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十八大後，找我的人多了一倍」「我不是什麼『落馬高官辯護律師』。」高子程說。據新聞晨報報道，的確，高子程這個名字公眾的知曉程度並不高，他是一個務實而低調的律師。但在他的委託人名單上，有一長串曾經的省部級高官，甚至還有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這份委託人名單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交通部原副部長鄭光迪，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等，他們的共同身份，被公眾習慣地稱為「落馬高官」。
「我從不上網，習慣於遠離輿論，只通過接受家屬委託這一種方式接落馬高官的案子。」高子程說。可十八大之後，來找他的人還是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
陳良宇案
只是個普通刑事案件
2007年初秋，高子程坐在北京的辦公室內，接到一個陌生女子的電話。對方自稱是陳良宇的妻子，詢問高子程是否願意為陳良宇辯護。電話來得很突然，但高子程思慮再三，也通過與陳良宇家屬的面談，他從各方面綜合考察了陳良宇的案情，最後，他接受了這份委託。由於他的辯護，檢方指控陳良宇案的三條罪名最後有一條並未成立。
除了陳良宇，委託高子程辯護的落馬高官還有一長串的名單。儘管高子程說自己是個「萬金油」型的律師，但為落馬高官辯護的案例，無疑是他所有官司中最引人關注的。
新聞晨報：知道你的人提到你，總是能想到你代理過的那些落馬高官，比如陳良宇、陳同海，等等，給這些落馬高官辯護，會不會成為你的一個「標籤」?
高子程：有媒體給過我「落馬高官辯護律師」的稱號，但事實不是這樣，起碼我本人不認同這一點。我不知道別人怎麼看我，但我自認為我就是個有良知、勤鑽研的法律人而已。涉及落馬高官的案子，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代理過很多民事商業糾紛類的、涉案金額幾十億的大案。我也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首席仲裁員。以陳良宇案為例，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依舊盡責求無或減輕而已，只是委託人本身的身份背景比較特殊罷了。
新聞晨報：你一般是怎麼接到這些落馬高官委託的?
高子程：我接的這些落馬高官的案件，都是家屬直接來或通過許多關係介紹找我的。像陳良宇案，就是他妻子來找的我。
新聞晨報：你覺得這些落馬高官的家屬為什麼會來找你?
高子程：家屬來找我，多是多方瞭解，很多都是希望能追求一個比較好的、比較公正的效果。來找我的，有些我接了，但沒接的更多。對於家屬而言，選擇辯護律師，首先還是看重律師的專業水準，另一方面也很看重律師的良知和實效，這也包括對他們隱私的保護，在媒體面前保持克制或掩護。可能我在這兩個方面，能讓很多來找我的人放心。
落馬官員
如何表現態度有技巧
一說到落馬高官的受審，可能公眾的印象就是判刑已成定局，無非是態度好判得輕態度不好判得重。但高子程手裡有完全翻案、無罪釋放的案例。他說，造成這樣的印象，是因為過去的執法理念、執法人員，在相當程度上還殘存著有罪推定的思想，這就導致一個人一旦被控制，就盡量給他定個罪。所以他很在乎辯護人獨立地位的體現。而對於「態度」，高子程認為，只是酌定情節，過於在乎「態度」容易失去保守判決的機會。
新聞晨報：在公眾的印象當中，曾經的高官一旦站上了審判席，入罪就已成定局。無非是態度好判得輕態度不好判得重咯?
高子程：原中國機械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總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王永安，涉嫌私分國有資產案等等幾項罪名，最後經法庭控辯，無罪釋放。
比起普通人的官司來，他們想要得到無罪釋放的難度的確更大，因為他們本身地位比較特殊。另一方面，我們過去的執法理念、執法人員，在相當程度上還殘存著有罪推定的思想，這就導致一個人一旦被控制，就盡量給他定個罪，過去這一點在官員群體上體現比較明顯。
但他們對於自己的態度確實都比較看重，特別希望能在審理階段給法庭、外界留下一個好的態度。
新聞晨報：說到底，落馬高官還是很在乎態度?他們還是在乎態度大過於在乎辯護嗎?
高子程：總體上說，這些委託人普遍的素質比較高，他們理解能力都很強。起碼就我代理過的案子來看，這些官員都能跟我很好的溝通，也能跟我有很好的配合。
但這些委託人，對於辯護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心裡也都有顧慮。與之相伴的是，他們又都有期盼。既希望法律能發揮作用，又擔心發揮不了作用，這兩種心態都有。
新聞晨報：這些落馬高官為什麼這麼看重態度?在庭上，態度好壞到底能發揮多大作用?
高子程：對這些落馬高官而言，經歷了偵查、起訴這兩個階段的審訊，他們可能認為態度好是獲得從輕處罰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這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固有思路，比較注意自己的形象，更像一種習慣。
但我個人則覺得，「好態度」的意義沒有那麼大，因為從法律角度來說，這個不是法定的從輕減刑的情節，只是酌定情節，容易失去保守判決的機會。
所以對於辯護律師而言，我既要做真實有效的無罪或罪輕的辯護，又要保留他們的好態度，在這之間如何恰當的處理和分工，是需要技巧的。
新聞晨報：對於你說的這種「處理和分工」，可以舉個例子麼?
高子程：以陳良宇案為例，他就很尊重我的意見，也很容易理解我的意見，理解得很透，也願意按照我的策劃和設計去做。他會仔細聽我的意見，還會做筆記，他也承認我的設計是對他有利的。
我們的辯護設計就是，由陳良宇展示好態度，我們提出無罪、輕罪等辯護主張，力爭無罪、重罪改輕罪等辯護觀點和理由。法官肯定了「陳良宇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認罪態度很好，回答問題實事求是」。而最終陳良宇的玩忽職守罪被撤掉了，起訴的三宗罪只認定了兩條。這就是充分利用辯護人的獨立地位的技巧之一。
新聞晨報：你代理過的這些落馬高官案件中，當事人的法律知識與觀念，跟一般的案子有區別麼?
高子程：說實話區別不大。我接的一些案子，首先就是要讓他們瞭解並理解一些相關的法律知識，告之構成犯罪的要件和條件，不構成犯罪的各種理由和可能，就像是給他們上課。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他們的理解能力都很強。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黃松有，他原來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審過刑事也審過民事，對於案情他有自己的意見。作為他的辯護律師，一審時他和另一律師與我的觀點不一致，但二審階段他的意見就跟我一樣了，認為我的觀點成立，主張貪污罪名不成立。
新聞晨報：很多落馬高官原本就位高權重，甚至也曾有能力去影響司法公正，現在輪到他們受審，他們會不會擔心別人的權力會影響他的案子?
高子程：這個心態是很複雜的，有些人會有你說的這種擔心，但有的也沒有。有些官員本身就覺得他的事情不是犯罪，他沒想到利用權力去牟利。還有一類，他認為司法權和行政權是不同的，司法權代表的國家機器的運轉，會按照一個嚴密的程序進行，而國家與他個人無怨無仇，所以他也會很期待能得到法律的公正審判。
當然，就以往而言，的確有一些案件以外的因素和色彩會產生影響，比如某些領導的干預，輿論的綁架等等。出現這類情況時，當事人就會對法律持懷疑態度。
不會接受
沒有辯護空間的案子
在採訪中，高子程不止一次提到「表演」一詞。在他看來，一個不能或不想在法庭上發揮真正追求無罪從輕、減輕作用的辯護人，其辯護行為無異於拿法庭當舞台進行表演。也正基於此，高子程對於什麼樣的案子接、什麼不接，有著嚴格的把控標準。即便他的委託人曾經位高權重、財力雄厚，他也不想壞了自己的規矩，背離自己的良知。
新聞晨報：落馬高官的委託，你有些接，有些不接，根據什麼做選擇?
高子程：我很在乎案情是否存在和辯護的作用發揮空間。辯護人根據案情分析判斷，結合辯護人自己調查取證，以現有法律為標尺，竭盡全力、兌現辯護人的職責和良知，提出無罪、重罪改輕罪、量刑情節體現較輕、從輕、減輕的一切理由和證據材料，併力爭取得審判認定的可能性。有這種可能性，就是有可辯護的空間。明知道發揮不了作用，還去接受這樣的委託，那無異於去法庭上表演，無異於二次傷害被告家屬的經濟狀況。這絕不是我能做的。
新聞晨報：你怎麼判斷一個案子辯護空間的大小?
高子程：這有一個過程，一般是分三步。首先，家屬來找我的，一見面就會介紹一些情況。然後，我會結合一些已有的或調取的或公開資料做一些判斷。第三，跟家屬見面後我會要求一個考慮的時間，這個時間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再去瞭解一些案情。會見被告也是瞭解的渠道。綜合以上信息，我去判斷通過合法的盡力的辯護，能不能起到作用。有就接，沒有我就明確告知，拒絕委託。
新聞晨報：以劉志軍案為例，你最早是接受了委託的，後來又退出。傳聞是因為你覺得沒法保他不死，是這樣的嗎?
高子程：首先我要澄清一點，劉志軍從未對我說過要我保他不死，這是媒體的謠傳。劉志軍案最早是他的家人委託的，協議簽了，錢也收了。我之所以退出，有兩個原因。一是接受了案件，半年的時間我沒法會見。第二，我聽信謠傳劉志軍受賄金額達到30多億，我信以為真，就覺得沒有什麼空間了。如果真是30多個億，那就死定了。辯護毫無意義，儘管我認為劉志軍是工作狂，對高鐵貢獻大，但我不想事後留下這樣的名聲——「高子程的辯護毫無意義，不起作用」。我不應該在明知道辯護沒有意義的情況下，還去做無謂的辯護，這就等於去表演了。
當然，近一年後公訴時，指控的金額只有6000多萬，那按照當時的量刑標準和判例慣例，受賄2億以下沒判死刑，所以即使指派小律師出庭法援，劉志軍也是絕對不會被判處死刑的，所以劉志軍不請律師，相信組織，只求快判去監獄服刑治病。況且，劉志軍雖然涉罪，但其對高鐵事業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依法不可能判處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便沒有辯護律師，也是這個結果。
新聞晨報：如你所說，像劉志軍案，還有一些其他案子，有些落馬官員上庭只求認罪，因此拒絕請律師，法庭就會為他請法律援助。那你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法律援助工作?
高子程：前面說過，我出庭都是因家屬或本人委託。我從沒有做類似落馬高官只求認罪，因拒絕請律師被法援機構指派出庭進行法律援助的案子。也可能我只求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能被侵害而無視有關人員的旨意。
新聞晨報：那是不是意味著這方面的法律援助都是走過場?
高子程：法律援助是必須的，只要盡責，就是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救濟補充。法援律師很辛苦，報酬微薄，主要出於公益心，在被告人認罪不請律師或無錢請律師時，國家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不需本人付費的律師為其辯護，這是法治文化和社會文明的標誌之一。
新聞晨報：總結一下，在你代理過的落馬高官辯護中，哪些案子的結果是令你滿意的?
高子程：最滿意的肯定是無罪釋放的。比如前面講到的王永安的案子。
有些案子的結果，只能說是比較滿意的，還不盡如人意。比如陳同海的案子，陳良宇的案子，等等。陳同海同期的判例，很多1個億的都死刑了，他近兩個億沒判死。我的辯護意見是至少要撤銷1億4千萬餘元的指控，只認定5000萬的證據存疑的涉案金額。最後判還是判了2億，但量刑只給了死緩。陳良宇的案子，三個罪改成兩個罪，撤銷一個罪，也算比較滿意，但不盡人意。鄭光迪案撤銷200萬指控只認定存疑的5萬，也算進一步。其它等等類似。
為貪官辯護
不是做他們的幫兇
高子程說，辯護是國家通過立法設定的制度，其中當然包括落馬高官享有同等的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這是法治社會的標誌之一。「作為落馬高官的辯護律師，我不是他們的幫兇，也不是在為他犯罪行為進行辯護。而是維護他的合法權益辯護，避免錯判，避免輕罪重判」。在高子程看來，如果沒有辯護律師，作為司法審判的天平一端必將失重，天平不平，司法難以公正。
新聞晨報：你代理的過程中有受過威脅麼?替貪官辯護，會不會讓你背上罵名?
高子程：有受過威脅。代理天津的一個案子，就有人通過打電話、發短信的方式威脅我，說「我要讓你死得比李莊還慘」。也有好心人勸我，出於我的人身安全考慮，讓我別去接一些案子。極少數情況下，也會有人站出來說不希望我去接某某的官司。
但我從來不認為，此類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有什麼不同或風險偏高。恪盡職責、兌現良知、不負委託、不應付或表演、竭盡全力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是辯護人的天職也是律師法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要求。
至於罵名，也有。比較常見的說法，就是「你是替貪官辯護的，沒人會相信你」之類。我從不上網，對於輿論，我本身並不關心，但是我也承認輿論有時會讓案情變得複雜，甚至會對法官能否依法做出判決產生影響。
新聞晨報：代理這一類的案件，在調查取證方面，律師會不會遇到一些特殊的阻力?
高子程：看情況的，以往的確有，會見難、取證難。但是現在情況好多了。即便以往，也視案件不同，情況也不同。比如陳同海的案件，他的原單位就非常配合我的調查取證工作，需要什麼材料馬上給你複印，需要見證人哪怕人在國外也及時給你調回來。但是陳良宇的案子，我的調查取證就很困難。比如說，我去有關部門調取房屋賣方合同，就沒調來，只能想辦法從另外的渠道取證。因為他的身份特殊，一些有關單位就不敢給他的辯護律師提供幫助。
在我看來，這些所謂阻力主要取決於下面人的心態。怕事的心態還是比較普遍的，都不願意惹事。
新聞晨報：這兩年與過往相比，高官落馬的新聞接連不斷，是不是專程來找你的人也比以前多了?
高子程：是多了。與十八大之前相比，來找我的人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的案子，因為我必須考慮我能在法律層面、證據層面發揮多大的作用。
新聞晨報：現在老百姓好像也見慣了「打老虎」的場面，這種環境的變化，對於辯護律師的工作有影響嗎?
高子程：其實「打老虎」原本就不神秘，高官因為貪腐落馬，這本身就是正常的事情，該抓的抓，該捕的捕。我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入，在制度層面構架避免腐敗機制的希望也越來越高。
當然，這類案件愈發的公開透明，並引起社會的關注，會推動法治理念的傳播，這是社會的進步。對於我們律師職業而言，是件好事。
政法系統
應當用律師來「體檢」
在談及以往的案情時，高子程總會用「過去」和「現在」來做一些對比。在他看來，以往司法領域諸多不合理、不科學的現象，如今正在不斷朝好的方向發展。「公正司法、不枉不縱、平等重視辯護和控訴意見」——作為一名從業25年的律師，高子程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之後的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寄予厚望。
新聞晨報：律師在法治環境的改良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高子程：我一直覺得，公檢法應該把律師作為提高司法能力的資源，作為職業監督人來看待。司法需要律師一如常人需要體檢，律師是職業人、專業人士、獨立的第三方。對於公檢法而言，把律師作為職業監督人，等於是免費利用中國律師這塊龐大的資源，給自己的司法體系做一次免費的體檢，就跟人都要花錢去體檢一樣的，多數情況下是沒病的，但是少數情況下是有病的，我們需要及時發現，就不會讓疾病發展。
我希望律師資源能得到善用、善待。比如檢察院、法院，在評查案件的過程中，可以把相關的律師叫來參與，這對於正確評判自己的案件是否錯誤，是有利的。對化解涉法涉訴糾紛是有作為的。而律師界，也有這樣的覺悟，我們希望被利用，來提高社會的公平正義程度。
當然，律師的執業水準和執業道德很重要很重要。
新聞晨報：你期待的司法環境是什麼樣子的?
高子程：黨的十八大之後，依法治國和司法公正的理念正在逐步落實，很多以往出現的問題，我相信都能逐步解決。例如，尊重被告人家屬的委託、尊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的意願，保障律師依法及時會見，及時閱卷，保障律師依法調查取證等辯護權，平等重視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確保辯護作為刑事審判天平的一端，發揮應有的功能，實現辯護制度的立法本意。確保審判有「兼聽則明」的機會和視野，實現不冤枉、不放縱的刑事司法目標。如此，公平正義的司法環境可以構建，法律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的信仰，成為衡量是非曲直、罪與非罪的唯一剛性標準，全體社會成員遵紀守法的目標可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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