驚歎號。」熊思遠說，「等到了大消息，卻是我不想看到的。」最後，他再三強調，要求加上一句，「支持中央的決定。」
此時，他想起了剛到昆明時的仇和。在一次會議上，一個老朋友用昆明本地話告訴他，仇和要來昆明瞭。他一時沒聽懂，回問朋友「哪個球和」。當朋友告訴他是明星官員仇和時，他震驚了一下，覺得，「昆明有希望了。」
從希望到問號以及驚歎號，近8年時間，仇和在雲南到底經歷了什麼?
鐵腕治官
2007年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開全市幹部大會，宣佈中共中央和雲南省委關於昆明市委主要領導同志調整變動的決定：仇和同志任中共雲南省委委員、常委，昆明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此時距離十七大結束兩個多月。仇和是十七大結束後第一位跨省調動的部級幹部。那時，中國的城市建設進入了一條快車道，跨躍式發展成了各個城市的主流。
會上，仇和用帶有濃重蘇北口音的普通話發表了「八無感言」。他說，「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過事，與大家無恨無怨，隻身一人，無牽無掛，所以，工作一定能無恃無畏。」
「這樣的官員沒見過，從他透露的信息看，跟本地的官員太不一樣了。」一位參加會議的幹部這樣評價他對仇和的第一印象。這位幹部說，昆明節奏太慢了，培養了太多的懶官，的確也需要一個有視野的官員。「在仇和來之前，如果通知9點開會，官員10點能來齊就非常不錯了。」
「如果用水溫來比喻仇和來之前的昆明官場的話，那就是30攝氏度。」對昆明官場有長期觀察的民間人士霍泰安說。
仇和很快就見識到了這樣一個「溫吞水」的官場。有一次，仇和讓辦公室通知幹部，第二天8點在市委大樓集合，前往滇池視察。次日，仇和按時到，可下面官員到的很少。仇和非常生氣，手一揮，孤零零的一個人上車先走了。走之前，仇和讓一位幹部留下，交代沒有按時到的幹部，跑步去滇池見他。
「這太符合他(仇和)的風格了，不管任何時候，他從來不會等人，果斷，乾脆。」昆明本地一位公務員說，「經常是這個點跑完，就直接跑下一個點，讓幹部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此後，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官場的措施，《新世紀週刊》稱之為「仇和旋風」。
上任昆明整一個月，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進行現場直播，讓官員們開會再不敢走過場。
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報》上公佈各縣(市區)、各部門、各單位「一把手」聯繫電話，包括他自己和市長張祖林的電話，一時「昆明紙貴」，全城搶購。但有一些民間人士稱，仇和的電話根本打不通。
15天後，仇和又公佈他和張祖林下班後的聯繫電話，要求全市公務員24小時做到「辦公電話、家庭電話和手機，三通必須有一通」，「週六保證不休息，週日休息不保證」，昆明官場的神經繃到了極點。
有一段時間，仇和要求所有的幹部都必須學會三門小語種。「那時候，連村幹部都沒日沒夜地在學外語。」霍泰安說，「仇和很明確要把昆明建成面對東南亞的大都市。」
上任昆明之初，仇和直接住在市委辦公樓。「他辦公室晚上經常燈火通明，他不下班，別的人也不敢下班，有事做事，沒事也找點事做，幹部都要裝得很忙的樣子。」昆明本地一幹部說。
「此時的水溫顯然燒到了75攝氏度。」霍泰安說，「大家發現，要跟上仇和的節奏，就得跑起來。」
不久之後，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把仇和安排住進了令孤安(原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前任)在雲南任職時住的房子。「一個副部級官員，享受著正部級幹部的房子，這讓很多級別跟仇和一樣的官員對他有很大的意見。」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峻說。
仇和在昆明官場的強勢是眾所周知的，他對外界也從來不掩飾這一點。在當地官場，與其搭檔的時任市長張祖林被稱為他的小弟。
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又讓基層的一些領導幹部對仇和有了很大的意見。
2008年2月20日，仇和邀請了江蘇省的一批官員和商人，到昆明給幹部介紹招商引資經驗。卻沒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幹部竟打起瞌睡，仇和當場點名。兩天後，這位招商局副局長被辭職。此事件報道後，仇和的鐵腕治官被一些人稱好，但也有一些人說這是「人治」。後來，仇和從報紙上知道這件事情後，通過秘書向外界澄清了一點：他並沒有要這位幹部辭職。
此事無意中割裂了仇和對媒體的信任感，他對報道很不滿意，認為媒體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此事件的意義。「後來，他從來不接受本地媒體採訪，也幾乎不接受外地媒體。」一位本地媒體人說。
「這件事情以後，昆明的幹部都很畏懼這位領導，唯恐改革的刀子動到自己身上。」熊思遠說，「對他是又恨又怕。」
這也正是仇和的矛盾之處。儘管他覺得媒體的解讀歪曲了他的本意，但在內部，他卻順水推舟，默認了既成的事實。
「其實這時候，在雲南官場，仇和是一個非常孤獨的人。」昆明本地的一位官員說，「在官場，很多人懼怕仇和，覺得他太認真了。雖然表面上認同，私下裡卻常常抱怨。一些幹部甚至紛紛找關係，調到省機關去。」
本地官員對仇和的排斥，讓他顯然跟這個官場格格不入，覺得有必要找到一些能執行他施政理念的幹部。瞌睡門事件發生前，1月31日，仇和主張面向全國公選後備幹部，40名博士來到昆明掛職。這樣的舉措讓昆明本地官員更不敢懈怠。「也有些人認為，這些外來的幹部佔了本地幹部上升的位置。」一位官員說，「當地人稱這批博士為『仇寶寶』。」
40名博士基本都被安排進了昆明市下轄縣區的一些重要領導崗位。仇和在接見這批博士時，對他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是想從外面獲得支持的力量，從昆明市的中層幹部中獲得執行力。同時，也希望獲得更多的執政智慧。」一位知情者講，「仇和覺得這批人有知識，也有現代意識，可以在未來把政府的秩序和程序建立起來。從而改變目前這種人治的局面。」
一位跟『仇寶寶』有過深入接觸的幹部說，這些人進入官場後的確給官場帶來了一些新風。「在法規程序的制定上做得非常好，也打破了很多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格局。」
遺憾的是，仇和卸任昆明市委書記之後，這批博士幾乎都被調離了原有崗位。理由就是「書生氣太重，完全對事情沒有決策能力，不懂官場」。
在仇和執政昆明整一百天時，當地的一份報紙——《雲南信息報》為此做了一份特刊，細數他給昆明帶來的種種變化。雲南當地的學者對仇和的改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雲南大學教授稱之為「仇和新政」。
時任雲南省委一位主要領導看到報道後，頗為不悅。「帶話給報社，說儘管報道很客觀，也很真實，但還是盡量低調些。」一位知情者說，「另一位省領導看到後，也不高興，對身邊的人說，『省委常委裡面又不是仇和一個人，其他人也還是在做事的嘛。』」
面對官場同僚的不理解，仇和依然孤獨地前行，他的說法是，「用不民主推進民主，用人治來推進法治。」
雲南大學教授石鵬飛認為，雖然仇和帶動昆明經濟實現了飛躍的發展，但遺憾是「最後他沒能在昆明官場培養一個他的反對者」，並沒有兌現他自己的承諾。
有理想，無情懷
在官不聊生的同時，昆明民間卻拍手點贊。「通過整治官場，改變官員的作風，獲得了民間力量的巨大支持，剛開始，至少有90%的民間力量在支持他。」昆明當地一位公務員說。
「去政府辦事，找得到人，事情也好辦了。」霍泰安說，「讓老百姓有了直接的認識，對整個辦事機構的直接觀感發生了一個良好的變化。」
外界其實很少有人知道，在正式任命之前一個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知情者說，仇和經常打出租車，一個人去昆明的市區和郊區秘密調研。其間，他用任命前的最後4天，除瞭解市委各個辦公室的情況外，還請當地的媒體提供近期報紙的報道，並強調要「負面」的。「看看我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不足，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進提供依據。」仇和這樣解釋原因。
上任昆明的當天下午，仇和就到便民服務中心和困難職工幫扶中心。昆明民眾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這座城市的主政者。大家覺得，這個官員不一樣。
跟別的官員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仇和到任之後，就迅按下了昆明城市的建設鍵。
雲南當地資深媒體人郭敏說，昆明城市建設第一次質的發展是在1999年。當年，世博會在昆明舉行。之後，這座城市的基礎建設基本原地踏步。「仇和過來後，算是第二次質的發展。」
2008年1月17日，仇和在一次會議上這樣描述昆明：「城中空間與城郊空間不對稱，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不對稱;春城不綠，城市整體形象不佳;交通擁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戲稱為『困民』;城中村見縫插樓，春城幾乎成為『村城」。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與現代化都市應有的作用極不相稱。」
「村城，困民」，這種在昆明民間流傳甚廣的段子，卻從來沒有一位昆明的主政者拿來在會上說。當時，由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中國城市綜合實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時，城市競爭力排名從2003年以來也呈不斷下降趨勢，2007年已經落到了第73位。因此，《新世紀週刊》把仇和的調任解讀為，「這表明了中央政府對他的宿遷改革的認可。從昆明來看，這裡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員。」
對於昆明的交通，仇和在另一次會議上說，「大家知道，1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10個出入口，2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20個出入口，3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30個出入口，5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50個出入口，而擁有600萬人口的昆明，卻只有17個出入口。」
這是仇和剛到昆明就決定治堵的原因。「出租車司機對城市的交通抱怨太多了。」一位知情者說。
在此種情況下，昆明一下子啟動了84個城中村的改建和6條地鐵的修建。整個昆明城成了一個大工地。「於是那段時間，寫有江蘇宿遷的挖掘機，日夜轟鳴在昆明的城中村，蔚為大觀。」郭敏說，「那時候，我就判斷，他會給這座城市帶來美好的變化，也會給這座城市留下非常深的痛苦。」
媒體只注意到了城中村改造中製造的矛盾，卻忽略了另一個事實——城中村的治安。在城中村未改造之前，昆明市的犯罪率中，城中村要佔到60%。這也是仇和決定在3年內把昆明城中村改造完成的一個因素。
但在此過程中，仇和並未充分考慮到居民的承受力。其實大部分不是反對拆建，而是反對拆建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完全可以用一種更柔和的方式，推進政策的實施，盡量減少擾民，這樣大家就更能理解一些。」當地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說。
儘管對於修路和城中村改造，民間多有怨言，但幾乎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反對。直到拆防盜籠事件發生，仇和在民間的聲望從「幾乎一邊倒的喝彩轉到了質疑」。「老百姓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強勢的人，他做事並不是為了討好百姓，而只是為了推進自己的施政理念。」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場人士說。
2009年，在仇和的提議下，昆明城開始了「拆防盜籠運動」。「為了市容的整體統一，要求所有凸出牆面的防盜窗全部拆掉。」郭敏說。
顯然，昆明市民都抵制這項拆除運動。「開始要全部自費拆，後來只要沿街拆就行，政府給一定的補償。」
最終因反對的聲音太大，這項拆除工作只得叫停。「節節敗退，很喪氣。」接近仇和的一位官員講，「他還經常跟我們抱怨，說老百姓不理解他。」
「可他卻從來沒有理解老百姓為什麼要裝防盜窗。」郭敏說，「仇和有抱負，卻沒有情懷。」
此時的仇和，在昆明民間倒成了一位野蠻的拆遷者。「手段過於野蠻，其實完全可以用妥協合作的方式。」上述接近仇和的官員說，「但這正是他自負的地方，他從來沒有學會去理解民眾。」
為了學習新加坡政府的執行力，他派出大量公務員赴新加坡。而他自己，也特別推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拆防盜籠激起民憤時，他引用了李光耀的話對身邊的人說：「自己從不在乎民眾支持率，我認為，太在意民眾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
選擇了讓人畏懼，其實就選擇了孤獨。仇和對身邊的人說，他忙裡偷閒時，喜歡「獨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遠萬里而來的紅嘴鷗，看空闊無邊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藍藍的天、悠然的雲，看樹蔭下、花叢中與海鷗同樂的人們」。
仇和上任之初，下力氣治理滇池，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並鐵腕推行「河長制」，讓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出來認領入滇河道，治污責任到人。「應該說問題拿捏得非常精準。」郭敏說，「在他那幾年，基本不會有污水流入滇池。」
但另一個治滇池的舉措也常被人詬病。仇和常給身邊的人推薦一本書《水葫蘆拯救世界》，並從江蘇大量地引進水葫蘆。「他真的認為水葫蘆可以拯救滇池，可事實證明不行，後來，政府為了清理打撈滇池的水葫蘆，不得不向世行貸款。」一位知情者說。
仇和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的存在。比如，他本想通過引進40名博士來規範政府的行事程序，卻沒想，他自己對法治的破壞，無所顧及。在卸任昆明市委書記前夕，浙江湧鑫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進入昆明。當時此公司想在呈貢拿一塊地，在周邊的土地達到700萬一畝時，此公司卻只願意支付200萬一畝。
後來，土地的相關部門覺得實在不好交待，只得找到公司再商量，最後，同意加到300萬一畝。「不久後，市委市政府就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發了一個文，把土地的交易價格就規定在了300萬一畝，也就是說，在土地招拍掛之前，價格就已經先定好了。」一位接近昆明官場高層的知情人說，「都是由仇和一手安排的。後來此公司要的地塊的招拍掛就只是為了完成一個形式。」
另一件事情就更為離譜。2005年，昆明市在建設呈貢新區之初，雲南本地一家企業——諾仕達集團在昆明新市委市政府辦公樓邊上拍了一塊七百多畝的地塊。就在企業把所有正常手續走完、準備建設之時，仇和調任昆明。在一次視察中，仇和在山上指著諾仕達集團的地塊說，「這塊地換掉，種上樹。」
當時，仇和問隨行的時任市長張祖林有什麼意見，張祖林回道，「我就一句話，按書記的指示辦。」此後，昆明市委市政府以要建設生態區的理由發文給企業，要求收回此地塊。
諾仕達集團的董事長任懷燦不得不臨時從加拿大趕回國內溝通此事。最終，只得同意政府用周邊的地塊來置換。
「有能力的領導，最後變成了一個無視法治的人。」上述知情人士說，「說翻臉就翻臉，把政府的公信力置於何處?」
還有一件置政府公信力不顧的事件更廣為人知。在仇和未任職昆明之前，雲南本地一批企業家在昆明周邊拍得一些地塊。仇和任職昆明之後，覺得這些地塊出讓的價格太便宜，便要求這些企業向政府補交土地出讓金。後來，由於這批企業家的抱團抵制，才逃過一劫。
「先發一個文件讓補繳費，第二次發文又說沒有補繳費的企業不給辦證，最後又發文說不再補繳費。」上述知情人士說，「來來回回的，完全都是按領導的個人意願辦。」
理解和妥協
執政昆明4年，讚揚和批評一直同在。這種爭議，也讓仇和想通過另一種速度來平息。仇和曾說，「我之所以凡事必採用飛的速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措施一上馬往往就遭到爭議，甚至反對，我必須爭取用最快的時間讓人們看到結果，好的結果出來了，爭議自然就消失了。」
卻沒想，這種發展的速度，帶來了更快速度的爭議。
其實上任之初，仇和也希望從雲南本地的官員中找到一些同道者。到昆明的第三天，仇和帶著秘書去拜訪了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峻，希望楊支持他的工作，並為昆明的建設提建議。
楊維峻說，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一上任就來拜訪他的昆明市委書記。在楊維峻家的客廳裡，他們坐下來交流了十幾分鐘。楊維峻提出了對昆明建設的三條建議，仇和一筆一劃地記在了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仇和的秘書在邊上告訴楊維峻，「你看，我們仇書記最願意聽不同意見了。」
「我也覺得，這應該是個會給昆明帶來不一樣變化的人。應該能聽得進去不同的意見。」楊維峻說。可一個月後，楊維峻就失望了。他每次想找仇和再聊聊時，身邊的秘書總是以「書記很忙」推掉。由此，楊維峻斷定，仇和怕見他。
「仇和覺得楊維峻的意見跟他的不符，而他也不可能去接受楊維峻的建議，所以只好不見。」一位知情者說，「但他也從來不會去跟人解釋。」
但就算激烈批評者如楊維峻，也表示不能全部否定仇和。「至少他在治理滇池的某些方面還是有功的。」
仇和習慣不被理解，「看準的事情，砸鍋賣鐵也要做」。他對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階段的發展觀充滿了自信。在昆明官方和民間都不理解的情況下，他曾試圖從雲南以外的地方找到理解者。
2008年3月20日，在一次圓桌論壇上，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批評仇和在昆明推行的「全民招商」政策。不久後，他接到來自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邀請，「到昆明去實際看一下。」
在赴昆明之前，姚洋特意為仇和準備了兩本書作為禮物。一本叫作《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另一本叫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國家的視角》是一個叫詹姆斯·C·斯科特的美國人寫的，他在書中分析了像前蘇聯集體化、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化以及完全按規劃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亞那樣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類生活、但在現實中卻遭到徹底失敗的例子，強有力地向人們證明，這些失敗的背後，都是極端現代主義在作祟。本意是為了農民更幸福而建設的集體村莊，卻導致農民生計潦倒;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並不一定為人民帶來好運，尤其當這個政策是由一個英明但主導性很強的領導者以強力推動時。《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是加拿大女學者簡·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書中對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姚洋說，他當時特別希望仇和能好好看看這兩本書。
此行結束前夕，仇和請姚洋吃飯。姚洋說，在兩個小時的飯局上，都是仇和一個人在說，他根本插不上話。「還是比較有水平的，看得出來，也有一些能力，也比較真誠。」姚洋說，「一直在闡述自己的施政理念，希望我們都可以理解他。看得出來，他有一種不被人理解的委屈。」
跟仇和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人，似乎大都認可他的個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態。
葛紅兵教授幾年前被仇和邀到昆明座談。「上午座談我介紹了一些我們的研究案例，其他人談得更深，仇和始終在記，午飯的時候，我被安排坐在他的身邊，席間我又談了一些國外的案例，沒想到，午飯結束時，他說談得不過癮，第二天下午，他又安排了一次座談。他很謙虛，也很想幹事，也很坦率，也很樸素。」
姚洋也承認被仇和的個人魅力折服，但他依然保留對仇和的批評。
這兩本書的書名，似乎也為仇和的結局做了一個註腳。姚洋說，「如果他看了這兩本書，相信他此時肯定會想起這兩本書來。」
「朝受命、夕飲冰，晝無為、夜難寐。」
2011年12月3日，在赴任雲南省委副書記之前，仇和用《莊子》內篇·卷二中《人間世》的一段來作為離任講話的開篇。
此次講話中，他對自己任職昆明4年的所作所為，多少有些反思。「4年來，我雖然做了一些自己職責所繫、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與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與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由於受各種因素和條件的制約，更由於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膽識的局限，儘管本人在主觀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該去做的工作沒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進過程中，還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夠完美、不盡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遺憾。我時常覺得，如果自己在學習上再刻苦一些，或許決策水平和工作質量會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觸群眾更廣泛一些，或許考慮問題會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溫和一些、領導藝術再講究一些，或許就會避免因工作要求嚴厲、批評人較多而傷害少數同志的感情，造成個別同志的誤解。雖然過去不能假設，時光也不能倒流，我們卻可以從過去得到啟示和借鑒、得到激勵和鞭策，以便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機會，對因我個人主觀原因，留給昆明的遺憾，帶給同志們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石鵬飛說，從這些話裡，他能聽出仇和對於離開的遺憾和不甘心，「覺得自己的抱負沒有實現，是一種孤獨的離開。」
從此，仇和好像低調到了「塵土裡」。霍泰安說，不僅在官方場合見不到，在報紙上也見不到，「有時候長期沒他信息，我們經常猜測仇和是不是調出雲南了。」
這種低調的背後其實是孤獨。以前常跟隨仇和一起視察的一位官員，去年在一次會展上最後一次見到他，「覺得仇和孤獨得有點讓人心痛。」
這位官員說，在視察江蘇企業來昆明辦的會展時，仇和基本不說話，都是別人說，他偶爾點點頭。「比8年前老了很多。」上述官員說，「來昆明後，看著他的眼袋一點點變大，頭髮一天天變白，可以從他身上明顯地感覺到失落和無奈。」
調任雲南省委副書記之後，仇和也曾想修復官場和媒體的關係。因此，他專門請到他特別欣賞的一位前明星官員——呂日周到昆明為他謀劃。但此事因為他的猶豫而作罷，一如他在雲南省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會上所說，「總覺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堅克難上主動性不夠高，存在要我干與我要干的矛盾。」
2015年雲南省兩會期間，在一次分組討論會上，仇和對時下的反腐表示了贊成，他告訴在座的代表，「反腐好，只要按程序辦，就不會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他講了一個故事來證明自己的按章辦事。劉漢在出事前，想在昆明搞房地產開發，便找到白恩培。白恩培把劉漢介紹給了仇和，仇和禮節性地請劉漢在昆明吃了一餐飯，然後告訴劉漢，一切還是要按程序辦，他無能為力，幫不上忙。
在政治歲月的最後，仇和終於學會了跟命運妥協。但留給他的，終究還是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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