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對於各種版本的中國崩潰論，中國人並不陌生，也見怪不怪。但一向態度溫和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崩潰論」(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還是在國內外理論界掀起了一股新的輿論風潮。求是《環球文稿》雜誌「本期關注」欄目邀請了4位學有建樹的中青年學者，分別從各自專業的角度指出了沈大偉的謬誤。
黨始終是中國改革的領導力量
田改偉
沈大偉在提出「中國崩潰論」後，在其他一些場合又進行了各種解釋，儘管分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結論卻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聳人聽聞的所謂「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進入殘局」，「我們不能預測中國共產黨將在什麼時候崩潰，但很難不得出結論說，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沈大偉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因為中國2010年以後的改革發生了轉變，中國共產黨已經不能夠控制中國的改革進程了，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他認為，中國「改革可能會導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們(中國共產黨——作者注)無論如何都會下台，就像蘇聯那樣。」那麼中國共產黨真的失去了對改革進程的控制能力，並最終會導致像蘇共那樣的命運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答案就在中國共產黨執政66年尤其是領導改革開放36年的歷史進程中。這個歷程進程一再表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完全有能力把控中國的改革進程，而且一直是中國改革的領導和推動力量。
一、 中國共產黨具有與西方政黨根本不同的性質
中國共產黨無論在指導思想、組織原則還是追求目標方面，都與西方選舉型的政黨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在領導中國改革、推進中國社會進步中體現出來的進取意識、憂患意識、人民意識，使中國共產黨在履行執政使命的過程中，走得比西方任何一個政黨都會更遠更穩。
一是進取意識。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遠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追求的黨，並且是一個有能力把理想追求付諸實施的黨。新中國成立後，這主要體現在我們黨領導制定社會發展的規劃及落實上。在執政之初的1953年，為了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黨就領導制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通過此後的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佈局，初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以後，黨領導制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確定了中國改革發展的宏偉目標。為落實這個戰略，從20紀80年代以來，黨領導制定了六個五年發展規劃，展現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探索和對中國發展路徑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自身執政規律的認識。66年來，這些目標和規劃的實施不但深深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對社會發展的新認識，而且取得了卓越成就。2012年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構想，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進取意識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
二是憂患意識。中國有句俗話叫「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作為一個執政黨，是否具有憂患意識並不斷地修正自己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執政道路能走多遠。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具有濃厚憂患意識的黨。這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吸收和借鑒，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前途命運的一種歷史擔當。面對改革開放36年取得的豐碩成果，中國共產黨依然頭腦清醒，提出了黨面臨的「四種危險」和「四種挑戰」，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反腐敗鬥爭，其持續時間之長、措施之嚴厲、力度之大實屬罕見，而這一點一定會助推黨的執政之路走得更遠。
三是人民意識。「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中國傳統朝代更替得出的政治智慧，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關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深諳其中的道理。堅持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把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國共產黨能始終保持執政的地位的重要原因。早在黨的八大上，鄧小平就提出，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人民在特定時期實現自己的利益的工具，黨沒有絲毫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權力。改革開放之後，每當在改革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黨就會更加強調密切黨群干群關係，使群眾明白困難之所在，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凝聚民心與黨一起前行。
中國共產黨執政66年的歷史也一再說明，什麼時候黨的工作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就缺少動力;什麼時候黨的工作密切聯繫群眾，堅決維護群眾根本利益，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就相對順利些，即使遇到一些難題、犯一些錯誤也會得到群眾的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邁向新的目標仍然是從倡導走群眾路線、密切黨群干群關係開始的。因此，改革的措施也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二、 改革開放形成了一支善於執政、充滿活力的幹部隊伍
縱觀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國共產黨造就了一支優秀可靠的幹部隊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國處級以上幹部大概有60多萬人。儘管其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被淘汰了，但整個幹部隊伍依然呈現出發展壯大、素質提高、結構優化、能力增強的態勢。就地方黨政領導班子而言，省、市、縣三級已逐步形成了年齡梯次結構比較合理、文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良好狀態。幹部隊伍中不但聚集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而且擁有大批年富力強、具備擔當重任潛力的年輕後備力量。
在如何選拔優秀幹部的問題，中國有一套有別於西方的官員選拔辦法，即「選賢任能」。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選拔幹部時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原則，不僅注重幹部的私德，更注重幹部對黨的忠誠、對事業的忠誠、對執行黨的政策的堅定性。二是強調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原則，強調「唯賢是舉」，保證社會優秀人才能進入到執政隊伍中，使黨能夠聚集各方面優秀人才。三是強調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確保幹部選拔任用的主動權始終抓在黨的手中。不僅如此，黨在幹部選拔方面的制度也逐漸完善，使選拔幹部的質量有制度的保障。
三、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主動應對問題挑戰的表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在解決問題進程中不斷推向深入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和「四個全面」的總體佈局，就是主動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之舉。沈大偉作為長期研究中國的學者，他看到了中共面臨的一些問題和挑戰，但卻對中共面對問題和挑戰的認識及採取的應對措施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其別有用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短短2年多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規劃了落實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中國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社會、文化及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改革上，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世界領先地位。政治領域的改革舉世矚目。黨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革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推動改革的權力運行模式和工作方式。而強力「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行動，無疑也是在為不斷淨化中國政治生態環境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使中國今後的改革更加具有針對性，中國共產黨深化改革的思路越來越明確。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治理創新使中國體制更具適應性
鄢一龍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中國發展不斷邁向新徵程的同時，各種「中國崩潰論」也不絕於耳。最新的版本就是近期美國的所謂「中國通」沈大偉發表文章，預測中國體製麵臨崩潰，中共的統治進入「最後階段」，一時間在國內外形成一股不小的輿論風潮。
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生命力的關鍵不在於它所面臨的挑戰，而在於它是否具有應對挑戰的能力。對於哈耶克、諾斯等西方學者來說，只有具備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多黨競爭等特徵的多中心體制才具有適應能力，與國家權力集中相伴隨的是制度的僵化。而中國政治體制缺乏競爭性選舉，無法對公眾訴求作出及時有效回應，所以無法根據情勢的變化加以適應性的調整。
然而，中國過去36年急劇的制度變遷和政策變遷，及其表現出的應對層出不窮挑戰的能力，顯然已經超出了這一刻板認識。因此，一些溫和的西方學者對這一認識進行了有限度的修正。沈大偉本人就曾經將中共描述為調適性(adaptation)，但是他仍將中國視為一個自上而下控制的單中心體制，體制適應性來源於中共的主動調整或者被動響應，前者與一黨體制後期的權力收縮相伴隨，後者導致威權體制的脆弱性加劇。因此，沈大偉本次觀點與其說是個大轉向，不如說是他固有立場的回調。
事實上，中國的體制既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也不是單中心(monocentric)，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新中國成立66年的探索和調整，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結合的新型的治理機制，我們稱之為「N+1」中心治理模式。其中N就是指不同部門、地方政府、企業、公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國家治理，而其中的1就是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這兩者的有機結合，使得中國的體製表現出比多中心體制和單中心體制更高的適應能力。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決策者「從實踐中來」的政策學習。能夠對實際情況作出正確判斷，無疑是體制適應能力的前提。許多西方觀察家都注意到中國的政策表現出很強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特徵，這一特徵的背後是中國注重「從實踐中來」的政策制定哲學。
第一，中國的政策過程非常注重調研。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從國家領導人、起草人員、人大、政協，以及參與的智庫都要開展大量的調研，深入到地方和基層瞭解情況，掌握第一手信息。
第二，注重將地方的實踐經驗總結後加以推廣。中國的大量政策是通過歸納和提升地方經驗形成的中央決策，並加以全國推廣。
第三，注重地方政策試點。大量變革都是從地方進行試點，反覆試錯，成功之後再推行到全國。德國學者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將這一模式稱為中國「中央主導的政策試驗」。
第四，注重總結前一輪政策的實施經驗。中國存在大量反覆進行的政策循環。例如，五年一次的國家五年規劃制定，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等，這些政策制定前期都要對前一輪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和回顧，分析問題，總結經驗。
2. 逆向的公眾參與。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層面和政策領域都表現出對於公眾訴求的很高的回應性。從多元主義視角來看，中國確實表現出較低的公眾主動參與，但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主動地深入廣大人民群眾，瞭解他們的疾苦與需求，王紹光稱之為公眾的逆向參與。與主動參與相比，逆向參與有助於吸納參與能力較弱群體的觀點，從而獲得更完整的代表性。逆向參與研究發現大體有以下幾個途徑：
第一，決策者調查會。指決策者和不同階層、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公眾直接接觸和溝通，以瞭解公眾意見。
第二，動員式意見徵集。指通過政治動員系統來鼓勵和徵集公眾對於公共政策的意見。
第三，正式渠道的公眾徵集。指通過公開的渠道鼓勵公眾建言獻策。例如，國家「十二五」規劃制定通過網絡等廣泛徵求公眾意見，共徵集到64709條公眾的建議。
第四，非正式渠道的公眾表達。隨著網絡等公眾政策討論空間的興起，公眾意見通過公開渠道大量地影響政策議程的設置，以及決策的出台。
3. 協商討論、集體議決的糾錯機制。糾錯能力是體制適應性的重要方面。中國的決策過程中的糾錯不是通過相互否決實現的，而是通過相互協商、集體議決實現的。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重大政策制定，需要反覆徵求各方的意見，反覆討論，集體決策之後才能出台。中國的重要政策制定並非「拍腦袋」，而是不同意見「交換，比較，反覆」(陳雲語)的過程，是無數個外腦和內腦反覆糾錯的過程。例如，對於國家「十二五」防災減災規劃中關於災後救助的一個指標值確定，就經過了長達一年多的反覆討論推敲，比較正反兩個方面的意見，從原先的比較激進的指標值，到最後確定為一個比較穩妥的指標值。
4. 政治集權與行政放權相結合，維持宏觀協調一致的同時，保證了地方政策的多元性和靈活性。中國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單一制大國，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權威，同時中國又是高度行政分權的國家。2012年，地方財政支出比重達到了85%。中國的治理權是高度下放的，中央政府通過目標、標準和政策進行宏觀引導，將具體任務「層層發包」給下一級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這使得國家在保持其強大國家能力的同時，又保持多元的靈活性，也就是顧炎武所說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5. 黨的動員能力和社會自組織有機結合。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單位體制的逐步退出，中國出現了獨特的社會組織，在社會組織日益活躍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保留了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廣泛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組織與自上而下的動員治理相結合，使得中國的公眾社會表現出更為高效的行動能力。最為典型的是北京奧運會、汶川地震救災中NGO組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避免了西方公民社會興起帶來的碎片化、分利化問題。
6. 黨長期執政形成的自覺調適機制。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對於外部壓力被動響應的政黨，而是一個主動的戰略行動者。我們可以看到黨不斷地為人民和國家設置戰略願景，並不斷將這種願景轉變為現實。同樣，黨完全可以根據民眾的訴求以及實際情勢的需要，進行自我調適，並理性地確定優先次序採取行動。當前，我們黨推進的空前反腐敗舉措，恰恰是領導層看到了民心所向，進行的一場「自我革命」。而沈大偉所沒能看到的是，反腐敗並不是一場運動。當前的治標之策，是為下一步從制度建設上根本遏制腐敗奠定基礎。
7. 黨的領導保證了政府的自主性，從而能夠突破利益格局的固化。沈大偉認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改革，由於要觸及大量的既得利益，不可能成功。他所沒有看到的，恰恰由於有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領導核心的有力推動，中國才能夠打破利益集團的阻撓，從而避免了奧爾森所說的現代西方社會分利集團俘獲的問題，持續推進符合人民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改革。我們對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進行過評估，發現到2012年，十年前提出的89.7 %的改革任務都基本完成。我們同樣可以預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三百多項規模宏大的改革，拿出任何一項在西方國家都只會是空頭支票，中國卻可以做到擲地有聲、抓鐵有痕。
在國家治理的不同層面，正是由於多元主體的充分參與，又保留中國共產黨領導貫穿其間，從而造成一種放而不亂、活而有序的體制，使得中國能夠將分散主體的自發適應性和戰略行動者的自覺適應性有機結合起來，就是毛澤東同志當年說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沈大偉談的中國體制所面臨的五個危機，只是中國空前速度的轉型和發展中必然遇到的階段性挑戰而已，不但完全可以在體制的框架內加以消化，同時有一些恰恰是中共自我調整能力的表現(例如他說的反腐敗、經濟改革、意識形態重建)。中國古人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在可見的將來，崩潰的恐怕不是中國的體制，而是又一個國際「預言家」的學術信譽。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政府有效管理的基礎
盧春龍
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的懷疑與否定，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那就是中國政府缺乏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這種論調，事實上構成了他們觀察中國的重要視角，所以每當中國經濟出現一些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預測中國很快走向崩潰。今年任職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預測中國崩潰也是如此。從表面看，他做出此預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在過去一年裡出現下行、面臨著調整與轉型的挑戰，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沈大偉懷疑中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
正當性(Legitimacy)一直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它強調的是統治者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如果一個政權長期缺乏統治正當性，那麼這個政權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人民遲早會起來推翻這個政權。所以，如何獲得人民的認可、取得統治的正當性，就成為現代政權首當其衝的任務。可以說，正當性對於任何政治體制都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促進政府的有效運轉，對於一國政權/政府的維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現代西方政治學者對於正當性的理解，強調的是法理型正當性，尤其是強調法理型正當性中的向下問責制和民主選舉制度，也可以說西方政治學者對於正當性的理解是局限在西方社會的現實政治運轉之上。西方式的向下問責制和民主選舉制度強調，如果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那麼這些官員就會對選區的民眾進行負責並且能夠對選區民眾的利益要求做出直接的回應。現在，西方政治學者把對於正當性的這一局限理解推廣到全球、推廣到廣大的非西方國家，並按照這一局限的理解，評判非議廣大的非西方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正當性的判斷，自然也是採用這一標準。
但是，一系列的民意調查數據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政府得到了中國民眾的廣泛認可與支持。比如，東亞晴雨計調查(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與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都設計了關於政治信任的調查問題，在過去20多年的調查之中，這兩項大規模的跨地區調查都得出了非常類似的結論：
第一，在不同國家之間，政治信任的水平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東亞地區的政治信任度平均要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與地區。
第二，中國的政治信任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中國民眾對於軍隊(人民解放軍)與政黨(中國共產黨)有著高度的信任與支持，中國的平均政治信任得分要遠遠高於東亞地區的其他國家。
與此同時，筆者在我國社會進行了一系列大樣本抽樣調查，這些大樣本抽樣調查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我國中央政府擁有民眾的積極評價和較高的政治信任度，這一信任度與全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在這裡，筆者重點介紹兩項調查結果：第一項調查是筆者2008—2010年在17個城市(北京、瀋陽、天津、成都、武漢、西安、鄭州、南寧、上海、廣州、深圳、青島、蘭州、貴陽、大連、南通、三亞)中進行的我國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調查。根據調查獲得的數據，我們分析發現，無論是在體制內部門工作的中產階層還是在體制外部門工作的中產階層，在對我國政體基本原則的認可上、在對我國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評價上、在對具體政府機構的信任上，都比其他階層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更高程度的認同。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新中產階層對於我國政體的基本原則有著強烈的認可與支持，這些原則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原則，政府、軍隊以及司法機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按照政治學者戴維·伊斯頓的分類體系，這一對於政體基本原則的支持屬於瀰漫型(diffuse)支持，這種瀰漫型支持是一種高級的穩定情感，實際上包括了對政治共同體和政府所奉行的基本價值規範的認可，更多的是一種情感上的忠誠度。
第二項調查是筆者2013年在全國9個省份、348個農村行政村進行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政治信任調查，這一調查測量了農民對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四級政府的信任度。問卷設計了1—9的測量量表，「1」代表很不信任，「9」代表非常信任，要求受訪者給出自己對四級政府信任度的相對位置。調查結果發現，我國農民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高(平均分為7.77)，與東亞晴雨計調查、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調查結果相比，7.77這一平均得分在全球範圍之內也是最高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調查發現，我國農民對於政府的信任主要來自於傳統政治價值、公共服務績效與經濟發展績效這三大因素。
首先，就經濟發展績效而言，中國政府有著高效的行政能力，能夠有效地組織經濟生產活動，在過去36年之中維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這一優異的經濟發展績效極大地提高了農民對於我國各級政府的政治信任。
其次，公共服務績效作為政治信任的一個重要來源，也在農民對於我國各級政府的政治信任方面發揮了顯著的、正面的作用。近些年來，為應對中國社會轉型的挑戰，我國政府加快了治理模式的轉變，逐漸由「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推行兼顧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多元治理模式。政府積極推進免費義務教育、合作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文化服務等民生福利和公共服務工程。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已經出現由經濟績效正當性向公共服務正當性的轉型。
最後，文化性因素，特別是我國傳統文化強調對於政治權威的尊重，非常顯著地影響了我國農民對於各級政府的信任度。這一發現實際上回應了派伊在《亞洲的權力和政治:權威的文化維度》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經典命題，那就是東亞國家在面臨政治現代化的道路選擇時，在面臨如何走上現代政治的發展道路時，不能夠簡單照搬西方關於政治權威的理念。西方理論家所強調的政治權威與個人之間的對立和二分，以及強調政治權威的「非人格化」特徵，都是基於西方的羅馬法傳統和基督教文化而產生。中國人關於政治權威的觀念，則強調了傳統的家長式權威觀念，並對政治權威寄托了道德上的依托與終極訴求。所以，在中國傳統中，人們強調更多的是對政治權威進行道德的、非正式的限制，對統治者進行道德的教化與感召。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政治權威的看法，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國農民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如此之高。
根據上述調查數據的發現，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與西方中國問題專家的預期相反，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政府得到了中國民眾的廣泛認可與支持。優異的公共服務績效與經濟發展績效、傳統政治價值構成了我國政府正當性的三大重要支柱。這就說明，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於正當性的理解存在著局限性與狹隘性，因為他們過於強調了西方式的向下問責制和民主選舉制度，而忽視了正當性的其他來源。誠如馬克斯·韋伯所說，一個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存在著多元的、混合的來源，而且這些來源之間並不存在優劣高下、先後順序之分。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中國崩潰論」看美國對中國研究的誤區
呂增奎
美國學者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斷言「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它退出歷史舞台的速度將超過許多人的想像」。在隨後《紐約時報》(3月15日)的「問答錄」中，沈大偉為自己的觀點進行了辯護，再次斷言中國共產黨處在一種「霍布森選擇或第22條軍規」的狀態中，無論怎麼做都會導致自身的崩潰。
與此前諸多的中國崩潰論相比，沈大偉教授似乎吸取了教訓，不再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給予具體的時間，說「我們無法預言中國共產黨究竟何時崩潰，但我們不能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正在見證著它的最後階段」。但是，他所列出的五個論據誇大了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的嚴重性，低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體制所具有的優勢，故難以支撐他的結論。因此，沈大偉教授的觀點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作為一名從事中國研究長達40多年的知名學者，沈大偉教授的研究向來比較嚴謹溫和。這次沈大偉教授卻一反常態，顯然不是為了博取人們的眼球(他指出《華爾街日報》上那篇文章的標題不是他本人所取的)，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實際上是近幾年來觀察和研究的結果。在諸多同行的教訓猶在眼前的情況下，沈大偉教授仍然就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前景作出具有高度風險的預言，這實質上反映了沈大偉本人乃至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所存在的幾個誤區。
首先，研究視野的盲區。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中，沈大偉曾經批評美國在中國政治研究中關於中國政治變革的探討缺乏宏觀上的系統性和比較視角，也缺乏更廣闊的視野，「對越來越小的東西瞭解得越來越多」，因而無法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未來作出預測。如果沈大偉對美國的中國研究視野這種「有微觀、無宏觀」的批評是正確的話，那麼沈大偉在最近這篇「中國崩潰論」的文章中的研究視野同樣存在著選擇性失明。沈大偉教授所列出的五個證據，包括2014年底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報告《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戰》中所列舉的十大改革挑戰，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國內都已經是老生常談，即使在其《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中也有較為客觀的分析和評判。現在，沈大偉教授既看不到中國共產黨對這些挑戰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也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擁有應對這些挑戰的足夠多的資源和經驗，就匆忙得出了悲觀的結論。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4月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福中心的研究報告《習近平治下的中美關係：以建設性的現實主義，來實現中美共同使命》就這樣明確地批駁了沈大偉的「中國崩潰論」，認為這是「一種無視錚錚事實的一廂情願」。
其次，研究方法的錯配。在美國，中國研究並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具體研究領域。這就使中國研究受到了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發展變化的影響，從美國對中國研究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美國的中國研究實際上就是各種研究理論的試驗場。從早期的極權主義、全能主義、現代化理論到威權主義理論，再到目前流行的合法性理論，這些理論輪番上陣，成為不同時代關於中國研究領域的主流範式。儘管一些學者也指出，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可能從社會科學的「消費領域」轉變為「生產領域」，但至少目前這種狀況並未發生徹底的改變。這種把西方社會科學中形成的理論和概念套用到中國這個特殊的對象上，就不可避免地會得出錯誤的判斷和結論。過去的各種「中國崩潰論」失敗的教訓就是證明。
就沈大偉教授的「中國崩潰論」而言，實際上仍然套用的是西方的威權主義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威權主義政權，要麼由於無法解決內部的問題而崩潰，要麼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轉入西方的民主政體，因此，無論哪一種走向都注定要走向崩潰。這與沈大偉教授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提出的「收縮—調適」分析框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沈大偉教授的「收縮-調適」分析框架確實是專門針對中國而提出的新分析框架，認為「儘管中國共產黨出現了收縮，但它仍然是一個相當強大和具有韌性的組織……問題與挑戰確實存在，但是實際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潰」。應當承認，這一結論是比較客觀的。
最後，研究理念的混淆。西方的政治學家在研究中國政治時，通常存在兩個混淆：一是把作為政治理想的民主與作為具體制度的民主混為一談，把民主理想等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不承認中國的人民民主是一種民主制度。二是把民主與選舉混為一談，似乎不實行全國普選的制度就不是民主的制度。因而，他們往往按照典型的西方政治評價標準，即多黨制、普選制和三權分立，來評判中國政治制度及政治發展。這樣的混淆，使他們在研究中國時往往既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劣勢，也看不到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
作為一名對中國有著深入研究的著名學者，沈大偉教授的「中國崩潰論」是如此地輕率，不僅與自己作為學者的嚴謹風格背道而馳，而且與自己多年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確實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如果將其放入到近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研究的整體氛圍中來看，就不難理解了。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和美國尚未擺脫金融危機而實力相對下降，美國學術圈中的「中國威脅論」逐漸升級，對中美關係的未來前景也呈現出越來越悲觀的趨勢，即越來越擔憂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與作為主導大國的美國二者之間是否會陷入不可避免的衝突中。從美國對中國研究的歷史來看，與「中國威脅論」如影隨形的總是「中國崩潰論」，似乎是為了化解「中國威脅論」的心理衝擊。
(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文獻信息部) | 
